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個跡象顯示，隨著中國經濟越發成熟，底層陞遷的路徑幾乎停滯。更多的躋身上層機會被富人和有政治關係的精英人士的子女所獲得；來自貧窮或農村家庭的孩子更難有機會出人頭地。
新加坡國立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的學者2021年發表的一篇有影響力的論文發現，20世紀80年代出生在中國社會底層家庭的孩子比20世紀70年代出生的孩子更不可能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躋身上層，中國出現「越來越多的代際貧困陷阱」。
這篇發表在《美國經濟期刊：經濟政策》2021年2月的文章（題為「中國上升的代際收入持續性」）說，在中國「八零後（1981年至1989年出生的人）中，其父母屬於中國經濟金字塔的底部20%的人口，有7.3%的「八零後」進入社會的最頂部20%的群體。
對比「七零後」（1970年和1980年之間出生的類似人群），則有9.8%的機會上升到前20%的最頂部群體。出身貧困家庭的「七零後」躋身頂層的總人數比「八零後」多出數百萬人。
研究說，統計表明代際貧困傳遞在不斷增加，來自最弱勢家庭的孩子上升到頂層20%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另一方面，階層固化現象越發嚴重。從收入為前20%父母的子女仍能留在最頂層收入群體的比例來看，「七零後」約為45.9%，對「八零後」來說，則上升到48.7%。這表明，富人的後代越來越有可能與他們的父母保持同樣的經濟地位。
文章總結說，調查結果顯示，中國社會不平等與代際收入流動之間呈現顯著的正相關關係，說明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來自貧困家庭的孩子爬上社會經濟階梯的可能性越小，代際收入持續性越強。
通過教育實現階層跳躍的路被堵
在中國，對貧困家庭或農村家庭的絕大多數孩子來說，上大學是打破階層的唯一通道；越是上好大學，日後出人頭地的機會就越多。
1990年，在清華大學就讀的學生中，約22%來自中國農村，但到2016年，這一比例為10.2%。雖然中國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這種轉變，但研究人員表示，中國的城市化速度還不夠快，不足以解釋如此巨大的轉變。
寒門更難出貴子。「蟻族」概念的提出者、學者廉思2011年在實地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家庭狀況與所考入的學校成正比，「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
根據清華大學和史丹福大學學者2013年的研究發現，中國貧困、農村地區參加高考的學生，上211工程大學、頂尖大學的機率，要比城市學生分別低11倍、43倍。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因素是教育上的投資差異。根據安盛投資管理公司的數據，一些一線城市的普通家庭已經將他們實際工資的四分之一用於輔導子女。顯然，農村學生沒有這樣的家庭機會。
北京市文科狀元熊軒昂2017年在接受中國國內採訪時直言，自己是中產家庭的孩子，又生在北京，這些教育上得天獨厚的條件，農村學生沒有享受到。
6億人月收入140美元v.s.千個億萬富翁
還有，隨著相對流動性下降，中國的不平等現象也在不斷惡化。1978年，中國收入最高的10%的群體和收入最低的50%群體各佔全國總收入的約四分之一。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到2018年，中國收入最高的10%的群體佔全國總收入的40%以上，而收入最低的佔據中國一半的人口的收入綜合不到全國總收入的15%。
2020年，中國最富有的前1%的個人擁有全國約30%的財富，比2000年增加10個百分點。對比同一時期，美國最富有的前1%的人控制的財富份額僅增加了2.5個百分點。
從歷史上看，國家快速工業化往往會導致更高的社會流動性，至少在最初會有較多底層人躋身上層；而隨著國家變得更加富裕，這種代際現象才會變慢，停滯不前或逆轉。其中政府政策選擇，如對教育和醫療的重視程度，以及如何對財富徵稅，都會產生影響。
根據中國研究公司胡潤百富的數據，2020年中國成為第一個居住在本國的十億美元企業家人數超過1000名的國家，億萬富翁數超過了排在其後的美國、印度和德國三個國家的總和。
但是，中共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公開承認說，中國有6億多人平均月收入不到140美元（1000元人民幣），他們約佔全國40%的人口；這一月收入比2020年生活在中國農村月平均支出還要低40美元。
資源流向了最上層 紅色貴族永遠享有特權
哈佛大學社會學副教授周翔告訴《華爾街日報》說，在20世紀50年代至90年代期間的成年中國人大多經歷了「水漲船高」的局面。
20世紀70年代末，中共為避免危機，開始進行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改革後，許多普通貧窮家庭中湧現出一批富豪。
但隨著中國經濟的成熟和增長速度的放緩，資源帶來的更多好處流向了跟政府有良好關係的個人。新興的私營部門允許行政精英通過政治影響力和社會網絡積累財富，許多中共政府官員自己變成了企業家。
2021年揭露中共腐敗、紅色家族如何運作的新書《紅色輪盤》（Red Roulette）中說，中國企業家的「黃金時代」以及這個時代已經消退。
作者是中國女富豪段偉紅（英文名Whitney）的前夫、現居英國的商人沈棟（Desmond Shum）。他說：「鄧小平在1978年開始經濟改革並不是因為他相信民營企業家精神，而是因為當時國家破產了。」「為了救國，黨必須讓私有制和企業家精神蓬勃發展。」「他們從未改變，這是權宜之計。」「只有在危機時期，黨才會放鬆控制。」
沈說，「紅色貴族將永遠享有特權」。「他們從小就去不同的幼兒園和學校，住在不同的院子裏。……這就是這個系統一直以來的運作方式和結構。如果你和中國的政治權力沒有聯繫，你就永遠不會做成任何有意義的事情。」
包括哈佛大學社會學家雷雅文（Ya-Wen Lei）在內的研究人員在2020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發現，隨著中國人的經濟期望值提高，他們對不平等現象越來越不能容忍。
底層躺平 不滿社會不公 高層緊張封殺
四川省重慶永川青年小姜（化名），從16歲開始一個人去大城市闖蕩；到了2021年5月，三十多歲的他因在工地幹活時被鋼筋打傷，住了兩個多月醫院回到鄉下、開始「躺平」生活。
「你沒背景，家裏面沒貴人相助。」他告訴大紀元，「我現在想通了很多事，掙錢是甚麼嘛？你掙錢掙得結果把自己弄傷了，弄殘了，弄病了，根本就沒意思。你把這些錢全部送給醫院。」
「我現在在農村，我有自己的房子，有吃的，有住的。」小姜表示。
大陸法律人士許先生早前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指出，中國人還是比較有奮鬥精神的，「但是你付出努力卻沒有相應回報的時候必然會有一種對抗情緒，無論這是積極還是消極的」。
「躺平」成為中國年輕人的一種潮流，他們對有限的職業上升空間和漫長的工作時間越發厭煩；他們拒絕從事那些不能讓他們出人頭地的工作，背後折射的是現代中國年輕人面臨的壓力與困境。
中國金融學者賀江兵告訴自由亞洲電台，「你再怎麼奮鬥也是階層固化，再怎麼奮鬥，無非就是搞個『996』，也就累了。種種原因導致這樣不結婚、不生孩子、不消費、不買車……這樣的生活。」
996是每天上午9點上班，晚上9點下班，每周工作6天，普通工薪階層發現，他們無法看到成功的希望。而且在民營企業規模縮減、人口老齡化壓縮年輕人就業空間、家庭開銷日益增加之際，生活的壓力越來越大。
比如：高不可及的房價。根據房地產經理人公司高力國際集團的計算，截至今年6月，北京的平均房價約為家庭年平均可支配收入的25倍，上海為20倍。相比之下，倫敦的這一比例不到8倍，紐約市約為7倍。
中共衛健委官員在2021年5月31日就「三孩政策」答記者問時承認，近年來，民眾生育意願降低，排在前三的原因是「經濟負擔重」（佔75.1%）、「沒人帶孩子」（佔51.3%）和女性職工生育後工資下降（佔34.3%）。
因「躺平」一詞代表遭遇社會不公，很快遭到中共當局封殺。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6月分析說，躺平的出現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挑戰了中共官方的價值觀，在黨國一統的中國，任何不順從的苗頭，或者可能孕育一種反對甚至反抗的萌芽，都令官方十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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