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看一個影片，大陸畫家陳丹青接受訪問，談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文化界百廢待興的局面，說當時作家阿城、王朔、王安憶等開始發表作品，令我想起我經歷的那些日子，以及中國文化一度的起死回生。
陳丹青是著名畫家，寫得一手好文章，口才也很好，他的演講和文章指點歷史，鞭辟文化，往往直搗要害，令人警醒。他是我的同時代人，比我小幾歲，我們的成長背景相似。
我生而不幸，在中共治下渡過青少年時代，我生而有幸，又親歷了中國文化一度復甦的盛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文學藝術從政治高壓之下掙扎出來，戰戰兢兢，乍驚乍喜，開始呼吸最初的新鮮空氣，那時我進入天地圖書，欣逢世道大變，也參與其中。
八十年代中，中國第一個作家代表團到香港訪問，那是香港中華文化中心主辦的一次活動，中心組織一批香港作家，和大陸作家代表團一起，到大嶼山宿營。大嶼山渡假村設備很簡陋，木架雙人床舖一張草蓆，三餐吃碟頭飯，但中港兩地作家在一起坐談閒聊，大家都很興奮。
那次來的作家有沙葉新、陸文夫、高曉聲、邵燕祥等，都是死裏逃生出來，剛剛開始發表作品，人人都有劫後逢生的驚喜興奮。
自此以後，中港文化交流日益頻密，大陸作家的作品在香港不斷推出。我們當時組織了一個系列作品，包括王蒙、張潔、叢維熙、劉心武等，後來新作家如雨後春筍出現，這個文叢又加入賈平凹、王安憶、蘇童、梁曉聲等青年作家，蔚為一時之盛。
大陸文學藝術自此大改觀，好作品不斷湧現，新作家不斷冒頭，年輕一輩不滿足於回顧苦難，開始觀察現實生活，有的接觸政治敏感題材，有的觀察文化新動態。
上海女作家衛慧寫了一部小說，名為《上海寶貝》，涉及年輕人性開放及吸毒等文化現象，我們拿到這部書稿，急急推出市場。有大陸文化幹部來香港，聽說這件事，提醒我說，出這種書要給讀者提供指導，我說香港出版社不會給讀者指導，讀者會指導自己。
後來又冒出來一個女作家叫木子美，寫自己的性生活，直言無忌，一度引起很大爭議。我們也出版了她的散文，志在反映中國大陸社會生活的巨變。
當年這種作品，放在今日都會成為重罪。中國文學藝術曾經掙脫政治高壓，爭取自己的生存空間，那時我們都以為，照此趨勢發展下去，中國文化大有前途。誰知二十多年過去，中國又回到原點，不但回到原點，還越過原點，走回文革去了。
今日香港連說「香港加油」都有罪，更遑論文化上的開放了。政治先變，文化也不得不變，文化變，世俗生活也變，人心也會變。香港人經歷這種文化巨變，精神上都像受苦刑。
陳寅恪先生論及王國維之死，說：「當一文化變遷之時，凡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痛苦，其承受此文化之量愈閎，則所感之痛苦必愈深。」
余英時先生談及陳寅恪先生時，也說:「陳先生一人之所嚮往者亦即吾輩今日流亡海外之士及天下蒼生所日夜焚香祈禱之事也！雖然，吾實不能無疑而更不能無憂。以如此之人心，如此之世局，欲挽漢家十世之阨，吾誠不知何術以致之，此即陳先生所以寄望於『人事終變，天道好還』，其志為可悲而其情尤為可憫也。」
兩位前輩說到文化之淪落，均沉痛無以復加，但余英時先生文中有「人事終變，天道好還」八個字，卻是這些話中之眼。何為天道？世上本無天道，天道即世道，世道即人性，人事終變，依據就在人性，天道好還，依據也在人性。
大陸今日已萬馬齊瘖，香港今日也禮崩樂壞，中共極權統治，似乎無孔不入，所向無敵，但萬事可變，人性不會變，人性不變，世道就會循環，就會天道好還。
此所以形勢再惡劣，我總是對香港未來有信心。香港人在香港文化中浸淫百年，西方價值觀早已深植在我們生命深處，誰都無法鏟除。我們在困難的時候，不要忘記香港曾經有過文化鼎盛的日子，不要忘記我們喜歡甚麼，憎惡甚麼，不要忘記自由自在生活是甚麼滋味。只要我們對從前的日子還有懷念，對未來的日子還有想像，我們一定會等到光復香港的那一天。◇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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