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失業壓力,中共日前大力推出「地攤經濟」,但旋即又傳出北京等地再度叫停擺地攤。這個「地攤經濟」為何走不遠?而地攤經濟本身能解決就業問題嗎?

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令原本下滑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失業嚴重。官方日前公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已超過6%,但實際上,還有未登記的城鎮人口和大量農村失業人口。當局希望鼓勵發展「地攤經濟」提升就業,一時間,各地政府掀起「擺地攤」熱。

但熱度沒過幾天,就有消息稱,由於高層認為「地攤經濟」一詞有損政府的面子,6月4日開始嚴禁媒體在報道中使用「地攤經濟」一詞。

另據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6月6日消息稱,「地攤經濟」不利於樹立「首都形象和國家形象」,有網上影片顯示,北京城管已經開始打壓擺地攤的市民。而大連的夜市因所謂堵塞交通、衛生「一片狼藉」等,目前已被停業。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內部意見從來沒有一致過,一面是趨向保黨,包括習近平和中宣部,為面子、或形象工程、或政績,要粉飾太平;另一面是務實派,包括李克強等,主張抓實業、抓經濟。

「李克強講到六億人月收入一千,現在幾億人在貧困線下,不光是暴露了2020年翻番做不到,實現不了,這顯然是打臉中共,也導致中共內部矛盾的昇華,現在中共上層之間的立場和觀點分化對立並公開化,這也是中共快滅亡時其內鬥公開化。」

另外,「務實派一方認為經濟惡劣實在難繼續下去,不得不放開讓老百姓自謀生路,擺地攤有點收入,不至於活不下去,給老百姓一個最低的不用政府花錢的自謀生路方法,即使這樣也被中共左派所不容,以對市容不利、對「偉光正」表面形象有害,認為破壞了中共的形象,揭示了中國內幕,就開始叫停擺地攤。」謝田說。

在地攤熱被叫停之前,中國經濟學者何軍樵就認為,地攤經濟不可能走多遠。

「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上來講,一個國家如果僅靠地攤經濟獲得生機,這個國家就完了,哪一個國家的支柱產業是地攤經濟?那不都回到原始社會了?這個現象(背後)是大規模失業,(所以)鼓勵大家去擺地攤,不要待在家裏,沒飯吃(別)到時候犯上作亂。」

何軍樵說,中共一方面想維持所謂經濟繁榮假相,但其實現在擺地攤根本就不掙甚麼錢,現在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個時候屬於物質特別緊俏,甚麼都缺,賣個杯子都賺錢,「現在是物質商品經濟過剩了,而且都是窮人去逛地攤,買點便宜貨,窮人從窮人身上掙點錢,那有多難,哪有甚麼錢賺,就是混口飯吃,說發財那不是鬼話。所以,(地攤經濟)怎麼可能長久呢?」

何軍樵認為,總而言之,所謂的地攤經濟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是為了暫時解決就業問題,「(國家)解決不了那麼多就業,放開這個口子,你們自己找口飯吃。但也不說你隨便可以擺,是要收費,也是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各個城市有各個城市不同的管理辦法。」

讓擺地攤真為老百姓生計著想?

何軍樵還表示,中共從49年建政至所謂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在控制人口流動過程中消滅了以前的地攤經濟。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在經歷幾十場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後瀕臨崩潰。79年改革開放,就是因為過去的經濟已經證明走不下去了。

「為甚麼叫改革開放,說穿了就是對以往的經濟以往的行為做了個全盤否定。人民公社也取消了,大家又可以重新做生意了,農村裏的人也可以到城裏來擺攤,城裏人也可以擺攤了,然後商品開始流通。」

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謂國有企業改制引發大批職工下崗,再次引起失業高峰,中共開始鼓勵個體經濟,那時的宣傳中常常聽到「某某個體戶成了萬元戶」,「那個時候沒有『城管』,很多人(失業)沒有工作,有人就到市場裏開店,有些人直接就在大街上,甚至在火車站擺個攤,鋪一塊布,在布上擺一些東西,人往布上那裏一坐,沒人管。」

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區成立第一支城管隊,隨後中共在全國各地建立城管體系。2002年8月22日,中國城市管理領域的行政處罰制度全面鋪開,地攤經濟中的攤販成了「城管」碾壓的對象。

何軍樵認為,中共背後的邏輯就是實用主義,它需要的時候它(地攤)就是人間生機,不需要它的時候,它就是髒亂差,它就是資本主義尾巴,一切都是為了它的執政需要,它的生存需要,無論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執政永遠是第一位。

何軍樵說,回顧從49年到今天,他查遍了每一年的歷史,「從49年、50年、51年……直到現在的2020年,每一年我都在反覆查詢歷史,我想找出來哪些年(中共)對老百姓特別好,施行了所謂的仁政,(但)我沒找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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