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觀察】揭京城神秘組織「朝陽群眾」

在中國首都北京，官方熱捧的「朝陽群眾」，被認為是協助防衛政權的特務組織。這一模式還在不斷的複製、擴張。

一份名為「北京市培育發展社區社會組織專項行動實施方案」的文件，要求明年開始到2023年，北京市逐步實現城市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15個社區社會組織，農村社區平均擁有不少於8個；每個社區培育不少於2個如「西城大媽」、「朝陽群眾」等所謂「品牌」社區社會組織。

官方定義這類組織，是所謂的群眾自治，是「群防群治」力量。在北京，這樣的組織還有很多，被官方宣傳最多的是「朝陽群眾」和「西城大媽」。其中「朝陽群眾」被網民稱為「世界第五大情報組織」的最後一個，前四個分別是美國中情局，蘇聯克格勃，以色列摩薩德，英國軍情六處。大陸官媒也紛紛引用這一稱號。

「朝陽群眾」作為中共日益強化監控社會的整個系統的一部份，隨著運作細節曝光，近年引發廣泛批評。人權觀察家認為，這類組織發展了中國社會底層之惡。

無處不在的「朝陽群眾」

據大陸官媒《法治日報》11月1日報道，「朝陽群眾」至今已是一個擁有14萬人實名註冊的龐大組織。在朝陽區街頭，馬路上、傘棚下、地鐵外、小區前服務和巡邏的人員，保安、門衛、退休老人、志願者、快遞小哥、白領，都是「朝陽群眾」。

據說「朝陽群眾」的職責是發現「壞人」，官方會對其培訓如何「發現滋事傾向人員及時報告」、「發現違法犯罪線索及時報告」、「發現可疑人車物品及時報告」等。

報道說，他們的特點是「愛管閑事警惕性高」，「連下樓扔個垃圾都會留個心眼兒」。

北京街頭處處可見一些所謂的「志願者」——東城大媽、西城大媽們。她們的薪資有的能高達4千多元。資料圖:北京的所謂志願者大媽。 ( Guang Niu/Getty Images)

另一家官媒《法制晚報》披露，「朝陽群眾」組織成員遍及城市鄉村，無處不在但卻無名無姓。目前「朝陽群眾」隊伍還在擴大，更多人選擇不戴袖標。

參與這一組織的真實數字，可能遠比官方報道的要多。

在專制的中國，「朝陽群眾」可能會做一些舉報嫖娼吸毒的事，但近年這類組織更主要是幫助政府打壓異見人士、維權人士、宗教信仰團體、以及訪民等弱勢人群。

在上個月，北京多位維權人士宣布將參加北京市基層人大代表選舉，但他們的競選活動受到諸多阻擾、恐嚇，最後不堪承受地方維穩系統的壓力，「為了人身自由和生命安全」而退選。其間阻擾他們的，就包括戴著紅袖箍的「朝陽群眾」。

人權律師：「朝陽群眾」帶有恐怖主義性質

今年3月，中共中央機關刊物《求是》雜誌發表習近平一篇文章提及要重視基層工作，強調所謂新時代「楓橋經驗」。

所謂「楓橋經驗」是1960年代初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創造的一種「發動群眾，對階級敵人加強專政」的經驗。

習近平在2017年視察北京時，曾讚「朝陽群眾」「西城大媽」補充了政府力量不足。

旅美中國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像「朝陽群眾」這樣的組織，中共會給它合法的外衣，但它並不符合自然法：「因為你鼓勵群眾去揭發或者舉報，無形之中把人與人之間的這種關係打破掉了。你不知道誰是可信的。它把整個的人類倫理破壞掉。這是最可怕的地方。」

吳紹平說這跟文革那時搞人鬥人一樣：「我認為它是帶有恐怖主義性質的組織。」

他認為中共更多是出於政治的需要、維穩的需要設立和擴大這種組織，事實上就把人性之惡的東西給激發出來了。

「朝陽群眾」曾舉報過許多吸毒嫖娼的藝人和知名人士。最早是2013年8月出事的網絡大V、美籍華裔天使投資者薛蠻子。案發後，薛蠻子還被上央視「認罪」。薛蠻子曾熱衷點評、轉發公共事件，批評政府作為。

最新一例是，今年10月，中國著名鋼琴家李雲迪被北京市朝陽區警方因嫖娼行政拘留。朝陽警方也稱，此案的線索由「群眾舉報」而來。李雲迪隨後陷入中共宣傳口全力打擊的目標。

但至今我們沒有看到中共官員出現在「朝陽群眾」舉報的名單中。

吳紹平表示，「朝陽群眾」如果這麼厲害，應該去監督官員，「中共的貪腐依然是相當的嚴重，朝陽群眾真正應該發揮作用的地方沒發揮作用。他們有權力監督官員嗎？他們就是出於政治的需要，監控民眾、監控所謂的藝人、監控訪民，監控宗教信仰群體，包括法輪功學員，這體現了底層之惡。」

「還有教培行業現在也成為了打擊的對象。這是一個笑話，就是讓這些人斯文掃地。本來就靠這個賺點錢。結果現在跟嫖妓的人一樣啊，可能隨時被朝陽群眾舉報。」

學者：中共擴大朝陽群眾等組織規模是一種臨戰狀態

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將打造更多類似「朝陽群眾」、「西城大媽」的組織，並說到2023年，北京每個社區將培育不少於兩個成為「品牌」的社區社會組織。

旅澳法學家袁紅冰對有關時間點表示關注，他對大紀元解讀說，中共可能要準備發動台海戰，2023年接近了台灣的下一次大選，也接近了美國總統拜登任期的最後時段。他認為中共現在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使中國的國家體制進入臨戰狀態。

袁紅冰說，「它（中共）對經濟的國家壟斷，對政治的國家壟斷，對文化的意識形態的國家壟斷都在強化。那麼社會控制，它也會強化，像搞朝陽大媽這種接近於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謂群眾專政，這種形式實際上就是一種臨戰狀態。」

今年10月16日，中共官方媒體微博賬號@鈞正平曾發帖，號召「朝陽群眾」參與維護中共的政權安全。帖文聲稱，需要「朝陽大媽」，也需要「撈銅漁民」，打一場反間防諜的「人民戰爭」，云云。

另外，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18日召開會議，審議的三項文件之一是《國家安全戰略（2021－2025年）》。會議強調首要保政治安全，「嚴密防範和堅決打擊各種滲透顛覆破壞活動」。

對此，袁紅冰表示，從大的方面講，中共也是為了使整個國家體制進入一個臨戰狀態。

他披露在緬北叢林，2020年創建的一個中國武裝反抗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地。有11個組織，其中的V字旅是最有戰鬥力的一支隊伍，已公開發布一個政治宣言式的影片。今年夏天中國武裝反抗運動各個組織，包括V字旅在內，都做出了一個決定，就是要抽調相當大的一部份力量潛回國內，準備在中共的二十大前後，特別是準備在中共可能武力犯台的時候，對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機器進行打擊。這引起了中共的極度恐懼，將之視為國家安全的第一號案件。

他認為中共政治局制定國安戰略，相當程度上就是針對V字旅準備返回國內，展開武裝反抗運動的一種回應。

北京市民：朝陽群眾模式四十年前就有雛形

北京吳女士11月19日對大紀元表示：「像朝陽群眾這個模式早就實現了，甚至解放（中共建政）就有。三十年前、四十年前，我們一個樓就有一個樓門長，那時候還有五層樓，每一層還有層長，那時不叫朝陽群眾，那時叫街道積極份子。大院裏邊有個院長。過去有個大排房子，一排房子也有一個排長。」

根據《法治日報》報道「朝陽群眾」的歷史，中共建政初期，從1949年到1958年朝陽區正式成立的10年間，轄區內就已經建立了城鄉治保小組，治安巡邏隊。1952年6月，建立了49個治保會，後調整增至110個，擁有委員1187人。

「朝陽群眾」的「成就」很早就被官方喉舌報道，《人民日報》曾於1972年發表一篇題為《蘇修間諜落網記》的通訊，當中指出「朝陽群眾」曾配合公安捉拿了6名蘇聯間諜。

北京吳女士披露參與這類組織的一些情況：「比方說你退休，你要沒活幹，主動找你去。開會給紅袖標，發個馬甲，然後到馬路站去，結束以後給點東西，給個甚麼積極份子。

「給不給錢我不知道，給東西我知道，發個米發個面，發點兒衣服，然後還有去玩兒的，這是肯定的。

「甚麼都管，小區來一個生人，好幾個人盯著你。有人馬上就會跟居委會匯報。」

「都習慣了，從小就這樣」，吳女士說：「對人員的把控非常嚴格，不可能有風吹草動，取消了不可能。現在我們科技發展更多是對人的控制，就是要你老實聽話。」

在北京召開的十九大期間，戴紅袖章的「志願者」大媽。（WANG ZHAO/AFP/Getty Images）

知情人：類似「朝陽群眾」的組織各地都有

湖北潛江工行維權人士伍立娟19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稱，「朝陽群眾」各地都有，在湖北監控她的就是當地的「朝陽群眾」，但沒用這個名字。

「沒有掛名字，我們這邊也讓那些老太太們戴個紅袖章執勤，就是這種情況，一樣的」，伍立娟說，這些人都是以防盜、巡邏安全的名義工作，但真正有小偷、有歹徒，卻不大管。

進入大數據時代，「朝陽群眾」和現代科技，正成了當代有力的「老大哥」組合，把每個人變成了透明人。

伍立娟表示，我家門口被裝了監控錄像頭，「他們（監控者）自己說，我們都知道你幹啥。他們手機都是監控。」

「他們監控我。我出門坐巴士，晚上幾點睡，幾點休息，他們都掌控，然後給上面匯報。有時每天十幾個人。有政府的，有公安局，也有銀行的。」伍立娟說。

上海市民何葉（化名）向大紀元披露他所了解的街道級別的監控內情：街道辦裏面有一個負責司法的人，但他是負責監控的，他手下有幾個人幫他一起完成監視任務，按監視名單去摸清被監視人的情況，每天下午三點半報告給他，該人四點鐘之前匯總向上（市維穩辦等）報告，報告時間不能拖到下午四點紅線，過了四點會被撤職。而且這條監視線跟派出所沒關係，跟安全局有關。

「盯的很緊，無法想像，現在沒有戰爭沒有甚麼，他對監視的人監視到這個程度，（報告時間）不能差一分鐘，拖了像大難臨頭。這種不是正常的工作，完全是軍事化的，戰爭模式，逼迫到這個程度。這種上面壓下來的監視監控，根本不是一般老百姓能想像的。」

曾在上海工作的人權律師吳紹平表示，類似「朝陽群眾」這類的人員，上海街頭也有，但北京是監控最為嚴重的地方，它害怕政權不穩，就用這種方式來打造所謂的穩定的首都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