方近二十年前，中共官開始在全社會實施的「網格化」管理，形成異常嚴密的維穩系統。這套維穩系統的建立，背後是如何運作的了？
中共「網格化」被指假防疫真維穩
河北省張家口市下花園區城鎮街道新花園社區，近日開始打著「防疫情、保冬奧」的旗號，安排網格員入戶走訪摸底。
來自《張家口日報》的這篇報道稱，下花園區將「社區、小區、樓棟、單元」劃分為四級網格，實行層級管理，由社區書記擔任一級網格長，共選配二級網格員132名、三級網格員531名、四級網格員1421名。推行農村「1+N」網格服務管理，將46個行政村劃分為249個網格，由各村黨組織書記擔任網格長，從村裏再選配249人擔任網格員。
網格員負責查出租房屋及報告所謂特殊人群等，實現「網格全要素、管理無縫隙」，為疫情防控、森林防火、信訪維穩、冬奧會籌辦等工作搞所謂「保駕護航」。
前述報道提到網格員的多項任務，其中包括疫情防控。
自從新冠病毒疫情爆發以來，當局使用嚴厲的防疫「清零」政策，一旦出現確診病例即全面封控，封小區、封戶，禁止出門。而「網格化」管理模式也成為中共宣傳「抗疫成績」和「制度優勢」的內容之一。相關信息常見諸網絡，如北京8.5萬兼職網格員實施「敲門行動」，湖北17萬名網格員入戶排查，江蘇30萬名網格員「沉入社區」。
《大紀元》獲得的一份江蘇省徐州政法委在2020年2月27日的文件，提到「全面發動全市各級網格中心、2.6萬名網格長和網格員」投入疫情防控。文件聲稱網格員「為群眾提供體溫測量、生活必需品代買、心理輔導和情緒疏導等服務，保障網格內居民生活需求」。
對中共維穩問題有深入研究的中國問題專家、時政觀察人士唐敖，今年12月26日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大力宣傳網格員為民眾排憂解難，或衝鋒在抗疫一線。這些只是網格員的表面工作，網格員最主要的工作，是監控和維穩，至於搜集、監控疫情信息，則只是網格化管理「重點信息全掌握」的附帶效果。
大紀元獲得來自山東省菏澤市鄆城縣委政法委的匯報文件，則借防疫的名義，強調了網格化管理的監控功能：將全縣55個小區的1360路自建監控探頭全部收編、接入了縣「雪亮工程」指揮平台；並利用全縣1100名網格員和雪亮工程影片監控系統，進行全天候影片巡查，創新了「影片監控+網格員」模式。所謂「雪亮工程」，是中共打造的覆蓋縣市鄉鎮區域的影片監控系統。
唐敖認為，中國民眾被困家中也是被中共強制的。無論是查體溫、統計社區疫情、還是團購食物，中國民眾本來都可以自行完成，是中共剝奪了中國人這些公共事務權利，甚至最基本的生存權，然後再安排網格員在搜集信息、監控民眾的同時，順便提供這些本來完全不必要的「社會服務」。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郭聲琨今年12月2日在黨媒發文，自曝網格化的工作目標是維護政治安全。郭聲稱，要深化「網格化」管理，「掌握維護政治安全主動權」。
中共「網格化」起源於江澤民製造的人權災難
網格（grid），在地理學、生物學和信息科學中都有廣泛應用，但被應用於社會管治上，在現代社會當屬中共首創。
百度上介紹：網格化管理中共所謂的行政管理改革，藉統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數碼化的平台，將城市管理轄區按照一定的標準劃分成為單元網格。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巡查，建立一種監督和處置互相分離的形式。
這套系統的重要功能是中共的綜治信訪維穩，及時掌握所謂不穩定因素，「對事關全局的重點人群和重大緊急事件進行預防控制和監督管理」。
維穩，全稱即維護國家局勢和社會的整體穩定，是中共為維持政權穩定，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管控的行動。始於江澤民掌權的1990年代。
據《中國改革信息庫》網站，1998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成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
旅美學者、作家吳祚來對大紀元說，中共主要的敵人是人民。
中共搞「網格化」管理的最初的源頭，則可追溯到2001年。
中共在2001年9月專門出台《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意見》，要求加強對社會的控制。文件中要求對民眾的監控措施「進村入戶，落實到人」。這份文件特別提到針對法輪功。
法輪功是一門以「真、善、忍」為生活原則的佛家修煉大法，外加五套煉功動作，可快速提升人的身心健康。但於1999年7月被遭到中共政府鎮壓，2001年是中共迫害法輪功最嚴重的時期。
法輪大法信息中心發言人張而平對大紀元表示，中共搞所謂的網格化，其實質是為了更加嚴格地監控百姓的一舉一動。特別是中共在1999年從迫害法輪功開始，製造了無數悲慘人權案例，包括活摘器官，執政者們非常恐懼，也害怕民眾和國際社會了解他們的各種醜惡行徑，從而引起強烈反彈。
他說：「中共是一個沒有合法性的流氓政權。無論他們採取甚麼樣的監控手段，紙包不住火，中共的罪行不斷地被揭露和公開化，他們逃脫不了被送上歷史審判台的厄運。」
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率先實行城市管理網格化。網格化管理初期由原建設部推動，隨後在上海、長春等數十個城市試點。之後，中共各地政府都成立了相關機構，組建規模龐大的網格員隊伍來執行中共的社會綜合治理。
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正式提出將網格化與社會綜合治理相結合、升級為中共的社會治理模式，並向全國推廣。
目前全國各地都設有網格化工作機構，如上海市黃浦區城市網格化綜合管理中心、武漢市武昌區社會管理網格化服務中心。
大陸媒體曾報道河南許昌魏都區的網格化案例：該區把全區劃分為408個網格。每個網格配備網格長、網格管理員、民情信息員、網格警員、網格監督員，網格長配有掌上網格手機，隨時向上級信息化平台上傳搜集、發現的問題。社會有信息員、網格監督員，及時報告「問題」。
大紀元獲得黑龍江省政府2015年上報中共中央綜治辦的內部報表，報道顯示，當年黑龍江全省劃分了42,640個網格，配備了51,295名網格員，其中22,707人是專職網格員，另外28,588人是由社區、村兩委成員、村居民小組長等兼任的網格員。
北京的「朝陽群眾」也屬於這類組織，官方定義這類組織，是所謂「群防群治」力量。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形容「朝陽群眾」是「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組織。
據大陸官媒《法治日報》今年11月1日報道，「朝陽群眾」至今已是一個擁有14萬人實名註冊的龐大組織。在朝陽區街頭，馬路上、傘棚下、地鐵外、小區前服務和巡邏的人員，保安、門衛、退休老人、志願者、快遞小哥、白領，都是「朝陽群眾」。
法輪功學員仍是「網格化」主要受害群體之一
相關報道顯示，中共大力搞運動式網格化，實際上最主要是針對社會管理領域，主要用於監控和鎮壓民眾。
明慧網2012年8月的一篇報道曾揭露，長春市南關區成立社會服務管理局，試點網格化管理。每個網格員配一台GPS定位手機，手機和控制中心電腦聯網。網格員的任務之一就是監控法輪功學員，包括將網格內「未轉化」法輪功學員的信息上傳到控制中心。所謂「轉化」，是指中共使用暴力等手段，強製法輪功修煉者放棄信仰。
關注中國人權狀況的《寒冬》雜誌2019年9月披露了中共網格員的重點任務，就是監控包括異見人士、宗教信仰者和上訪人員在內的不穩定因素。網格員每天都要在自己管轄的網格內巡邏，小到鄰居糾紛衝突，大到民眾抗議等等，事無鉅細都要用手機上報。
據《寒冬》還披露說，若網格內民眾有上訪、抗議等行為或發生群體性事件、而網格員未能在2小時內上報的話，網格員就會受到懲罰；若未能監控好異見人士、人權人士或法輪功學員等所謂敏感人員，網格員還會被加倍懲罰。若網格員舉報法輪功學員或上訪線索，每拘留1人可獲獎勵1000元人民幣。
中共還用金錢和利益鼓勵舉報。如2021年8月，山西省太原市民族宗教事務局公布了《群眾舉報非法宗教活動獎勵辦法（試行）》，其中第七條規定，「舉報獎勵金額一般為200元至1000元。提供重大非法宗教活動線索可提高獎勵金額，最高限額2000元。」
專家揭中共「網格化」與歷史上的保甲制根本不同
時政觀察人士唐敖對大紀元做網格化的解密分析。他說，中共以前對社會的控制，是沿著市—區—街道—居委會的體系，對中國人實施管控。而如今的「網格化」則是從居委會進一步延伸到「網格」，滲透進社區的家家戶戶，從而實現了對民眾前所未有的控制，因此也被媒體稱為「新保甲制」。
但唐敖指出，中共的「網格化」與中華民國時期乃至更早的「保甲制」，有著根本區別。過去的「保甲制」一般是政府基於特定目的（例如軍事或治安），發起的以民眾為主的基層自治。而中共的「網格化」管理，雖然被冠以「基層治理」的名義，其實是披著「公共服務」外衣的特務模式。中共「網格化」管理其實並非「群眾管群眾」的基層自治，而是中共的基層特務機制，是政府直接操控網格員，對網格內的每家每戶實施監控。
唐敖說：「將中國社會分割成牢籠式的網格，再把中國人關進網格裏，這就是網格化管理的實質，也是黨媒自稱的所謂基層社會治理機制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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