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這是余英時先生2006年在普林斯頓中國學社舉辦的「文化中國：文革三十年」研討會上的發言。）

按照大陸文革中對派別的分類法，我大概算是海外的「逍遙派」吧。整個文革過程中我沒有參加過任何一個集會，當時美國的「保衛釣魚台」運動，集會是很多的。四十年代我在北平倒是見識過學生運動的，但自己沒有參與。台灣的學生那些年一直被國民黨壓得很厲害，一到海外就發生反彈，要看《人民日報》，讀三十年代左翼文學，對大陸的紅色中國生出許多幻想，保衛釣魚台運動和海外文革就是在這樣一種情況下產生的。海外也是有文革發生的。一九七二年至七五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教書，中文大學的學生會全部左傾，提的口號比共產黨還左。我對文革一直是持批評態度的，當時《明報月刊》上正在連載我的一些討論學術自由和傳統中的「反智論」的文章。這些文章後來都收入在《史學與傳統》一書裏。香港左派的《新晚報》就發表一篇不點名的批判專稿——「揭開某學者的學術畫皮」等等，說我「反對發展中美友誼」、「污衊幹部政策」甚麼的，有點不知所云。左傾的學生更認定我是站在腐朽、落後的帝國主義反動派的立場。當時大家都不了解國內的具體情況，可是文革的影響力卻無遠弗屆，在海外的反響非常巨大。日本不必說，歐洲尤其是法國，從美國校園一直到非洲小國，都在捧毛澤東，還聽說過非洲的甚麼人在北京和毛澤東握過手，回來後幾個月不肯洗手的。七十年代初在美國校園，你要是沒有去過中國，竟然會形成一種壓力。我太太陳淑平當時在威斯理女子學院教中文，每天坐一位同事的車上下班，當時的系主任是台灣來的，一直和陳淑平套近乎。忽然有一天，她的汽車橫槓上貼出了標語：「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文課也要教「批林批孔批水滸」，對我太太立刻變臉，關係當然急轉直下。海外許多非理性的東西都在那時候發生。我從未崇拜過古今中外任何一個人，自然更不可能崇拜毛澤東，算是當時的少數派——大概置身事外的「逍遙派」總歸是少數派吧？今天紀念文革，我想我們海外的人對國內發生的許多瘋狂也許不必太多責備，反而對海外當時的文革狂熱，應該進行反省。我記得當時有一位很著名的高能物理學家從大陸回來說：全大陸只剩下一隻蒼蠅，共產黨把蒼蠅都打光了，而剩下的最後那一隻卻偏偏被他看到了。一位女學者回來說，台灣每三個女人就有一個妓女，只有大陸上的婦女成為革命的半邊天。這些說法現在聽來像是全都失掉了理性，在當時，說的、聽的、信的可都是非常嚴肅鄭重的。我想，除了當時的資訊隔絕造成海外的大陸幻象以外，我們中國人的國民性與人性中的某些方面，特別是近百年來幾乎籠罩一切而又夾纏不清的民族主義，是一個非常值得正視的問題。

民族主義是造成文革亂局背後的一個重要力量，是義和團運動的擴大再版。要警惕文革這一大套東西，還有可能要借民族主義還魂。我最近有這樣一種預感：中國共產黨現在想借民族主義作為政治控制的最後手段，把國家往納粹式的「國家社會主義」上引，走一條中國式的納粹主義道路。這樣說並不是危言聳聽，是有事實根據的。現在中國官方在大陸社會上下煽起一股非常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連知識份子都很受這股情緒傳染左右。這樣的民族主義是最容易走極端的。

我們今天紀念文革三十周年，其實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文革，每個人都有一個自己的文革故事。就像月映萬川，一千一萬條河流上各各都會有一個不同形態的月亮一樣。我想對此不必強求統一。我是學歷史的，從歷史上看，也許對文革作為一個歷史事件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看法和評價，大體上，我認為有這樣兩點是可以清晰指出來的：一是，文革這一場浩劫，在中國整個的歷史文化中是一個起負面作用的事件。不管在文革影響下產生了多少本來目的以外的結果，這些結果可能有消極的也有積極的作用，作為歷史事件，文革的負面性質並不可能因此而改變。二是，不能簡單地把１９６６－１９７６發生的十年文革，看成是一個意外事件。這其實是中國（共）官方最喜歡強調的一種說法。剛才說月映萬川，這裏則是山從勢走。山勢一定是從低到高，慢慢走向它的最高峰的。有共產黨開始，文革就已經開始醞釀了。我最近看了一本大陸出的記述陳寅恪在四九年以後生活實錄的書，１９５８年批陳寅恪的時候，廣州中山大學用的已經是文革的語言了，相當粗暴專斷。對文革起因的追溯要追到很早，比如紅區和延安時代，就有內部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比如所謂「污損領袖像」要治重罪的問題，也許還要追到俄國早年，沙俄時代就不准污損沙王的畫像。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到處掛皇帝像的習俗，當然也談不上污損與否，這樣的問題就不能簡單歸咎到中國傳統上去。我並不認為文革的惡夢就此結束了。沒有，現在來總結文革，或者還為時太早。從某種意義上說，廣義的文革在中國大陸不但沒有結束，而且以民族情緒為中心的新式的文革，又在醞釀之中。一個多月以前，吳宏達到普林斯頓大學來演講「勞改」專題，我便親眼看見大陸留學生在黨組織操縱下，上演相當文革式的「鬥爭」表演，當時美國的聽眾都倉皇失措，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校警不得不將奉命「鬥爭」的幾個大陸學生趕出會場。後來讀新聞報道，才知道幾天後吳宏達到另一間學校演講，又出現了同樣模式的「鬥爭」場面。「一葉知秋」。這是一個新的信號。三十年前的文革是有人組織操縱的，參加者都以為自己有自由意志，但其實這個「自由意志」不過是「假意識」。今天正在躍躍欲試的新「文革」也是如此，背後有一批人在組織策劃，個別參加的人自以為是為「愛國」行動，歷史的真相將來一定會暴露出來。所以說，如果不對產生文革的諸種根源隨時保持警惕——比如各種走極端的民族主義，我願意重複一遍我上面提到的憂慮：中國式的納粹主義，也許會在未來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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