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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東方殺戮
目 錄
引言
1.暴力奪權——不光彩的起家
1.1蘇共上位
1.2中共篡權
2.受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2.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2.2中共亦步亦趨
3.共產黨幹的事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變異的、不光彩的
3.1蘇共暴行
3.1.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3.1.2製造饑荒殺人
3.1.3大清洗殺自己人
3.2中共暴行
3.2.1中共製造饑荒殺人
3.2.2文革暴力殺人，毀壞傳統文化
3.2.3登峰造極，迫害法輪功
4.共產紅禍，輸出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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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從在蘇俄奪取政權開始，共產暴政的存在至今已有百年。美國國會記錄顯示共產主義殘殺了至少一億人，[1]《共產主義黑皮書》詳實記敘其殺人歷史及事實。[2]從蘇聯及東歐共產集團解體後解密的檔案、中共黨史研究室公開的歷次運動死傷人數記錄、國際法庭公審前柬埔寨共產黨魁的殺人罪行，到當下的朝鮮金氏極權暴政，人們對共產暴政嗜殺的本性有著相當程度的認識。
曾有很多學者比較共產黨極權與納粹極權政體的不同。這些比較固然有很多真知灼見，但有一點卻通常為學者所忽略。納粹屠殺猶太人只是以屠殺本身為目的，但共產黨殺人的本身卻不是根本目的，而是手段。信神者相信，人的肉身死亡並不是真正的死亡，靈魂還是會進入天國或輪迴轉生。而共產黨以屠殺的方式，在人們心中植入恐懼，強迫人們接受它的邪說，最終讓人類的靈魂在道德的敗壞中走向地獄。它不僅要毀掉人的肉體，更要毀滅人的靈魂。
共產黨殺人還有另外一個特徵，就是強化內部成員的凶殘，篩選最邪惡者來進行掌控。許多人不能理解的是，共產黨為什麽要不斷在內搞清洗。很多人只是在某件事上持有不同意見，既沒有反黨，也沒有反對黨的領袖，但卻遭到殘酷無情的清洗，乃至株連九族。這其中的一個原因是，共產黨由於與神和人為敵，罪惡彌天，因此時時感受到生存的危機。為此，共產黨需要找到最沒有是非善惡觀念的人來做它的中堅力量。屠殺的過程就是在篩選最心狠手辣的邪惡分子，這樣共產邪靈才能放心地將權力交到其手上，以保證這個暴政的延續。譬如，在1989年的六四屠殺中，所有不忍心下手的黨員都被清洗，由此選出了一個最邪惡的江澤民，成為了中共的繼任領袖。江澤民後來又選擇了在鎮壓法輪功的過程中最凶殘的羅干和周永康相繼進入最高領導層，其原因也是如此。
這種殺人有時候還需要全民的參與，如「文革」，讓全民手上都沾了血，與黨共同犯罪後就容易成為這個罪惡體制的維護者。至今那些打砸搶的紅衛兵中，還有很多人高喊著「青春無悔」，就是這種心態的寫照。
除此之外，共產邪教通過屠殺來消滅被製造出來的敵人，並讓旁觀者在恐懼和戰慄中放棄對共產黨的一切質疑。
理解了上述原因，我們不難解釋一個現象：在人類歷史中，無論是戰爭還是暴君，都是先有了敵人才去殺人。而共產黨卻是反其道而行之，為了殺而去找敵人，沒有敵人也要製造出敵人來殺。
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歷史悠久、傳統文化深厚的國家，持久和大規模的殺戮是不可或缺的手段。因為傳統的中國人信神、敬佛，五千年積累的文化底蘊、思想內涵和民族精神不可能容納仇視神佛和崇尚暴力的共產主義，因此共產邪說必須靠暴力來移植和維繫。在此之前，則是在蘇聯進行預演。
1.暴力奪權——不光彩的起家
共產主義是個邪靈，所以其起家就必然是不光彩的。從馬克思的「一個幽靈」在歐洲遊蕩，到巴黎公社的地痞、流氓毀掉擁有人世間最輝煌藝術的巴黎城；從蘇聯共產黨陰謀加暴力奪權，到中共暴力加詭計篡位，皆是如此。
1.1蘇共上位
1917年2月，當時俄國產業工人因食物短缺和工廠環境惡化而發動罷工。其後，動亂蔓延至俄羅斯其他地區，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國臨時政府建立。列寧聽聞動亂後想立即從瑞士趕回俄羅斯，但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正酣，中間經過的都是敵對國。2007年底，德國《明鏡週刊》證實了一個長達九十年的猜測。[3]當時的德國皇帝威廉二世與俄羅斯是交戰國，他認識到列寧能夠給俄羅斯帶來的災難性結果，於是允許列寧取道德國到達瑞典，再經芬蘭回到俄羅斯。不僅如此德皇給了列寧大量的金錢和武器支持，僅到1917年年底之前，德國外交部就給了列寧2600萬馬克。邱吉爾在評價德國人把流亡在外的列寧送回俄羅斯時說：「他們把所有武器中最恐怖的那種用在了俄羅斯。他們把列寧像鼠疫桿菌那樣裝在一輛密封卡車裡運了回去。」[4]列寧利用俄羅斯的這一動亂在1917年11月7日（儒略曆10月25日）發動政變（即十月政變），推翻了俄國臨時政府，建立首個共產政權。
但在其後的俄國立憲會議選舉中（1918年1月5日），俄國社會革命黨以明顯的選票優勢擊敗執政黨，即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黨。在4440萬以上的選民投票後，布爾什維克得票率只有24%，社會革命黨得票率有40%，布爾什維克最終敗選。
面對這一結果，列寧撕毀承諾，宣布立憲會議是「人民的敵人」，與此同時，早已準備充分的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在立憲會議召開當天宣布在彼得格勒戒嚴，並調集軍隊進入首都，後以強制手段解散了立憲會議，導致1月5日的選舉最終失效。蘇俄十月政變是20世紀國際共產暴力運動的始因，它觸發了共產主義暴力運動在全球範圍的擴張，給全世界人民帶來了無盡的災難，自此殺戮不斷。
1.2中共篡權
1917年，蘇俄剛剛建立，便利用中國是共產第三國際成員國的機會「輸出革命」，派遣維經斯基到中國建立共產主義小組，再通過鮑羅廷讓國民黨接受「聯俄容共」政策，以讓中共滲透國民黨促進其實力的迅速增強。國民黨政府軍與侵華日軍八年艱苦對決中，中共趁機壯大自己的勢力，從幾乎被消滅的3萬紅軍重新坐大成為擁有正規軍132萬、民兵260萬的軍事集團。隨著日本戰敗，中共一邊和國民黨假裝和談，一邊武力擴張，慫恿美、蘇放棄國民黨轉而支持共產黨，打敗了國民黨政府軍，於1949年暴力篡權，建立了世界上最邪惡的共產極權國家。
此時的共產陣營不可一世，有世界占地面積最大和人口最多的蘇、中兩大國，幾乎「紅」遍歐亞大陸，占據了全球人口及地球版圖的三分之一，非洲、南美和東南亞許多國家也倒向蘇共或中共。二戰中無數世人浴血奮戰的結果，卻養虎為患，讓共產極權坐大，實出世人所料。
2.受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從共產鼻祖馬克思到共產極權國家都在口頭上大講依靠工人農民、無產階級，代表著工人農民的利益等等，但其實際行動證明了最後吃苦的還是工人、農民。
2.1蘇俄殺工人、殺農民
1918年，隨著立憲會議被列寧非法解散，工人最先站起來反抗，成為第一個在暴力機器前流血的階層。當時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發生了抗議解散立憲會議的工人遊行示威，參加者多達數萬人。布爾什維克軍人向和平的遊行隊伍開槍射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街道上灑滿了工人的鮮血。俄國最大的行業工會「全俄鐵總」宣布政治罷工，以抗議立憲會議被驅散，許多工會紛紛支持。但罷工很快被蘇共用武力殘暴鎮壓。全俄鐵總和其它非布爾什維克控制的工會被取締，從此俄國工會逐漸被蘇共控制而官方化。1919年春，在俄國很多城市也多次發生工人罷工。饑餓的工人要求獲得與紅軍士兵相同的糧食定量，廢除共產黨人的特權，實行言論自由和自由選舉。結果，所有罷工都被契卡以逮捕和槍決的殘酷方式鎮壓下去。
1918年夏天，俄國因內戰而斷糧。為解決糧食供應問題，列寧在1918年6月間把斯大林派到伏爾加流域的察里津，因為那裡是俄國的傳統糧倉。列寧命令斯大林在察里津搞集體大屠殺。斯大林到那兒後立即開始大規模處決農民。斯大林給列寧的電報中說：「放心好了，我們的手不會顫抖。」不久後，大批糧食便被押運至莫斯科。
蘇共的暴政激起了更多的農民反抗。1918年8月，奔薩地區的農民起來武裝反抗，起義迅速蔓延到周邊地區。蘇共派出軍隊血腥鎮壓了起義。列寧當時給奔薩地區發送的電報如下：「1.吊死（確保人民都能充分看到絞刑的執行）至少100個已知的地主、富人和吸血鬼。2.公布他們的名字。3.搶走他們的全部穀物。4.根據昨天的電報指定人質。此事應辦得讓周圍幾百公里的人民都能看見、顫抖、知道、喊叫。」[5]
坦波夫省十月政變前是俄國最富饒的省份之一。為了強行將糧食收繳上來，蘇俄政府組織了很多「徵糧隊」進入坦波夫省。為了抵抗強行徵糧，5萬多農民組成了自衛軍，同「武裝徵糧隊」展開了武裝衝突。
為鎮壓坦波夫農民的反抗，1921年6月蘇俄政府「反匪徒委員會」建議圖哈切夫斯基可以動用毒氣攻擊「匪徒」。圖哈切夫斯基用毒氣與大火使得坦波夫地區的大片土地成了無人區。在鎮壓坦波夫州農民起義中，估計有約10萬農民起義者和他們的家屬被囚禁或被流放，有15,000人被殺死。
蘇俄血腥殺戮的預演為之後中共迫害中國工人、農民做了充分的鋪墊。
2.2中共亦步亦趨
中國有著經過五千年奠基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敬天信神的傳統已經融入到一代代中國人的骨子裡。共產邪靈只靠欺騙、變異、滲透等手段想改變這五千年的傳統談何容易？為此共產邪靈有計劃地用暴力殘殺傳承中華傳統文化的社會精英階層，摧毀傳統文化中世人賴以生存的精神支柱及物質載體，割斷神人聯繫；同時建立邪惡的「黨文化」以代替傳統文化，並用其培養、訓練沒被殺掉的世人，特別是年輕人，把他們變成忘恩負義的「狼崽子」，變成共產邪靈繼續毀滅人類的工具。
中共剛剛篡奪政權後，馬上開始製造敵人，把屠刀首先揮向精英階層，開始在農村屠殺地主、鄉紳，在城市中殺資本家，也在製造恐怖的同時洗劫社會財富。
中共進行的所謂「土地改革」，許諾把土地分給農民，先給農民一點甜頭，挑動他們和共產黨一起殺地主、殺富農，支持共產黨新政權。可是完成了對地主、鄉紳的屠殺後，卻立刻通過「合作化」收回了分給農民的土地。結果廣大的農民還是沒有自己的土地，繼續受苦。
中共在1950年3月發出了《嚴厲鎮壓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稱「鎮反」運動，集中殺害鄉村中的地主、富農階層。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滅的「反革命分子」是240餘萬人，實則遇害的最少在500萬人以上，占當時人口的近百分之一。
殺完了農村的地主、富農，中共接下來又用「三反五反」運動來屠殺城市中有資產的人士。僅上海從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據不完全統計，因運動而自殺者就達876人，其中有很多資本家是全家數口人一起自殺。
消滅地主、資本家階層之後，中共並沒有停止，而是緊接著整治農民、小商人、手工業者，把他們的財富搶為中共所有，其結果是廣大工人、農民照樣貧窮。
3.共產黨幹的事沒有一件是有人性的，全是變異的、不光彩的
3.1蘇共暴行
3.1.1勞改營殺人，希特勒取經
1918年9月5日，列寧下令在索洛維茨基群島組建了第一個特別勞改集中營。這是為了關押、折磨和屠殺反對十月政變、與蘇維埃政權為敵的政治犯和異見人士。此後，蘇共在各地修建了更多的集中營。這些集中營即是斯大林時代臭名昭著的「古拉格集中營」的前身。「古拉格」是俄文「勞改營管理總局」的簡稱。斯大林時代，伴隨著接連不斷的清洗和恐怖政治的不斷加劇，「古拉格集中營」在蘇聯各地越建越多。1953年斯大林死去前，古拉格的發展達到了頂峰，全蘇聯共有170所，遍布各個地區和角落，就像是綿延不絕的「群島」。
在《古拉格群島》一書中，作者索爾仁尼琴一共列舉了31種刑訊方法，從心理上的折磨到肉體上的摧殘無所不包、無所不用其極。由於祕密警察往往數刑並用，在生理上耗盡犯人的體力，在精神上徹底摧垮其僥倖心理，其結果是需要什麼口供，就能得到什麼口供。[6]
被投入勞改集中營的人們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在冰天雪地中每天要進行十二到十六小時的高強度體力勞動。大批大批的勞改者死於非命。許多人全家都被送進古拉格，有的丈夫服刑、妻子流放，即便是80歲高齡的老人也不放過。受害者上至黨和國家高級領導人、軍隊高級將領，下至普通百姓、宗教人士、工程師、技術員、醫生、學生、教授、工人、農民，囊括了所有的階層。
很多世人都以為集中營是德國納粹的產物，其實蘇俄的勞改營不只是其它共產國家勞改營的樣板，希特勒當年也派出蓋世太保去蘇聯參觀、學習建造勞改營的經驗。
據保守統計，在1930年至1940年間，有50多萬名勞改犯死亡。1960年，古拉格系統被關閉。2013年，俄羅斯官方媒體網站顯示，有超過1500萬人因獲刑被關進古拉格改造營；在那裡，共有超過150萬人於釋放前死亡。
3.1.2製造饑荒殺人
饑荒也被共產政權用來殺人。1932至1933年間在烏克蘭發生的大饑荒是蘇共對烏克蘭的種族清洗和滅絕。事件背景是，蘇共在烏克蘭推行農業集體化的政策遇到了當地農民的抵抗。於是，蘇共把大部分擅長耕作的農民劃為「富農」，並將他們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亞和中亞地區。這導致烏克蘭農業生產迅速下降，1932年的糧食產量暴跌。
在1932年到1933年的冬天，烏克蘭的糧食供應被蘇聯政府中斷。烏克蘭周邊圈起了一道警戒線，任何人無法逃離。起初，烏克蘭人依靠家中貯存的蔬菜和土豆充饑。可是，蘇俄政府動用了徵糧隊，把各家各戶僅存的蔬菜土豆全部搶走。很快，大批農民陸續餓死，許多地方出現了吃人肉的慘劇，還有村民在冬季把已經埋葬的貓、狗、家畜和人的屍體重新挖出來食用。農民被禁止進入城市搜尋或購買食物，很多人餓死在鐵軌上和鐵路旁。
大饑荒過後，烏克蘭有上百萬的兒童失去父母，成為孤兒。無家可歸的孩子，只好去各個城市乞討謀生。斯大林政府認為，龐大的兒童乞丐損害了蘇聯的光輝形象，於是簽署命令，對12歲以上的兒童「予以槍決」。據不同的統計數字，有250萬至480萬人死於大饑荒。在當時的烏克蘭首都哈爾科夫市的大街上隨處可見餓死者的屍體。
3.1.3大清洗殺自己人
共產邪靈毀滅全人類的目的中也包括毀滅它們自己人。所以共產黨對自己人從未有過半點仁慈之心。在斯大林時代，恐怖殺戮行動愈演愈烈。從1928年開始，斯大林導演了一場持續十年的血腥的政治鎮壓。其中所謂的「大清洗」是斯大林殺戮共黨自己人的運動。據歷史學家研究，在大清洗運動中，出席蘇共十七大的1,966名代表，有1,108人因反革命罪被逮捕。十七大選出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共139人，其中80%的委員被逮捕，並且全都被處死。列寧在世時的最後一屆7名政治局委員中，除列寧早年死去外，斯大林將其他5人（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李可夫、托姆斯基）都置於死地。1919~1935年先後選出31名政治局委員，其中有20人遇害。貝利亞曾說過這樣一句話：「給我帶來一個人，我就能給你找出他的罪證。」
這次清洗沒有漏過任何一個社會階層──對宗教界、科技界、教育界、學術界、文藝界知識分子的鎮壓甚至比對軍政界的鎮壓更早一些，而且，事實上為斯大林的恐怖政策付出代價更大的是普通的蘇聯人民。
那麼斯大林搞的大清洗總共到底抓捕了多少人、殺了多少人、關押了多少人、流放了多少人？至今沒有準確的記載和答案。1991年6月，蘇聯解體前夕，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公布了一個數字：1920年到1953年，蘇聯約有420萬人遭到鎮壓，其中200多萬人是在「大清洗」中遭到鎮壓的。曾在蘇聯和葉利欽時代主持過平反工作的雅科夫列夫在2000年接受記者採訪時則說，斯大林鎮壓的犧牲者涉及2000萬人，也許還要多。[7]
3.2中共暴行
從1949年中共篡政到1966年的十幾年中，通過「鎮反」、「三反五反」、「反右」、「大躍進」及其所造成的大飢荒，使幾千萬中華子民死於非命。隨著血腥的黨內鬥爭的需要，隨著新一批接受無神論、黨文化教育的「狼崽子」的長成，為摧毀幾千年奠基的中華傳統文化，共產邪靈開始了更瘋狂的殺戮和破壞。
3.2.1中共製造饑荒殺人
在1959到1962年之間，中國發生了一場空前的大饑荒。中共一直矇蔽世人謊稱是自然災害所致。其實，1958年中共大搞人民公社、大躍進，不只吃光了庫存的糧食，搞得土地沒有收成，還硬逼各級從省市到城鄉虛報糧產量，並按照虛報的數量超額徵收。結果導致農民把口糧、種子糧、飼料糧都上繳後仍然無法達到虛報的數量。中共各級組織逼糧團對快要餓死的農民吊打、刑訊、鬥爭以拿到農民們自己保命的最後一粒糧食。同時中共也學著蘇共的做法斷絕農民入城或其它求食的生路，致使無數整家甚至整村的人被餓死。人吃人的現象屢有發生，路旁餓死者的屍體隨處可見，慘不忍睹。當農民為了活命而去奪糧食時，又被殘忍地鎮壓殺害。上繳來的糧食被用來大規模購買蘇聯的武器、用來出口換黃金、用來還債，但中共卻罔顧本國人民死活。在短短三年中，這場滅絕人性的以饑荒殺人的大屠殺，使數以千萬計的中華子民喪失了生命。
3.2.2文革暴力殺人，毀壞傳統文化
1966年5月16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發出，中共發動了文化大革命。8月，以高幹子弟為骨幹的北京市部分中學紅衛兵在北京市進行大規模抄家、毆打、屠殺活動，1966年8月下旬在北京市各城區造成上千人死亡，釀成了所謂「紅八月」。
僅舉北京市大興縣的屠殺事件為例。自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大興縣的13個人民公社共48個生產大隊，先後殺害了325人，其中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有22戶家庭被殺絕。殺人方式有的是用棍棒毆打，有的是用鍘刀鍘，有的是用繩子勒死。嬰幼兒則一條腿被踩住，另一條腿被劈開，從而被撕成兩半。
共產邪靈讓人們實施暴力、殺戮世人時，還要告訴人們殺人是應該的，人應有的善良之心必須放棄，而建立了「對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的黨文化理念。此類例子，不勝枚舉。中共每一件惡行都有意地為建立它們用以毀壞傳統文化、敗壞人們道德的黨文化添磚加瓦。在黨文化的毒害下，很多人變成了共產邪靈的打手、殺人工具。
世人大都只是看到共產極權國家是如何的殘忍、嗜殺成性，而無法理解作為人怎會如此喪失人性、慘無人道。其實這正是源於共產邪靈是由「恨」及低層敗壞物質等組成的，同時利用爛鬼、低靈行惡，其非人性的表現就是其根本魔性所決定的。
整個文革時期，死於非命的人難以統計，多數研究估計超過二百萬，甚至更多。
美國研究世界上大屠殺的權威、魯密爾教授（R. J. Rummel）在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國》中說，文革中喪生者的數目大約為773萬人。
山東大學副教授董寶訓與山東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丁龍嘉合著的《沉冤昭雪──平反冤假錯案》一書1997年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書中引用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葉劍英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式上的講話：「中央經過兩年零七個月的全面調查，文化大革命死了2,000萬人，受政治迫害人數超過1億人，占全國人口的九分之一，浪費了8,000億人民幣。」
據《鄧小平文選》記載，1980年8月21至23日，鄧小平在人民大會堂，兩次接受意大利記者法拉奇採訪。法拉奇問鄧小平：「文化大革命究竟死了多少人？」鄧小平回答說：「文化大革命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鄧小平於是舉了一個經典冤案：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被康生當面指定為叛徒、國民黨特務，康生命令公安部長謝富治把趙健民當場抓起來，投入大牢。僅趙健民一案就共牽連了138萬多人，打死了17,000多人，6萬多人被打殘。僅昆明地區就打死了1493人，打殘了9661人。
3.2.3登峰造極，迫害法輪功
幾十年中共的暴力殺戮、強力洗腦、黨文化的灌輸和教育，不信神的人們道德標準早已遠遠低於神給人規定的最低水準，甚至信神的人不知道如何才是對神真正的信，而將中共敗壞後的宗教作為信神的形式。長此下去，世界上各個民族所預言的毀滅整個人類的大災難必將降臨。
為提升世人道德，救度世人，1992年春，李洪志先生在中國傳出了以信仰「真、善、忍」為本的法輪功，又稱法輪大法。大法至簡至易，從祛病健身開始，僅短短幾年，經口耳相傳，全球就有上億人入道得法，帶動了整體社會的信仰重建和道德昇華。隨著大法洪傳，更多世人走進修煉，勢必讓人類走回正道，讓江山重歸清明。
共產邪靈的終極目的是通過毀滅文化、敗壞世人道德來阻斷人得到創世主的救度，自然將法輪功視為第一大敵。
1999年7月，中共邪黨前黨魁江澤民迫不及待地發動了對法輪大法及其修煉者的全面迫害。它集古今中外一切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江澤民下令對法輪功要「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截斷，肉體上消滅」。
它們用謊言、欺騙加暴力迫使所有中國人認同並追隨它們迫害法輪大法，反對「真、善、忍」，認同「假、惡、鬥」，讓人們道德敗壞，背叛神佛，走向法輪大法及「真、善、忍」的對立面。很多中國人在邪黨多年高壓、洗腦、殺戮中噤若寒蟬，變得麻木不仁，對迫害視而不見，甚至違心地參與迫害而不知自己已被捆綁著走上毀滅之路。
共產邪靈還有效地利用經濟手段捆綁自由世界國家，使他們無法制止中共對法輪大法及其信徒們喪心病狂的暴力殺戮和迫害，聽之任之，遂使得迫害者越加猖狂，肆無忌憚。
共產邪靈集古今中外邪惡迫害手段之大成，更超出這一切手段之外，將法輪功學員作為活人器官庫，以每個器官數萬到十幾萬美元不等的價格，隨時殺死這些學員並販售他們的器官牟利。2006年7月7日，加拿大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與加拿大前資深國會議員大衛‧喬高首次發布《血淋淋的器官摘取：關於指控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調查報告》（Bloody Harvest, The killing of Falun Gong for Their Organs）。該報告以18種證據證明，中共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犯罪是真實存在的，並稱之為「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惡」。經國際調查員通力合作，2016年6月《「血腥的活摘器官」及「大屠殺」更新調查報告》發表。該報告以680頁的篇幅、近2400條參考資料，揭示了中共活摘器官犯罪的真實性質和駭人聽聞的規模。
2016年6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以「呼聲表決」（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過了343號決議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針對法輪功學員等良心犯的「強摘器官」行為。
活摘器官的巨大經濟利益不僅能維持迫害，還吸引全世界的人為了活命到中國進行器官移植，用錢買法輪大法修煉者的器官，其實也在幫助中共殺人害命。這也是邪惡所要的，即進一步達到毀滅人的目的。
中共從篡政後從未放鬆對所有宗教信仰的迫害。對此問題本書將在第六章進一步展開論述。
4.共產紅禍，輸出暴力
在《共產主義黑皮書：罪行、恐怖、鎮壓》的緒論《共產主義的罪行》中，作者初步統計了共產政權在全球的罪惡行徑及導致的死亡人數，他估計共產政權導致的總死亡人數約為9,400萬。其中蘇聯2,000萬人、中國6,500萬人、越南100萬人、朝鮮200萬人、柬埔寨200萬人、東歐的共產政權100萬人、拉丁美洲15萬人（主要是古巴）、埃塞俄比亞170萬人、阿富汗150萬人，另有10,000人是因「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發起的運動和在野的共產黨」而死亡。[8]
根據不同學者的統計，柬埔寨在赤柬1975到1979年的這段統治期間，在中共的直接干預控制下，赤柬暴政害死的人數大約在140萬到220萬之間，而當時的柬埔寨總人口也不過700多萬人。柬埔寨在所有共產極權國家中表現最為極端，近1/3的人口死於非命。
朝鮮從1948到1987年間，強制勞動、處決和集中營勞改，造成超過100萬人死亡。估計240,000到420,000人死於上個世紀90年代的饑荒，1993年到2008年朝鮮有600,000到850,000人非正常死亡。金正恩上台後，更是明目張膽地大肆殘殺，包括其高層政府首腦和親人，還不惜以核戰爭威脅世界。
從蘇俄建立第一個共產政權至今，短短一百年間，共產邪靈在共產政權國度裡竟殺戮了比兩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總和還多的人。共產主義的歷史就是一部殺人史，每一頁都染著世人的血跡，都記載著共產邪靈百年來一路暴力嗜殺的惡行。#
（點閱《九評》編輯部新書《魔鬼在統治著我們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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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Remembering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https://www.congress.gov/congressional-record/2017/11/13/extensions-of-remarks-section/article/E1557-2
[2]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3] “Revolutionaer Seiner Majestät” (德皇陛下的革命), http://www.spiegel.de/spiegel/print/d-54230885.html.
[4] Winston S. 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Volume 5.
[5] Robert Service, Lenin: A Biography (London: Macmillan, 2000), 365.
[6] Aleksandr Solzhenitsyn, The Gulag Archipelago: 1918-1956.
[7] 中國社科院譯《雅科夫列夫訪談錄（1992—2005）》。
[8] Stéphane Courtois, ed., 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 Crimes, Terror, Repression，trans. Jonathan Murph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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