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的鄧寧,湖南邵陽人,2015年來美國留學,現在亞利桑那大學攻讀機械工程博士學位,一個「不是小粉紅」的中國留學生。
然而,11月5日晚,鄧寧接到了一個來自國內的「告誡」電話,不是父母也不是公安,而是一個受母親委託的關係人。「我不認識,我媽找到幫忙的,原因是我(國內)的手機號被禁了。我只知道他是一位廣東省某市的武裝部部長,姓陳。他覺得這個事情需要引起我的重視,算是一種告誡。但是他應該是懂一些東西,所以透露了網警利用大數據高科技監控個人電話短信的事。原來我以為只是微信、微博、社交媒體受到監控,電話的語音數據量大,難以監控。通過跟他通話,我才知道短信和電話也被監聽——沒有任何死角,」鄧寧11月6日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
在近15分鐘的通話中,該名陳姓部長不斷強調網絡大數據監控無所不在,他對鄧寧說:「小鄧,因為你在國外留學……你在國內也好國外也好,實際上現在的網絡,包括大數據,現在這些東西都是非常透明,沒有甚麼……說白了就是無秘可保,沒有甚麼秘密的東西了。」
該名部長還語重心長對鄧寧說:「我們作為長輩來說,希望你還是要自己稍微謹慎一點,把控一下。為甚麼呢?你知道咱們這個制度和國外的制度有些不一樣的。我們作為中國人還是適應中國的制度。我們先在這個社會做守法的公民。特別是你是學生,牽扯到前途和命運,牽扯到你發展。有些事情自己明白就行了,不一定要講、不一定要在網絡上發佈那些東西。」
陳部長這一番告誡亦即源自於鄧寧「亂講話」,其手機號因此被封,鄧寧說:「我有一個國內的手機號,最近被禁用了。我一直用這個手機號接收國內短信驗證,如銀行、支付寶的驗證碼。我在推特上看到一些異見人士,如(貴州自由詩人)王臧,(『疫苗寶寶之家』維權團體發起人)何方美,這些異見人士最近被消失(逮捕)、家人被監視。我看到他們發了一些參與非法逮捕和監視的人的聯繫方式,就想通過自己的力量給這些人發短信打電話施壓,讓他們不要參與破害、助紂為虐。因為他們雖然只是執行者不是決策者,但參與進來未來可能被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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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方美(侠女十三妹)及丈夫被强迫失踪 (@hefangmei2019) October 10, 2020
封號發生在10月初。鄧寧說:「我給一個叫郭紹平的人(最近抓捕何方美的公安)發短信後手機就用不了了——當我需要接收一個驗證碼後接收不了,我找中國移動,客服說我手機沒有欠費,現在暫停使用,需要去營業廳重新激活。我讓家人幫忙。手機號是北京的(我曾在北京上學),中國(政府)對號碼所在地限制嚴格,不能異地激活,他們也只能找人幫我問。」
於是鄧寧的母親就找到了這位「陳部長」,「他去問了移動公司,說可能是公安網警給停止使用了。他又去公安那邊詢問。他也是有身份的,也是體制內的,對這些事也比較懂。覺得要引起我的重視。就給我通了這個電話。」
鄧寧說:「我的行為引起了他們的注意,我若繼續在國外發佈這樣的言論對我家人可能有影響。但是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感覺害怕,要揭露出來。這是侵犯私隱權,侵犯言論自由。」
這樣的話,5年前的鄧寧是不會說的。
「北京驅逐低端人口影片讓我看到更多真相」
他回憶說:「我跟很多留學生一樣,剛出國還是小粉紅,在美國還是用百度、微信、微博作為獲取信息的渠道,就和生活在國內差不多。2017年年底看到華勇在YouTube上發了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影片,給我觸動很大。2009年到2013年我就在北京上學,學校周圍有擺攤賣小吃的,知道確實有很多人靠擺攤生活。但沒看到很多負面消息。2017年看到這樣的新聞覺得不可思議,和我想像的北京政府做法是不一樣的。在國內平台搜索新聞完全看不到。才意識到中國政治有一些問題,才慢慢去了解。」
「不知道為甚麼YouTube就給我推薦了這一系列影片,引起了我的注意,這是一個契機,很神奇。」北京驅逐低端人口的影片,彷彿像是互聯網給鄧寧撕開了一個真相的口子,從那以後,他又看到令計劃兒子車禍身亡、谷歌退出中國、法輪功受迫害等許多官媒上看不到的震撼新聞。
「我們做研究經常要用谷歌學術、維基百科這些網站。我就搜索為甚麼谷歌退出中國,於是牽出令計劃事件,原來中國有很多這樣的事情被官方屏蔽了,不讓知道。我才意識到中國的言論自由是受到嚴格控制的。中共官員被查出貪腐前都是偉光正的,沒有任何負面消息,一旦查出來就會曝出很多見不得人的事情和利益瓜葛。我才意識到整個體制都是腐爛的。只因言論被中共牢牢控制所以才看不到一點負面消息。」
中共病毒疫情發生後,家在湖南的鄧寧十分擔心,因為湖南和湖北接壤,很可能會傳到湖南。
「去年12月底,李文亮剛發佈消息說武漢可能有類似沙士病毒蔓延,YouTube上就有人發佈了影片:李文亮被訓誡了。我知道中國媒體都是不可信的,它闢謠就有很大問題,就通知了家人,和我導師聊天也提到病毒。」鄧寧說:「一開始只是跟家人和身邊的人提到這個問題。到全球大流行後,我意識到這次中共,就算不是陰謀(放毒),至少造成了很嚴重的後果。中共雖然控制了疫情,但是控制措施很不人道,它不報道,通過透露出來的消息,看到這種人道災難大量在發生,我無法忍受,我需要站出來影響身邊的人,去反抗中共。」
武裝部長:越來越多留學生被「策反」
但是鄧寧發現說服別人是很困難的,他嘗試用疫情跟身邊的中國留學生講,「但很難說服他們。他們會用國內那些理論跟你辯論。我嘗試很多次,發現思想的轉變很大程度需要自己慢慢說服自己。以我為例子,從2015-17年跟在國內差不多,2017-20年才慢慢轉變,直到疫情發生後發生質的轉變。單單跟一個人辯論,他為了把你辯倒會用他那一套固有的論點。當然有人引導是比較好,但還是需要慢慢自己接受的。」
鄧寧因此認為控制言論、不讓人們看到真相是最嚴重的問題:「任何一個體制都有問題,包括美國,這次大選。你至少需要一個有言論自由的環境揭露真相,有媒體民眾的監督才有可能發生改變,否則壞的都掩蓋了,體制都沒有缺點,如何改變?」
不過,像鄧寧這樣的「不是小粉紅」的留學生越來越多。他說:「作為一個留學生的先進群體,在美國接受前沿的知識,也要去學習先進的民主自由制度。帶頭去讓中國人民覺醒,反抗中共暴政。我們在電報(Telegram)上組織了一個叫「自由青年」的留學生群,我是負責人之一。」Telegram上還有一個群叫「青年憲政會」,不僅有來自歐美的留學生,還有在國內準備留學的中國學生。
大概這就是為甚麼陳部長在電話中如此告誡他說:「你有這種傾向,在國外會成為策反對象。我所知道的身邊的留學生,好多個別的留學生,為了不同的利益不同的追求,有些走上這條不歸路。」
陳部長又端出鄧寧的父母,說他在海外的行為不僅會影響自己的前途,還會影響到父母親友的生活。
鄧寧問:「對父母可能有影響?跟父母有甚麼關係?」
陳部長說:「你在國內上了黑名單的話,現在我們做高鐵、坐飛機、包括坐汽車,我可以告訴你,現在都是一卡通的。我們國家使用大數據,說白了到了甚麼程度?公安用手機把你的臉照一下,把你所有的信息全都知道了。他不用問你叫啥名字,就掃你一下臉。你過去有沒有一些案底,包括你列不列在黑名單,包括你家庭,你父母出門、做生意……所有東西都有影響的。它有一個系統資料的,明白吧?對你的小孩家人都是有影響的。這個東西不是危言聳聽的。」
聽了這一席話,鄧寧並沒有被嚇倒。他說:「還好吧。如果我表現更強硬一些,他們反而會不太會那麼囂張。」
鄧寧不僅沒有被嚇到,曾經加入過中共的少先隊和共青團等組織的他在《大紀元》網站上聲明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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