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總統執政時，拜登由於兒子亨特與中共的權錢交易，被很多人貼上「媚共」的標籤，不過專家指出，從拜登選擇的內閣大員來看，不少是反共的強硬派，而拜登自己可能是個「自由現實主義者」，與中共走的不是一條路。
關鍵評論網站在2020年9月23日發表了李可心的文章〈被貼上「舔共」標籤的拜登，或許更像個「自由派現實主義者」〉，重新評價拜登。
拜登早在1978年訪問中國時，與鄧小平會後聲稱，他「對中國共產黨不斷發展的本質產生了長期的興趣。」1999年，儘管很多人反對，但拜登仍舊以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大力協助中國加入世衛。
成為副總統後，拜登主管外交。他在2011年時訪中，與習近平交談超過十小時，他還在《紐約時報》發表題為〈中國崛起不是我們的終結〉（China's Rise Isn't Our Demise）的文章，強調中國的崛起不是美國的威脅，以及成功（successful）的中國會讓美國強盛（prosperous）。
從2011至2012年間，拜登與習近平至少會晤八次，兩人還在四川的一所高中一起打籃球。另外，拜登對台灣使用戰略模糊政策，不表態是否在中國出兵時協防台灣。
另外，拜登次子亨特（Hunter Biden）在中國的投資關係，也備受質疑。
於是，拜登被貼上「舔共」、「親中」的標籤，台灣人對拜登的信任度更是普遍很低。
文章引用哥倫比亞大學助理教授佐佐木文子（Fumiko Sasaki）設計的定位圖，用「理念－算計」和「親中－反中」為坐標，分成四個象限，將美國政治菁英分成五種類別，分別為理念型（Ideologists）、貿易保護主義者（Protectionists）、策略型現實主義者（Strategic-realists）、商業型現實主義者（Business-realists）、自由派現實主義者（Liberal-realists）。
前三者在今天的世界都會偏向反共，商業型現實主義者會為了經濟利益而親共，作者認為，比起商業型現實主義者，拜登更偏向自由派現實主義者。
自由派類型的人通常相當注重「人權」議題，同時也主張透過外交和多邊手段來極大化國家利益。
拜登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馬上立法創立了由聯邦政府資助、在中國宣傳民主價值的「自由亞洲電台（Radio Free Asia）」， RFA在拜登競選時也強調，必須集結盟友的力量制衡中共。
之所以自由派現實主義往往會被人批評為親中，是因為這類人通常反對用強硬手段對付中國，認為「交往政策」才是最理想的方式。不過三十多年後回頭一看，這種接觸政策是失敗的，中共至今沒有完全開放市場，壓迫人權、偷竊智慧產權、違反國際條約的事件更是比比皆是，更有許多情報顯示出中國有欲超越美國的強烈意圖。
作者認為，如今許多自由派現實主義者已改變原先策略，將更加強硬的對待中共，拜登就屬其中一位。不論如此改變是因為後知後覺，或是因為國內強大的反中民意所趨，《華爾街日報》資深華府記者施萊辛格（Jacob M. Schlesinger）認為拜登若當選，其中政策會與特朗普目前政策大致相像，少數的差別在於，自由派仍舊強調與盟友間的共同制中。
假如美國聯合歐洲、亞洲、非洲、中東等其它國家都來反對中共，那會令中共的困境更加嚴峻，被孤立的中共會更加走投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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