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嚴控金融，近年來把金融開放當作一張大牌來打，尤以債市為重點，而一些國際金融機構也積極呼應、做市，好不熱鬧。如這三件事。
其一，10月29日，富時羅素世界政府債券指數（WGBI）正式納入中國債券（據說，業內人士預估，以此為新起點，中國債券市場有望迎來萬億規模資金）。此前，2020年2月和2019年4月，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債券指數相繼對中國債券敞開懷抱。中共得意洋洋：一年納入一個指數，三年「集齊」國際三大債券指數，這是開放的中國債券市場跑出的「加速度」。
其二，10月27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將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境內債券市場取得的債券利息收入免徵企業所得稅和增值稅政策的實施期限（原本自2018年11月7日起至2021年11月6日止），延長至「十四五」末，即2025年12月31日。
其三，4月15日，標普全球評級發布報告《中國境內債券市場：國際投資者的最後一片藍海》稱：高達17.4萬億美元的債市總存量，超過同等美元債100個基點以上的實際收益率，與全球資產之間較低的關聯度，都說明了中國境內債券市場的潛力。但外資持有部份目前僅佔3%左右。標普全球評級預計，中共大力開放境內債券市場的措施，將會吸引外資較大規模流入。
形勢看似誘人。根據中共方面數據，境外機構持債總規模於2017年9月末突破萬億元，2019年7月末突破2萬億美元，2020年10月末突破3萬億美元；截至2021年9月末，境外機構持有的銀行間市場債券達38,449億美元，是2017年9月末數據的3.6倍；按此節奏，將很快邁入「4萬億時代」。
陸媒就此大力宣揚三點：境外機構繼續買買買；力證人民幣資產吸引力；外資增持成為長期趨勢。
不過，進一步分析相關數據，可能發現並不是這麼回事。本文做三點解讀。
第一，今年七月以來外資流入大幅回落，這應是一個轉折性信號。
11月9日，路透社根據中央國債登記結算有限公司（China Central Depository & Clearing Co. ，簡稱中央結算公司或中債登）最新數據計算，境外機構投資者10月增持中國銀行間債券226億元人民幣，較9月增量降逾七成，亦創下今年3月以來七個月新低；其中當月增持中國國債241億元，亦較9月增量降近七成。
而中債登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境外機構投資者累計增持人民幣債券4,149.91億元，同比增長逾四成。但此後三個月，累計增持僅1,000億元左右，這個落差實在太大了。如果與2020年境外機構全年累計增持10,670億元這個數字比較，就更應視為一個轉折了。這不僅使渣打銀行今年年初的預測（「2021年外資流入中國債市規模將達到1.3-1.5萬億元的歷史新高」）落空，也終結了2017年以來外資高達40%年增率的增長趨勢。
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辯稱，在全球經濟逐步恢復以及大國貨幣政策轉向的預期下，外資購買債券保持了一定規模，而且向疫情前的常態回歸，這是一個正常的表現。辯稱顯然是蒼白無力的。中共花那麼大力氣搞改革、開放債市，為的是甚麼？不就是希望外資大規模湧入，一方面支撐經濟發展和轉型，一方面以此牽制美國可能的「脫鉤」和金融戰嗎？如果外資流入緩慢，不是枉費心機了嗎？
而今年七月以來債市的外資流入大幅回落，在3月就有苗頭了。《華爾街日報》4月20日刊發《外資大舉買入中國國債的勢頭停滯》一文，援引中債登數據，指自2019年2月以來外資持有中國國債規模首次下降，從2月份的2.06萬億元人民幣降至3月份的2.04萬億元，降幅約1%。
外資流入大幅回落，表面因素是中美國債利差縮小，但從更寬管角度講，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中共當局經濟政策妄動，打壓大型科企、多個行業，讓中國企業市值縮水了近一萬億美元，引發政策恐慌；二是中國經濟走勢不振，高盛、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等投行，都紛紛下調了對中國經濟增長的預期。這兩個原因，都不是短期內能夠逆轉的，由此可以推斷，外資湧入中國債市的高潮已過。換言之，外資對中國局勢的判斷正在發生重大變動。
第二，外資受中國國債吸引，對信用債興趣不大。這表明外資對中國經濟形勢的判斷遠非樂觀。
2020年11月21日，中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為3.33%，美國為0.83%，當日中美十年期國債利差已達249.94個基點，登上歷史峰值。今年以來，中國的10年期國債收益率在3%上下窄幅波動，相較於實施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發達經濟體的國債收益率，表現出了比較高的投資價值。這是外資較大規模購買中國國債的主要原因（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也是一個基本因素）。
但是，在低利率甚至負利率的國際金融環境中，中共利用相對的高利率吸引外資購買國債，為外資提供巨大的套利空間，為其支付巨額國債利息收入，從經濟角度而言，是個合理選擇嗎？這在經濟學家中是有爭議的。
中國的國債和政策性銀行債，基本無風險或風險較低，是外資購買主力。中債登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9月末，境外機構持有銀行間市場債券3.84萬億元，主要託管券種是國債，託管量為2.28萬億元，佔比59.3%；其次是政策性金融債，託管量為1.08萬億元，佔比28.0%。
至於信用債，雖是中國債市的一個主要品種（例如，2020年發行12.2萬億元，佔當年債券發行總額的21%），但風險太大，外資涉足較少。去年11月17日，國企永城煤電突發違約和今年9月爆出的恒大違約，更是重擊了本就脆弱的信用債。今年8月17日，中共的央行、發展改革委等等六部門聯合發布《關於推動公司信用類債券市場改革開放高質量發展的指導意見》，但也解決不了多少問題。外資一般是不會輕易淌這個渾水的（追求高收益高風險者例外，這類人不多）。
第三，百萬億規模的中國債券市場，國際投資者持有比例僅約3%，這一事實本身就揭示了外資對中共嚴重持疑。
進入21世紀，中國債市場規模急劇膨脹。2002年存量不到3萬億人民幣，2012年底債券託管量已達26萬億元人民幣，2020年存量更突破100萬億元人民幣。截止2021年9月底，市場餘額達到128.1萬億元人民幣，位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
但是，如此巨大規模的債市，截止2021年9月底，境外機構在銀行間市場人民幣債券持有總額僅38,449億元，佔比僅約3%。
這不僅遠低於美國的28%和日本的14%，也大大低於巴西（9%）等新興市場國家。同時，這也與中國經濟規模的國際佔比極不相稱。2020年，中國GDP（101.59萬億人民幣）佔世界比重約為18%，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32.16萬億人民幣）佔世界比重約為13%。另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9月30日發布的數據，今年二季度，人民幣外匯儲備總額超過3,100億美元，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佔比升至2.61%，達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自2016年開始公布人民幣儲備資產以來的最高水平。但這一份額，遠低於人民幣在特別提款權（SDR）中10.92%的權重。
這就凸顯了中國債市、中國金融和中國經濟的另類了。同時，這也表明了國際社會對中國開放債市的謹慎態度。
舉例而言，在富時羅素世界政府債券指數（WGBI）正式納入中國債券前夕，9月22日，全球最大的養老基金（總資產規模193萬億日圓，約1.729萬億美元）——日本政府退休金投資基金（Government Pension Investment Fund, 簡稱GPIF）考慮到清算和流動性方面的問題，決定暫不投資者民幣計價的中國國債。
換句話說，中共付出了極大的經濟代價，用相對高利率利誘外資購買其國債，總體上也沒有達成其目的。
相比較而言，因為存有基本信任，即使德國、日本的國債收益率為負，卻還有人爭著買。例如，日本證券交易商協會數據顯示，2021年6月海外投資者淨購買了4.06萬億日圓（約合370億美元）的日本國債，創歷史第二高紀錄。據悉，海外投資者購買的日本國債多為2—5年期的，而目前日本10年期以下的國債收益率全都是負的，2—5年期的國債收益率均在負0.13%—負0.15%之間。
兩相對比，這不就鮮明地揭示了國際社會對中共的深深懷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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