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無黨派研究機構「響應政治中心」在其「公開的秘密」欄目下繪製的表格，可以看到強大的遊說集團盤踞在美國政治的核心。而這個遊說業的大本營，就在距離國會山不遠的華盛頓K街。
仔細查看《游說信息披露法》（LDA）和《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披露的信息，會看到幾乎所有引起公眾關注的美國時政新聞背後，都有「遊說機器」在運作，有許多美國說客正為中國公司工作。他們不是中國公司的僱員，但是在這場美國競爭影響力的遊戲中，他們服務於中國公司的利益。
中國公司投巨資「遊說美國政府」與其被調查的時間線同步。例如麻煩纏身的華為、遭美國調查的TikTok、涉嫌侵犯人權的影片監控巨頭「海康威視」等等，都是如此。
華為「生死一線」的背後
在美國推動其盟友禁止華為參加下一代蜂窩移動通信5G推出之際，公共關係工作就此展開。按照LDA披露，華為2019年的聯邦遊說費用達到創紀錄的180萬美元，比2018年前暴增了近60倍，其中絕大部份（170萬美元）用來支付親共和黨說客埃斯波西托（Michael Esposito）。
華為也聘請盛德國際律師事務所（Sidley Austin）、Steptoe & Johnson、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Jones Day），重點放在美國出口管制、貿易制裁和與國家安全疑慮相關的主題上，以洗白美國對它的指控。
華為同時花費近94萬美元聘請BCW的一家子公司Pivot，合同期從2019年9月19日到2020年9月18日。重點支持華為在美國市場的通訊以及媒體關係的拓展。
華為與媒體組織的聯繫表明，外國影響力運動已經在順利進行。 就在華為註冊了《外國代理人》後，2020年3月21日，《今日美國》發表了一篇來自華為的專欄文章（Op-ed），針對美國警告不應讓華為參與構建5G網絡進行反擊，說將網絡安全政治化是一個失敗的主張，聲稱華為「並不是美國說的處於中國政府的控制之下，相反，華為由員工擁有」。
公關的結果，眾所周知。美國政府給了華為供應商的兩個90天的寬限期，華為為此付出百萬美元的成本。但是這半年等於給了華為備齊存貨的機會，讓華為從「生死一線」的邊緣死去活來。
華為的公關費在美國的中資公司中還不算最高，根據「響應政治中心」數據，中興公司（ZTE Corp）從2013年至今已經花了1,163萬美元在公關中，同樣時間段阿里巴巴也花費了1,041萬美元。由於被美國盯上，這兩家公司在2018年和2019年的遊說費用都十倍於歷年開銷。
華為說客註冊「外國代理人」
根據《外國代理人註冊法》（FARA）文件，華為2019年3月聘請了兩家美國公司做其「外國代理人」：Racepoint Global和Burson Cohn and Wolfe（BCW），以負責其在美國的外國影響力活動。前者華為每月支付55,000美元直到9月份，後者華為給16萬美元預算，與商業夥伴、顧問委員會、媒體和「意見領袖」合作，提高華為在美國的聲譽。
事實上，在過去幾年中，華為已經根據美國「遊說信息披露法」（LDA）申報其在遊說工作上的花費，例如華為僅在2019年就花了298萬美元進行遊說。但這是華為首次披露FARA。
都是幫華為公關，為甚麼會有兩套規矩制約？「遊說」和「外國代理人」的邊界怎麼釐清？
初步查證，只要其外國委託人不是國有的外國公司，不是外國政府或者外國政治團體，美國說客可以通過LDA進行簡單登記。反之則要按FARA（外國代理人）規定定期對其個人身份、代理關係、近期活動、收入和支出進行公開披露。兩者的性質不同。
FARA的適用範圍廣泛而模糊不清，若被認定違法，美國「代理人」將遭受包括刑事責任在內的嚴重處罰，同時也會對其客戶造成聲譽損害。因此儘管華為一口咬定它獨立於中國政府，其美國「代理人」還是登記了FARA。
TikTok三個月耗資30萬美元遊說
幾乎與此同時，TikTok也飛快地學會從K街僱傭說客，為自己解套。由於擔心用戶數據可能會與中共共享，美國正在考慮禁止由中國公司營運的TikTok。
TikTok位於北京的母公司字節跳動直到2019年下半年才開始遊說，先花了27萬美元。由於影響力有不同的層級，為了在不同的圈子裏面施加不同的影響，TikTok在2020年的前三個月，又花了30萬美元從四家不同的K街遊說公司僱傭了27名說客，在各個圈子裏展開積極活動。
這些說客，包括K&L Gates合夥人、原國會眾議員戈登（Bart Gordon），還包括一位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的前助理。戈登在進入遊說業前任職眾議院科技委員會主席，而舒默在2019年10月要求政府對TikTok展開調查，是對TikTok抨擊最猛烈的政客之一。
TikTok在美國的風頭是否就此終結，這筆公關開銷有沒有白花，還在進行時中。
從K街聘請前國會議員
大批美國國會議員在離開國會山後，即到K街從事遊說。12名華為的說客中，就有6人是前政府官員。為中國人所熟識的基辛格，也是走過「旋轉門」的範例。
雖然根據聯邦政府的監管制度，議員離開國會山後要經過一個「冷卻期」，在一段時間內不能公開對自己的前同事進行遊說，但離職政府官員和政客仍然是遊說華盛頓的主力。這種利用積累的資源在公職和私營之間切換的過程，被稱為「旋轉門」。
當影片監控巨頭海康威視（Hikvision）因涉嫌侵犯新疆人權而在2018年面臨制裁時，這家由中共政府控股的公司也轉向了這種看似行之有效的防災戰略：從K街聘請前國會議員。
根據2018年FARA的文件，路易斯安那州的前聯邦參議員維特（David Vitter）代表海康威視遊說。他成為說客後，由於一些立場似乎與他在參議院時採取的宗教自由立場背道而馳，而被人批違反操守。因為他在任時曾發起一項共同提案，要求美國進行任何貿易談判時要考慮對方國家是否迫害了宗教少數群體。
走過旋轉門，前議員的收入往往翻數倍。在美國司法部的《外國代理人註冊法》數據庫中，沒有披露維特做代理人的薪酬，但可以看到海康威視每月向維特擁有的水星事務公司（Mercury Public Affairs）支付高達12.5萬美元的服務費用。（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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