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共產黨員和他們的同類們來說,真理就是黨現在所宣揚的路線,也就是說,直到它被新路線所取代。

這就是英國著名小說家佐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的偉大小說《1984》的主題。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Winston Smith)在真理部工作,不斷地修改歷史記錄,以符合黨的當前路線,特別是,那些遭到清算的人被故意遺忘,就像他們從未存在過一樣。

自1949年以來,在共產中國,真理就是這樣被包裝的,就像蘇聯從誕生到解體一樣,持續不斷。因此,當約瑟夫.史太林(Joseph Stalin)的秘密警察頭子拉夫連季.貝利亞(Lavrentiy Pavlovich Beria)被他的繼任者處決時,《蘇維埃大百科全書》(Great Soviet encyclopedia)編撰者收到指示,將讚美貝利亞的頁面替換為關於貝林海(Behring Sea)的內容,貝利亞成了一個被遺忘的人。

但事實是,每一個共產主義政權的敵人都是真理本身,文明社會的其它價值觀和原則也是它們的敵人,特別是《獨立宣言》的核心主張,這不僅僅是美國人的事,按照(前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的說法,繼《大憲章》和英國《權利法案》之後,《獨立宣言》是第三個偉大的權利契約,西方核心的英語國家人民的自由,就是建立在這一契約之上的。

畫家約翰.特朗布爾( John Trumbull)於1819年創作的大幅歷史油畫《獨立宣言》。(Public domain)
畫家約翰.特朗布爾( John Trumbull)於1819年創作的大幅歷史油畫《獨立宣言》。(Public domain)

《獨立宣言》闡明了人被造物主賦予了某些不可剝奪的權利這一基本原則,無論誰是最高統治者,這一原則與共產主義不一致。

後者很重要。美國和許多民主國家都有一個強大的施壓團體,我們可以稱之為「共產中國游說團」,他們認為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目前中共問題的唯一來源。

事實並非如此,邪惡的根源是共產主義。舉一個令人震驚的例子,早在習近平上台之前,就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用健康人的器官,進行邪惡的器官移植交易。

事實是,共產主義現在和將來都與文明格格不入,我們不能指望共產主義政權採取適當或體面的行為,即使在最基本的問題上,我們也不能相信他們說的話。

以COVID-19的疫情統計為例,我們被告知,在擁有2,600萬人口的澳洲,死於該病毒的人數將很快超過擁有14億人口的共產中國。

顯然,任何明智的人都不會把中共的統計數據或他們說的話當真。奇怪的是,只要主題是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這個常識似乎就不適用了。

同樣,任何明智的人在要求揭露可能令中共難堪的事情的真相時,就必須預料到敵意的反應,就像澳洲敢於提議,就大流行的起源進行國際調查時所發生的那樣。

澳洲唯一的錯誤,是允許受中共嚴重影響的世界衛生組織牽頭進行調查。

澳洲本應向前美國政府提議成立一個特別國際法庭,調查病毒起源,評估責任,並在適當情況下評估損害賠償。

如果裁定了賠償金但沒有支付,立法可以授權從澳洲境內,由有罪國家最終控制的資產中獲得補償,比如達爾文港(Port of Darwin,山東嵐橋集團以23億人民幣的租金,向澳洲租借達爾文港99年。)

澳洲因要求對病毒起源進行調查,而受到北京越來越多的非法經濟處罰,如果我們履行合法的國際判決而扣押這些資產,中共幾乎無能為力。澳洲至少可以收回一系列優質的戰略資產。

關鍵的一點是,我們不僅不能依靠來自中共的信息或真相,而且它還控制著一片沒有法治、沒有人權、沒有保護工人權利的領土。

這一切並不是習近平造成的,而是自1949年以來就一直存在。

隨著柏林牆的倒塌和歐洲共產主義獨裁政權的垮台,中共的一貫目標就是避免類似的命運。

當時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借鑑了前蘇聯領導人列寧的「新經濟政策」,該政策在1922年將蘇聯從早期崩潰中拯救了出來。鄧小平追隨列寧,帶領中國搞有「中國特色共產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列寧從未打算將「新經濟政策」永久化,他的話說明了共產主義者的真實意圖:「資本家會賣給我們絞死他們的繩子。」他們確實做到了,史太林改變了方向,將經濟社會化,迫使階級敵人實行集體化,包括強迫富農耕種,並殘忍地利用饑荒摧毀他們。

鄧小平對西方的貢獻比列寧多,這個擁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市場,讓西方精英們眼花繚亂。

2000年,比爾.克林頓在歡迎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一事上,賭了一把。他允許中國加入該組織,卻沒有最基本的保障措施,以確保中共不做以下事情:無視規則、竊取或強行掠奪遠比最近贈送給塔利班的850億美元的現代武器更重要的東西——美國龐大的知識產權。

從歐洲到澳洲,西方領導人和大企業都盲目的跟風。

因此,這些精英們挽救了一個暴政,使其免於重蹈羅納德.列根(Ronald Reagan)和瑪格麗特.撒切爾(Margaret Thatcher)帶給蘇聯的命運。

精英們背叛了美國、澳洲和西方的工人,工廠被關閉,產業轉移到中國。精英們背叛了中國工人,從壓制他們的基本權利中牟取暴利。

然而,這些精英經常被中共欺騙,讓他們的國家變得依賴中共。只有在前美國政府執政期間,這一趨勢才短暫扭轉。

現在,從美國到歐洲和澳洲,同樣是希望西方工業回到中國的「共產中國游說團體」,正拚命試圖恢復這種依賴。他們對此有統一的理由,他們說,問題是暫時的,當最高領導人習近平下台後,問題就會過去。

但事實並非如此。問題不在於誰是最高領導人,問題一直是那個邪惡的「瘟疫桿菌」,也就是共產主義。#

作者簡介:

大衛.弗林特(David Flint)是一位名譽法學教授,因其領導澳洲君主立憲制和擔任澳洲廣播管理局局長而聞名。他也是澳洲新聞委員會( Australian Press Council )和世界新聞理事會聯合會(World Association of Press Councils)的前主席。

原文:The Problem Is Not Just Xi Jinping; It Is Communism刊登在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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