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赫：「十四五」是中共不可能勝利的持久戰

在國內外大變局的形勢下，五中全會將怎麼開？習近平要達到甚麼目標，黨內各派政治勢力之間又有哪些較量？筆者擬就其中一些問題談點拙見。本篇先對「十四五」規劃做個總體評估，預判。

雖然「十四五」規劃五年規劃和2035遠景目標文件還待正式出台，但是，根據中共的歷史和習當局給「十四五」定的基調，我們還是有可能預先對「十四五」做個總體評估的。當然說得也不一定妥當，權且作一家之言吧。這裏主要講三個問題。

一、總體來講，中共「五年計劃」的做法是失敗的

第一條，只要中共這個體制不改掉，「五年計劃」這種做法的總效應就是限制和障礙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共控制的一種手段，它的消極性大於積極性，要不今天中國經濟的困境怎麼解釋？

中共從蘇聯學來「五年計劃」的做法，其對經濟發展的效果，是複雜的，有積極的方面，更有消極的方面，甚至是危害性的。從根本上講，這是計劃經濟的搞法，現在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其實仍然是中共元老陳雲講的「鳥籠經濟」，共產黨是絕不會把「籠子」拆掉的。如果「籠子」都沒了，鳥都自由飛翔了，那共產黨還有存在的必要嗎，不就成了累贅了嗎？

再說具體點。國際社會，政治首先是「責任政治」，一個領導人對他的施政要負責任，搞不好老百姓不滿意，就得下台。中共搞了將近70年的「五年計劃」，有哪個領導人對其主持搞的「五年計劃」負責任了呢？而且，「五年計劃」的五年和中共領導人一個任期的五年，不一致，是跨任期的。

這個責任怎麼追究？中共這個體制是絕不允許老百姓對它追責的，「追責」只是內鬥中的一個藉口，就起這麼點作用。

另外，「五年計劃」就是一張紙，和中國經濟的實際運行並不是一回事。中共已經走過了13個「五年計劃」。制定一個「五年計劃」也是一個大工程，耗費巨大的資源、人力。例如，陸媒披露，十三五」規劃編製在「十二五」規劃實施中期就開始了，歷時3年，共分為四個階段、十個步驟。不能說牽涉其中的專家、人員沒有能力，但是，由於被中共體制、中共政治所決定，作為「政治掛帥」、瞎指揮的結果，「規劃規劃，牆上掛掛」。

二、十四五是中共在打一場必然失敗的持久戰

第二條，習當局的定調是自欺欺人，「十四五」（2021-2025）是場不可能勝利的「持久戰」，中共甚至都沒可能走到2025年。

根據新華社通稿，7月30日中共政治局會議為「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定下兩個基調。第一個基調，強調三個「仍然」：「我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我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份問題仍然突出」。

第二個基調，從持久戰的角度出發，「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9月1日，習進一步提出這是「戰略決策，是事關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

第一個基調是鴕鳥政策，無視現實危機，自欺欺人。其一，中美新冷戰方興未艾，全球「清共」潮起，「戰略機遇期」從何而來？

其二，共產主義內在的進攻性、擴張性和顛覆性，一戰打出個蘇俄（蘇聯），二戰打出了個「共產主義陣營」，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一統天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論」不過是其實力不逮時炮製的一個謊言、洗腦陷阱，高掛免戰牌，當它勢力囂張時就會高喊「戰爭與革命是時代的主題」，主動出擊，挑起戰爭；但是，美國覺醒了，特朗普政府的強大攻勢是你中共能叫停的嗎？

其三，實質從2009年開始（中共官方數據顯示，從2011年開始），中國經濟增長率持續下墜，一直沒有見底，哪裏有甚麼「高質量發展階段」？

第二個基調開錯藥方，十四五是中共在打一場必然失敗的持久戰。

習當局非常清楚：「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因此，「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開出的藥方是：「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筆者在〈透視中共的「國際循環」〉一文中指出：中共雖然已多年排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同為世界上GDP超10萬億美元的兩個國家，但兩者的經濟實力、控制力、影響力，實在是有天壤之別，已經開打新冷戰的美國，已不可能再給中共機會了。

例如，8月10日，蓬佩奧在每年一度的美國保守派行動大會（CPAC）上表示，特朗普總統改變了美國以往的對華綏靖政策，並要確保下一個世紀不是由中共這樣的威權政權來管治。

美國的一個晶片禁令，就能讓中興投降、華為命危；如果美國祭出金融制裁的核彈，中共恐怕就要半死不活了。也就是說，中共渴求的「國際循環」，難以暢通。下面重點說說「國內大循環」。

三、「國內大循環」，一個幻夢

中共竊國超過70年，在經濟上，一直沒有一個穩定的框架。總體來講，70年的經濟發展的效應，更多的是災難，而不是成果，是這樣一個「兩型經濟」：道德崩潰型經濟和環境毀滅型經濟。具體講到「國內大循環」，本來，在一個現代國家，「國內大循環」是件很自然的事情，而中國即使在毛時代，搞計劃經濟，「國內大循環」也是堵點多多。

一個標誌是，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表了一篇講話，《論十大關係》，其中第五部份就是講「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承認「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也是一個矛盾」，「還有一個地方和地方的關係問題，這裏說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級關係問題」。這些矛盾和問題，迄今沒有解決。

習當局現在提「國內大循環」，首先面對的就是一個「諸侯經濟」的問題。在現行體制框架下，各個地方一味追求局部利益，說白了就是佔山為王，搞地方割據，互相封鎖，各自為政。

催生「諸侯經濟」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地方官員的所謂政績觀念，要陞官，要有政績，就要幹出點驚天動地的大業，新官上任三把火，其中之一就是把當地變成一個巨大的建築工地，或大拆大建，或招商引資，或違規搶上項目，或對外封鎖，目的就是一個，政績是個硬道理，有了政績就有底氣，就有官帽。這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巨大的危害。

多年來，中共一直在講產能過剩問題（2014年，大陸工業總體產能利用率約為78.7%。而按照國際通行標準，產能利用率超過90%為產能不足，79%-90%為正常水平，低於79%為產能過剩，低於75%為嚴重產能過剩。據此判斷，目前我國工業總體處於產能過剩狀態，部份行業已經屬於嚴重產能過剩），其實質就在於重複建設、諸侯經濟問題。

要消除「諸侯經濟」問題，就必須形成國內統一大市場，這個中共已經講了很多年，搞了三輪清理活動，但是一直沒有根本解決。

第一輪，2001年4月，因為要加入WTO，中共發文件——《國務院關於禁止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實行地區封鎖的規定》。2013年-2014年，第二輪，商務部等12個部門按照《消除地區封鎖打破行業壟斷工作方案》聯手推動。

第三輪，2016年6月，中共印發《國務院關於在市場體系建設中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的意見》；2018年3月國家發改委公佈了59個涉嫌行政壟斷的案例；2019年12月，市場監管總局等四部門發文，要求開展妨礙統一市場和公平競爭的政策措施清理工作；2020年4月，中共又發佈《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這個動作被稱為「暢通國內大循環，中國統一市場的最新一戰」，但在剛性的地方利益、僵化的體制機制、作為既得利益者的官員階層面前，同樣又將是雷聲大、雨點小。（筆者「中共體制中的地方割據隱患雜談」也有涉及此問題。）

除了「諸侯經濟」這個攔路虎外，還有如下四大難題決定「國內大循環」難以暢通。

其一，「全球產業鏈重組『去中共化』無可避免」。這是筆者的一篇文章，其中說了三條：第一，從世界經濟史角度看，製造業遷移是常態，上世紀以來已有四波，當前是第五波，這是客觀規律的作用，絕非中共所能控制；第二，經濟全球化中的中共陷阱，使全球產業鏈重構「去中共化」成為必然選擇；第三，「去中共化」的高昂成本，將被美歐「再工業化」、新一輪產業革命和全球貿易新趨勢三者從容化解。

現代經濟，「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是不可分離的，對中國尤其如此。作為世界最大工業品製造國、最大商品貿易國，中國應深深捲入全球產業鏈中，例如，中國是晶片進口最大的國家，2013年以後，中國進口晶片超過二千億美元，2018年以後超過三千億美元，這些晶片自己用掉大概60%，裝機出口大概40%。

正在進行中的全球產業鏈重組，整體搬遷，離開中國，這對中國經濟將是滅頂之災，「國內大循環」就要斷掉。

其二，對外科技依賴。2001至2002年間，陸媒《科技日報》以「是甚麼卡了我們的脖子」為題，刊發了21篇報道。十多年後，2018年《科技日報》再次推出了一組由35篇報道組成的這個專欄，系統性地向公眾介紹了我國在哪些核心、關鍵領域還受制於人，包括35項「卡脖子」技術和中國尚未掌控的六十餘項核心技術。

這表明中國對外科技依賴沒有根本性的改觀。今年9月11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科學家座談會，憂患溢於言表，渴求「加強國際科技合作」。

其三，民營企業的生存困境。出了現實考慮，文革後中共給民營企業開了條口子，甚至提出「兩個毫不動搖」（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民營經濟人士是「自己人」；但是，防範心理和做法是無日或缺。

9月16日，中共召開全國民營經濟統戰工作會議，發佈了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份民企統戰文件，要求民營經濟人士「增進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政治認同、思想認同、情感認同」，做政治上的「明白人」。而對這些年來的「國進民退」、民營企業的生存困境，一直沒有實質性的解決措施，政策越來越「左」。

但是，沒有民營企業的生機、活力和發展空間，「國內大循環」只能是一句空話。（民營經濟具有「五六七八九」的特徵，即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70%以上的技術創新成果，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

其四，中國民間消費能力嚴重不足。中國經濟是種畸形經濟。在毛時代，貌似平均主義，但官民之分與城鄉之別，把中國人基本上分成三大類：第一類，官員階層（「新階級」），藉助黨國體制，手握生死大權，壟斷一切資料，成為名副其實的「統治階級」；第二類，城市居民，底工資、高就業、享受低水平的社會福利，例如商品糧、醫保等等；第三類，農民，被套在人民公社、生產隊裏，自生自滅。這種情形下談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民間消費，沒多大意義。

「改革開放」後，「統治階級」權力套現，中國演變成一種最壞的經濟模式——「共產黨資本主義」，貧富分化走向極端。今年「兩會」的記者會上，李克強一句「中國有6億人的每月收入僅一千元（人民幣）」，把底子揭穿了。

根據北京師範大學收入分配研究院課題組的報告，中國有39.1%的人口月收入低於一千元，換算成人口數即為5.47億人，同時月收入在1,000-1,090元的人口為5,250萬人，因此1,090元以下的總人口為6億人，佔全國人口比重為42.85%。此外，如果以1,090-2,000元標準來界定中低收入者，則該群體的人口規模總量會達到3.64億。也就時說，月收入二千元及以下者，高達9.64億人。

這也與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李強在《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2期發表的論文《「丁字型」社會結構與「結構緊張」》所揭示的情況相一致。該文分析了中國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數據。

他的結論是中國的總體社會結構，呈現為一種「倒T字型」，總人口的64.7%在最下層，至少超過就業總人口的84.1%居於社會的下層。其他群體呈立柱式分佈，中間沒有任何過渡。即貧困和地位低下的人民佔絕大多數，而中間階層與上層都只佔很小的比例。

10年後，李強研究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抽樣數據，結論是：整體社會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觀，中產階層在全社會中仍然比例較小。

2015年9月美國高盛公司（GoldmanSachs）發表的一份報告說：中國的消費市場以一小批中產階級為主導，僅有2%的就業人口收入達到繳納個人所得稅的水平，目前有大約11%的中國人口可以被定義為「中產階級」（約為1.53億人）；除他們之外，中國大多數人的收入只能滿足生活必需。

最頂端的「高端消費者」僅有140萬人，人均年收入為50萬美元，這些人構成了在巴黎、紐約、東京、倫敦的商場裏「火拚」購物的中國人主體。

中國這樣的人口結構、消費結構，能支撐起「國內大循環」，那才是咄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