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武漢病毒實驗室無法平息陰謀論？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P4病毒學實驗室一直是陰謀論的風暴眼，美國《石英》（Quartz）雜誌周四（2月20日）指，這也是新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爆發以來公眾對中共政府信任程度急劇下降的又一表現。

對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最早質疑出自印度理工學院德里分校的研究團隊，他們於1月31日在生命科學領域最大的預印網站BioRxiv發文稱，在新型冠狀病毒2019-nCoV（中共病毒）的S蛋白中發現了4個插入物的胺基酸殘基與愛滋病病毒HIV-1 gp120和HIV-1 Gag的胺基酸殘基高度相似。

論文稱，「令我們詫異的是，這片段不存在於沙士（SARS）的S蛋白中，而且在冠狀病毒科的其它種類中也未觀察到。這令人震驚，因為病毒不太可能在短時間內偶然地獲得這種獨特的插入片段……」

外界認為，該研究在暗示新冠病毒（中共病毒）是人為操作、非自然生成，這激起了圍繞武漢病毒研究所的熱議。隨後印度研究人員撤回該論文，研究人員自稱，他們「打算進行修改，回應收到的學術界評論」。

對這一研究最強硬的反駁出現在20天後，27位著名全球公共衛生科學家於2月19日在英國醫學雜誌《刺針》上發表聯合簽名文章。

文章說：「來自多個國家的科學家已經發表並分析了病原體的基因組……他們壓倒性地得出結論，這種冠狀病毒起源於野生生物。」文章還批評了「認為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並非自然起源」的說法。

不過，頂級衛生專家的反駁只是解決了其中一部份，如果中共病毒起源於野生生物，那是否可能是從實驗室洩露出去的呢？

第二種陰謀論一直在網上獲得廣泛傳播，以致於武漢病毒實驗室從事蝙蝠病毒研究的首席研究員石正麗於2月2日在個人微信朋友圈發文稱：「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是大自然給人類不文明生活習慣的懲罰，我石正麗用我的生命擔保，與實驗室沒有關係」。

但是石正麗的微信帖子並未平息其中的疑點。1月21日湖北成立新型肺炎應急科研攻關研究專家組，組長正是石正麗。

1月23日，石正麗團隊公開的研究成果稱，對新冠病毒（中共病毒）和沙士病毒的基因組成份析後證實，初始宿主是蝙蝠。

這其中的學術關係說明甚麼？美國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生物學家理查德・埃布萊特（Richard H. Ebright）曾在國際權威期刊《自然》（Nature）對石正麗的蝙蝠實驗表示關注。

他在2月5日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根據目前對病毒的基因組測序，沒有任何證據表明該病毒經過人工改造。但他補充說，這並不代表可以「完全排除」此次疫情的病毒由於實驗室事故進入人群的可能性。

「基因組測序顯示，此次爆發的病毒與武漢病毒研究所2003年在雲南某個山洞採集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非常接近，它從2013年儲存在武漢病毒研究所至今。」埃布萊特說。

更讓人不解的是，在第二種陰謀論漸漸變淡的時候，中共科學技術部在2月15日的通知再次引發外界對武漢實驗室的新一輪懷疑。

中國科技部推出《關於加強新冠病毒高等級病毒微生物實驗室生物安全管理的指導意見》，要求加強對實驗室，特別是對病毒的管理，確保生物安全。

中共官方沒有透露強調實驗室安全的背後原因，但外界不自主地將其與武漢實驗室扮演的角色聯繫起來。這種質疑不僅出自對華鷹派，就連中國國內也出現很多猜疑聲，因為關於病毒及其起源本身就還有很多未知的地方。

「在這個階段，沒有專家可以絕對確定爆發（疫情的）原因。這種不確定性會讓一些人更容易認為所有解釋都具有同等效力，他們不在乎把具有廣泛知識的專家置於邊緣位置。」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助理教授鍛治本正人（Masato Kajimoto）告訴《石英》。

在石正麗發表聲明後，武漢實驗室也多次嘗試平息陰謀論傳聞。

2月15日，「武漢病毒研究所女研究生黃燕玲是新冠肺炎（中共肺炎）零號病人」的傳言在中國社交媒體廣為流傳。「零號病人」一般指第一個被病毒感染，並開始散播病毒的患者。

武漢病毒研究所與黃燕玲所在公司在2月16日先後進行「闢謠」，指該女士「畢業後一直在其他省份工作生活」。

石正麗告訴媒體，「我們所沒有一個人被病毒感染過，我們所是零感染。」

2月19日，該所再次發表措辭強烈的聲明，稱有關傳言「對堅守科研一線的我所科研人員造成極大的傷害」，並且「嚴重干擾」了戰「疫」任務。

但是，中國互聯網上對實驗室的多個闢謠聲明顯得並不放心。「真相是甚麼？媒體和政府信任度崩塌不僅令雙方悲哀，也令我們公民感到悲傷。」一名網民寫道。

還有另一人說：「有人認為所謂的謠言其實是我們這個時代遙遙領先的預言。」

譬如：最早的關於武漢肺炎疫情的官方闢謠最後都成了真。

早在去年12月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傳出時，中共的宣傳機器就在消除武漢醫務人員最早發出的疫情預警提示。當局指控李文亮醫生是「煽動恐慌」和「傳播謠言」，儘管該醫生最初只是試圖通知同事關注這種源於武漢的中共病毒及其在人與人之間的傳播，直到李本人悲劇性感染病毒死亡。

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家楊達利接受《石英》採訪時說：「因當局對武漢市疫情處理不力，還有疫情帶來的痛苦和不確定性，以及當局在應對疫情上做出的反應，（已讓）公眾信任度明顯下降。」

那麼對時不時湧現的實驗室陰謀論有甚麼解決辦法嗎？香港大學助理教授鍛治本正人也表示，沒有甚麼辦法可解。

他說：「（中共）當局和專家都有不透明歷史的記錄，他們說的話聽起來就像他們在試圖隱藏甚麼。」

「在這種情況下，公開否認實驗室與冠狀病毒（中共病毒）之間的聯繫，更會讓那些相信陰謀論的人解釋為這是『證據』，因為否認就是隱藏真相的『標誌』。」鍛治本正人總結說。

如《紐約時報》駐華專欄作家弗蘭基・黃（Frankie Huang）在其自我隔離的文章中所說：「這裏的每條新聞都必須經過審查，以便於用它來鞏固政權統治。即使在生死攸關的時刻，仍不能免於這種令人筋疲力竭的活動，黨永遠都（想）要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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