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所有涉及倫理議題的科學研究的設計和實驗，都要先通過倫理道德委員會的審查。而中共近些年在生物醫學和遺傳工程領域做了不少突破人類倫理底線的實驗，本文盤點其中幾個中共自詡「全球首創」的生物實驗。
早在2016年12月1日中共也開始施行《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但有評論認為中共的倫理委員會大多是虛設或根本不透明，才導致中國突破人倫底線的所謂「創新」不斷發生。
在歐美國家，由於對動物研究的倫理道德的法規越來越嚴格，近些年相關的預算和資金有逐漸減少的趨勢，所以中共國就成了開展這些實驗的最佳環境。
2011年，中共專門把通過克隆等生物技術創建靈長類疾病模型作為國家發展目標。根據《自然》雜誌上的數據，中國用於生物醫學研究的獼猴的養殖企業，在2004年到2013年間，從10家增至34家。
實驗一：讓公鼠懷孕生產
6月9日，在沒有經過同行評議的預發網站BioRxiv上，中國海軍軍醫大學的研究人員，發表了一篇如何讓雄老鼠懷孕產仔的研究論文。
論文表述了一個犧牲三隻雌鼠讓一隻雄鼠懷孕產仔的具體方法：
1. 先把這隻雄鼠與一隻雌鼠背靠背縫合在一起，為雄鼠建立一個雌性微環境，形成異性共生（heterosexual parabiotic pair）；
2. 再把另一隻雌性大鼠的子宮移植到連體雄性大鼠體內；
3. 最後，再把在第三隻雌鼠體內發育的初始胚胎，植入到已經植入雄鼠體內的子宮內，同時也植入到與雄鼠相連的雌鼠的原生子宮內。
4. 經過21.5天之後，在280個雄鼠移植胚胎中，有27個發育正常，剖腹產下10隻發育良好的幼鼠。該實驗共使用了至少46隻雄鼠、138隻雌鼠。
中國媒體在報道此事時，以「男人生孩子還遠嗎？」為題，稱「中國科學家創造了奇蹟」，「打破自古以來自然界的普遍規律」。
這個實驗受到了一些學術專家的質疑和批評。
善待動物組織（PETA）的科學政策高級顧問艾米麗·麥克沃（Emily McIvor）用「卑鄙」一詞形容這個實驗。她說，動物不應被視為「一次性物品」。「動物應該受到尊重，應該得到安寧，而不是在實驗室裏飼養、試驗和像一次性物品一樣對待。」
麥克沃說：「手術把兩隻敏感的老鼠連在一起，讓它們忍受著殘害和數周的長期痛苦。這是不道德的，是科學怪人幹的事。」
她還認為，「這些令人震驚的實驗完全是由好奇心驅動的，對我們理解人類的生殖系統沒有任何幫助。」
澳門大學健康科學系講席教授葛偉（Ge Wei，音譯）也批評說，有關研究人員在雄性中創造後代的說法「完全錯誤且具有誤導性」，「這項研究對生殖生物學沒有甚麼意義」。
實驗二：人-猴嵌合胚胎
今年4月15日，中國昆明理工大學和美國索爾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團隊，在「細胞」網站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宣佈成功培育了世界首例人-猴嵌合胚胎，即同時具有人源細胞和猴源細胞的胚胎。
科學家們將人類幹細胞注射到猴子的胚胎中，希望這樣在猴子身上長出來的器官可以移植到人類的身上。此事引發了普遍的倫理爭議。
東英吉利大學諾里奇醫學院（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s Norwich Medical School）生物醫學倫理學講師兼研究員安娜·斯邁多（Anna Smajdor）博士在評論這項研究時說，它構成了「重大的倫理和法律挑戰」。
她說：「這項研究背後的科學家表示，這些嵌合胚胎提供了新的機會，因為『我們無法在人類身上進行某些類型的實驗』。但這些胚胎是人類的還是非人類的仍有待商榷。」
牛津上廣實踐倫理中心主任、牛津大學威康倫理與人文中心聯合主任朱利安·薩武萊斯庫（Julian Savulescu）教授則認為，這項研究「為人類-非人類嵌合體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
繼續教育信託基金（Progress Educational Trust）負責人莎拉·諾克羅斯（Sarah Norcross）表示，雖然胚胎和幹細胞研究正在取得「實質性進展」，這可能帶來好處，但「顯然需要就倫理和監管問題進行公開討論和辯論。」
但該項目的中方領導者、中國科學院院士季維智則說，人-猴嵌合胚胎是把猴子胚胎作為人幹細胞發育的環境，本質上並未發生生殖嵌合，「絕不是人猴雜交」，所以並不有悖相關倫理問題。
2019年，北京的幹細胞與生殖生物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在豬胚胎中添加猴子細胞，首次創造了「豬猴混合體」。
雖然兩隻混合體只活了兩周就死亡，但仍引來各國科學家的批評，認為這項研究在道德倫理上令人震驚。
實驗三：基因改造胎兒
2018年11月底，中國科學家賀建奎在香港一場大型學術會議上，宣佈他的團隊進行的「免疫愛滋病基因編輯」的一對雙胞胎女嬰已經出生，並稱這是全球首例。
他說，他們採用了CRISPR技術，來編輯胚胎內的CCR5基因，以使嬰兒將來可能具有天然抵抗愛滋病的能力。
此事引發全球科學界的普遍譴責，專家們擔心，改變胚胎的基因組，可能會造成意想不到的傷害，不僅是對被改造的個體，而且對遺傳這些相同變化的子孫後代都可能造成傷害。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生物工程師克里沙努·薩哈（Krishanu Saha）是一個調查該技術安全性的團體的成員。她質疑道：「假設我們正在向大腦中注入基因組編輯器，靶向是海馬體中的神經元，我們如何確保這些基因組編輯器不會進入生殖器官並最終擊中精子或卵子？然後那個人可能會將編輯傳給他們的孩子。」
一個由多國科研機構組成的國際委員會就此事進行調查後，在2020年9月3日發表報告稱，人類胚胎的基因組一旦被編輯就不該用於生育，直到有確切證據顯示精準改變基因組能帶來可靠的結果，且不會導致預期之外的變化。但目前沒有任何基因組編輯技術能夠達到這一標準。
就連中國都有122名科學家簽署公開信，警告這類實驗存在巨大風險，並批評當局的「生物醫學倫理審查形同虛設」。
中共當局馬上就開始立案調查，並稱該研究所涉及的倫理審查文件存在問題。
而中共黨媒《人民日報》也從剛開始的大讚這項研究「實現歷史性突破」，突然變成「科技發展不能把倫理留在身後」。
2019年12月30日，中國一法院通過未公開審理，裁定賀建奎因非法行醫罪被判處有期徒刑3年，罰款300萬元人民幣；參與的其他兩人也被判刑。
實驗四：冠狀病毒改造
中國武漢病毒研究所科學家「蝙蝠女」（Bat Woman）石正麗，在中共病毒（COVID-19）的研究過程中，進行「功能獲得性」（gain of function，簡稱GOF）實驗，引發倫理道德討論。
2015年，石正麗與她的合作者一起，在《自然醫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闡述了通過基因改造一種類似沙士（SARS-CoV）的蝙蝠冠狀病毒，使其可以感染人類，並具有更強的傳染力。
這項功能獲得性研究，通過基因修改病毒以使其變得更致命或更容易傳播，這相當於創造出了預計可以在人類中爆發的新毒株，就是所謂的「潛在大流行病原體（PPP）」。
文章發表後，受到了全球不少科學家對其實驗潛在危險及倫理問題的質疑。
由於GOF/PPP研究可能導致的劇毒病原體廣泛甚至全球傳播的風險，遠遠大於從研究中獲得的益處，此類研究引發了廣泛的對倫理問題的關注，被認為不符合《紐倫堡法典》（Nuremberg Code）中有關廣泛倫理原則的要求，即「無法通過其它方法獲得的、為社會有益的結果」、並且要風險和人類利益相稱。
2014年，美國政府對涉及流感、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症（SARS）冠狀病毒和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冠狀病毒等的GOF研究，暫停了資金支持。
2020年8月，密歇根大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系教授邁克爾·安普奧雷（Michael J. Imperiale）博士和美國馬里蘭州巴爾的摩市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分子微生物學和免疫學系主任教授阿圖羅·卡薩德瓦爾（Arturo Casadevall）博士，共同發表文章說，對於冠狀病毒的研究關鍵不在於GOF，而在於涉及大瘟疫病原體的實驗，人們不應該僅僅為了「看看會發生甚麼」而進行GOF實驗。換句話說，僅僅因為一個實驗可以做並不意味著它應該做。
6月15日，《紐約時報》發表的文章說，石正麗在給該報的電子郵件中，辯稱她的實驗不同於功能獲得性研究，因為她的目的不是讓病毒變得更危險，而是為了了解病毒如何進行跨物種傳播。
前美國陸軍研究所病毒系實驗室主任林曉旭博士認為，這種跨物種試驗本身就會創造自然界沒有的新病毒，使其不但具有更強的毒性或傳染力，而且在試驗中，還幫助病毒變異，並帶來跨物種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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