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6日，「華盛頓自由燈塔」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調查文章，揭露了中共（中國共產黨），長期以來對自由社會發動戰爭的一個真正駭人聽聞的、具破壞性的例子，在這場戰爭裏，中共是以影響力和信息作為武器。
「自由燈塔」詳細描述了《經濟學人》雜誌多年來對中國華為科技公司的「抱有好感的」報道。做「抱有好感的」報道的根本原因，是該雜誌與華為科技公司之間，存在有利可圖的商業關係。
「自由燈塔」指出，《經濟學人》雜誌沒有說明它與華為公司近十年來的經濟利益關係。
華為與中國共產黨有著深厚的財務和營運關係，這並不是甚麼秘密。
中國共產黨對華為的國際業務有最終的發言權。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在華為公司與《經濟學人》雜誌合作的事件裏是一個沉默夥伴。
根據角谷由一郎（Yuichiro Kakutani）撰寫的「自由燈塔」報告，從2012年到2018年，經濟學人智囊（該雜誌的諮詢部門）發佈了至少七份幫助華為推進其政策的報告，這些報告淡化了西方政府提出的網絡安全問題。華為認為這些報告還影響了英國的寬頻和通信政策。
《經濟學人》雜誌支援華為公司的事實，在2012年就可看到——這年也是該刊物的諮詢部門開始與其合作的一年。《經濟學人》雜誌在2012年的頭版封面報道中，有一篇題為「誰怕華為？」的文章。文章裏「指責西方國家利用網絡安全問題為藉口，反對華為公司與其它公司的合法競爭。」
我在《經濟學人》網站上，閱讀了2012年8月4日的一篇文章。「自由燈塔」公平地總結了它的內容。《經濟學人》的編輯稱華為公司能成為「中國在世界上新的霸主。」
這篇文章提到了中國的網絡間諜活動、華為與中共政府的關係、其「不透明的所有權結構和隱秘的文化」，以及其它安全和競爭問題——在專欄上專門列出了這些問題。但是，編輯們認為這些關鍵問題只不過是「杞人憂天」。
這句話揭示了編輯們的真實態度：「華為的競爭對手為了自身利益誇大了對這些問題的擔憂，同時利用提出這些問題掩飾了自己對中國分包商和補貼的依賴。」
用一個平淡的詞代替了一個嚴厲的詞是一種委婉的說法。「委婉」一詞還有一個修辭意義：是一種以迴避或不屑一顧的語言為特徵的陳述。在2012年《經濟學人》對華為公司的報道中，將嚴重的國家安全問題說成是杞人憂天。
「自由燈塔」的最終指責：中國共產黨的錢買到了「有利的」（委婉語）待遇，也就是《經濟學人》雜誌上的有利新聞報道和編輯們對其正面的看法。
長期以來《經濟學人》雜誌，在編輯的敏銳性、博學的報道和精明的故事選擇方面都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有影響力的雜誌之一。《經濟學人》的國際用戶群是受過良好教育、富有和屬於上層社會的人。
看來中國共產黨成功地利用了《經濟學人》雜誌的影響力，而且不只是在一兩個例子裏，而是持續了八個關鍵的年頭。
中共的目標不僅僅是《經濟學人》雜誌。 華為公司還試圖在任何地方與媒體合作。但據稱，《經濟學人》雜誌影響了全球各地省會城市裏有影響力的人，這給了它獨特的槓桿作用。
在過去的二十年中，華為代表北京從事間諜活動，敲詐勒索，經濟賄賂和影響業務，同時設法主導全球和區域通信基礎設施和國際數字系統。
直到2020年夏季，英國政府一直致力於使用華為可疑的5G技術——可見，《經濟學人》智囊報告所帶來的政治影響仍然存在。
我敢打賭，該雜誌的悅耳又委婉的報道有助於阻止遏制華為的活動。
「影響力」這個詞在這個欄目中佔據了主導地位。「影響操作」是國家安全關注的一個重要話題。影響操作很難定義。 2009年，蘭德公司提出了這樣一個定義：「為影響目標受眾所做的努力，無論（目標）是個人領導者、決策小組的成員、軍事組織和人員、特定的人群分組，還是大眾。」
從中共的角度來看，亨特·拜登（Hunter Biden）涉嫌在中國進行商業交易，就可歸類為影響個人領導者的努力。
恭喜「華盛頓自由燈塔」記錄了中共的影響力運作是多麼的有腐蝕性且有效。
原文Did The Economist Aid a Chinese Communist Influence Operation？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作者簡介：
奧斯丁·貝（Austin Bay）是美國陸軍預備役（退役）上校，作家，聯合專欄作家，也是德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的戰略與戰略理論老師。他的最新著作是《來自地獄的雞尾酒：塑造21世紀的五場戰爭》（Cocktails from Hell: Five Wars Shaping the 21st Century）。＃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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