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語：北京法輪功學員許那，曾經在北京女子監獄經歷過11種酷刑後，活著走了出來。她憑著記憶，記錄下了那段駭人的歷史真相。如今她又身陷囹圄，讀著她的記述，令人感觸至深。）

一

我多麼希望自己被關押的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而不是中國的監獄。因為在納粹的毒氣室，人可以迅速死亡，而在北京女子監獄，它讓你活著生不如死。反覆經歷漫長的酷刑，酷刑中他們配備懂醫的犯人看護，隨時檢測你的體徵。我在那兒多日不被允許睡覺，被發現心律不齊。於是警察命令說：「讓她睡一小時，休息一下。」

各種各樣隱蔽而精緻的酷刑被發明，比如：劈叉，將雙腿拉開成180度，命令三個犯人坐在受刑人的雙腿及後背上，反覆按壓。警察自豪於這個發明：「這個辦法好，因為疼痛難忍，但又不傷及骨頭。」

納粹反人類的目的是消滅猶太人的身體，而它們的目的是摧毀人的精神、良知。當我在酷刑與洗腦中更加挺直腰板時，一個警察認真地對我說：「應該申請對你進行開顱手術，把你的大腦摘掉。」

那些自以為自己在中國自由的人，他們不知道自己已經被摘除了精神，生活於一個無形的大監獄中。它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你認同它存在、認同它應該繼續存在，獲罪於天，豈能長久？

所以每一個被扭緊的螺絲釘都是有罪的，它加固了這個機器的邪惡運轉。那些想從它那裏得到名利和各種好處的，正如孔子所說：「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論語‧泰伯》）

二

我受到傳媒的最深刻的教育，不是在大學課堂，而是在監獄。2003年電視台的節目主持人徐滔採訪北京女子監獄，我被隔離在警察辦公室。四個犯人，以人肉銬子的形式箝住我，我可以清晰聽到不遠處採訪現場，對我施予酷刑的警察和犯人在宣講它們如何文明執法，而我不能發出一點聲音，我的嘴裏被堵上了毛巾。

徐滔是我大學同學，我們共同受教於以培養黨的喉舌為宗旨的中國傳媒大學，如今她是北京電視台的副總編輯、全國人大代表。

這次採訪後不久，一名法輪功修煉者董翠被活活虐死在女監。最後稱她為病死，我因檢舉、控告她被虐死的事實，再次被投入小號折磨。

幾年後，同樣被「病死」的是我的丈夫于宙。與他同一監室的在押人員承認，他為于宙的死做了偽證，但他說：「我不敢講出全部，我害怕被警察滅口。」

我的好朋友孫毅，因為從馬三家勞教所成功寄出一封求救信，講述了他被奴役迫害的事實，最後即使他到了印尼的一個小島，也沒躲過它伸長的手。

三十多年前，我因政審不合格，不是團員，儘管分數遠遠超過北大的錄取分數線，也被拒收，誤入傳媒大學。

89學潮時，我和我的同學上街遊行，共同打出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的標語。

「六四」以後，我決心遠離它，離開廣電部改行成為一個自由畫家，對世事不聞不問，以為從此可以歲月靜好。

多年的親身經歷使我覺醒，這個國家的每一件不公義都離我很近，我不能裝作看不見，它最後真的發生在我的身上。這個世界每一件不公義，即使離你很遠，也與你息息相關，因為他時刻拷問著你的良知。

有些事於我不僅是權利，也是責任，我無可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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