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同類們來說，真理就是黨現在所宣揚的路線，也就是說，直到它被新路線所取代。
這就是英國著名小說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偉大小說《1984》的主題。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真理部工作，不斷地修改歷史記錄，以符合黨的當前路線，特別是，那些遭到清算的人被故意遺忘，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自1949年以來，在共產中國，真理就是這樣被包裝的，就像蘇聯從誕生到解體一樣，持續不斷。因此，當約瑟夫．史太林（Joseph Stalin）的秘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被他的繼任者處決時，《蘇維埃大百科全書》（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編撰者收到指示，將讚美貝利亞的頁面替換為關於貝林海（Behring Sea）的內容，貝利亞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人。
但事實是，每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敵人都是真理本身，文明社會的其它價值觀和原則也是它們的敵人，特別是《獨立宣言》的核心主張，這不僅僅是美國人的事，按照（前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說法，繼《大憲章》和英國《權利法案》之後，《獨立宣言》是第三個偉大的權利契約，西方核心的英語國家人民的自由，就是建立在這一契約之上的。
《獨立宣言》闡明了人被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基本原則，無論誰是最高統治者，這一原則與共產主義不一致。
後者很重要。美國和許多民主國家都有一個強大的施壓團體，我們可以稱之為「共產中國游說團」，他們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目前中共問題的唯一來源。
事實並非如此，邪惡的根源是共產主義。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用健康人的器官，進行邪惡的器官移植交易。
事實是，共產主義現在和將來都與文明格格不入，我們不能指望共產主義政權採取適當或體面的行為，即使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相信他們說的話。
以COVID-19的疫情統計為例，我們被告知，在擁有2,600萬人口的澳洲，死於該病毒的人數將很快超過擁有14億人口的共產中國。
顯然，任何明智的人都不會把中共的統計數據或他們說的話當真。奇怪的是，只要主題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這個常識似乎就不適用了。
同樣，任何明智的人在要求揭露可能令中共難堪的事情的真相時，就必須預料到敵意的反應，就像澳洲敢於提議，就大流行的起源進行國際調查時所發生的那樣。
澳洲唯一的錯誤，是允許受中共嚴重影響的世界衛生組織牽頭進行調查。
澳洲本應向前美國政府提議成立一個特別國際法庭，調查病毒起源，評估責任，並在適當情況下評估損害賠償。
如果裁定了賠償金但沒有支付，立法可以授權從澳洲境內，由有罪國家最終控制的資產中獲得補償，比如達爾文港（Port of Darwin，山東嵐橋集團以23億人民幣的租金，向澳洲租借達爾文港99年。）
澳洲因要求對病毒起源進行調查，而受到北京越來越多的非法經濟處罰，如果我們履行合法的國際判決而扣押這些資產，中共幾乎無能為力。澳洲至少可以收回一系列優質的戰略資產。
關鍵的一點是，我們不僅不能依靠來自中共的信息或真相，而且它還控制著一片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保護工人權利的領土。
這一切並不是習近平造成的，而是自1949年以來就一直存在。
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歐洲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垮台，中共的一貫目標就是避免類似的命運。
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借鑑了前蘇聯領導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在1922年將蘇聯從早期崩潰中拯救了出來。鄧小平追隨列寧，帶領中國搞有「中國特色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列寧從未打算將「新經濟政策」永久化，他的話說明了共產主義者的真實意圖：「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絞死他們的繩子。」他們確實做到了，史太林改變了方向，將經濟社會化，迫使階級敵人實行集體化，包括強迫富農耕種，並殘忍地利用饑荒摧毀他們。
鄧小平對西方的貢獻比列寧多，這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市場，讓西方精英們眼花繚亂。
2000年，比爾．克林頓在歡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上，賭了一把。他允許中國加入該組織，卻沒有最基本的保障措施，以確保中共不做以下事情：無視規則、竊取或強行掠奪遠比最近贈送給塔利班的850億美元的現代武器更重要的東西——美國龐大的知識產權。
從歐洲到澳洲，西方領導人和大企業都盲目的跟風。
因此，這些精英們挽救了一個暴政，使其免於重蹈羅納德．列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帶給蘇聯的命運。
精英們背叛了美國、澳洲和西方的工人，工廠被關閉，產業轉移到中國。精英們背叛了中國工人，從壓制他們的基本權利中牟取暴利。
然而，這些精英經常被中共欺騙，讓他們的國家變得依賴中共。只有在前美國政府執政期間，這一趨勢才短暫扭轉。
現在，從美國到歐洲和澳洲，同樣是希望西方工業回到中國的「共產中國游說團體」，正拚命試圖恢復這種依賴。他們對此有統一的理由，他們說，問題是暫時的，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台後，問題就會過去。
但事實並非如此。問題不在於誰是最高領導人，問題一直是那個邪惡的「瘟疫桿菌」，也就是共產主義。#
作者簡介：
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譽法學教授，因其領導澳洲君主立憲制和擔任澳洲廣播管理局局長而聞名。他也是澳洲新聞委員會（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和世界新聞理事會聯合會（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的前主席。
原文：The Problem Is Not Just Xi Jinping; It Is Communism刊登在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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