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重點在探討中共制度內置的扼殺新聞自由的機制,如何使本來可以控制在一國的疫情,終於嚴重失控影響全世界。並詳細敘述由於當局刻意隱瞞疫情,造成新聞不自由、資訊不流通、言論受壓制,終於導致這場武漢病毒如脫韁野馬肆虐全球的大災難。這場災難堪稱為新聞學提供一個近乎「完美」的案例(case study)來說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的重要性:它是一種攸關生死的價值觀。

■在新聞工作中,沒有比報道真相和揭露邪惡更高的法則。——李普曼

■終身從事新聞工作使我深信一個記者和一個國家元首之間應該保持一個很大的距離。——李普曼

新聞自由是甚麼?它無色無嗅,看不見,摸不著。它存在的時候人們只知道它是一個抽象的概念,不會感受到它的可貴,可是一旦它不存在的時候,人們才知道,傷痛和代價都是很具體的和很高昂的——輕則經濟受損,重則生命喪失。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的例子,就是一個明證。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今年1月28日到北京見習近平,習對他表示,整個抗疫工作是由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譚德塞則盛讚中國政府採取及時有力的舉措,令世人敬佩。(美聯社)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今年1月28日到北京見習近平,習對他表示,整個抗疫工作是由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譚德塞則盛讚中國政府採取及時有力的舉措,令世人敬佩。(美聯社)

從2019年12月1日開始到2020年3月31日止的這4個月,武漢肺炎從在中國爆發、發展到傳播全世界的過程,到本文輟筆時(4月8日)仍然未見平息。在這短短4個多月間已經造成全球超過105萬人受感染,死亡人數超過6萬人,成為人類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而且重創國際經濟社會秩序。病毒本身是自然界常見的現象而與政治無關,但病毒得以肆虐全球,則絕對同一個社會的政治制度及其運作模式有關。今次造成這場災難的元兇,無疑是中國共產黨(以下簡稱中共),幫兇則是世界衛生組織(以下簡稱 WHO )。

沒有中共在開始時隱瞞疫情,病毒就不會散播得那麼快。沒有 WHO 不客觀、不中立、不科學、不盡責地為中共的立場背書,因而從實質上低估了病毒的危害性,就不會讓病毒有機會向全世界擴散。

所以,將來如果要追究責任,主犯是中共,從犯是 WHO,這是非常明確的。本文將詳細敘述由於當局刻意隱瞞疫情,造成新聞不自由、資訊不流通、言論受壓制,終於導致這場武漢病毒如脫韁野馬肆虐全球的大災難。

這場災難堪稱為新聞學提供一個近乎「完美」的案例(case study)來說明新聞自由、言論自由、資訊自由的重要性:它是一種攸關生死的價值觀。武漢肺炎爆發後,中共馬上建立一套扼殺新聞自由的機制。這套機制是在中共恆常存在的扼殺新聞自由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並不是甚麼新發明。過去,這套機制只能作用於大陸,受害的是自己的國民,惡果不會溢出國境之外,但今次同樣的機制,卻為世界帶來災難,關鍵在於病毒的傳播不受國界限制。所以本文重點在探討中共制度內置的扼殺新聞自由的機制,如何使本來可以控制在一國的疫情,終於嚴重失控影響全世界。

甲)錯誤的抗疫方針

從一開始,中共就制定了一個非常錯誤的「抗疫」方針,即:「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

根據中國國家疾控中心病毒所研究員孟昕的揭露,當局對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這是一個徹頭徹尾把中共的執政安全置於人民利益之上的荒謬指示。筆者把他的一些短信摘錄如下(見以下截圖):

孟昕:09:16:00

唉,再透露一件事:我們19號開了全所大會,會上提到:衛健委主任,大概就是咱們馬學長(筆者按:指馬曉偉),對疫情的指示是: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政治第一,呵呵,我當時就覺得要出事了。

孟昕: 因為有政治第一的明確指示,有保密協議的嚴格要求,不可說不可說,要維穩。於是檢測報告進了保險櫃,只看到武漢方面連續一周發佈的無新增病例,密接人群無人感染,無醫務人員感染的消息。都以為是武漢措施得力,把疫情扼殺在搖籃裏了。

誰知道背後的真相是醫務人員多人感染,人傳人確鑿無疑。最後恐怕是實在壓不住了,只好把鐘老這位大神請出來揭破部份事實,安定人心,可還是尤抱琵琶半遮面,不肯承認有瞞報、遲報、漏報,不承認超級傳播者,不承認英國的疾病模型是對的,不承認武漢醫院床位不夠,於是,在政治第一、維穩第二的正確指導下,在中國喜慶的節日氣氛裏,武漢人民喜迎封城。

所謂政治第一,就是要保障中共的執政安全不受疫情影響;安全第二是指不要讓疫情影響社會穩定;科學第三則是指科學的客觀性和專業性,不能凌駕於中共的執政地位和社會維穩的需要。

孟昕的這些說話,充份說明當局上述的錯誤方針,在武漢肺炎失控的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正因為有這個方針,我們就見到一系列箝制新聞自由、隱瞞疫情、銷毀資料、打擊揭露真相人士的事件。

制定這樣一個方針,責任當然是被稱為「定於一尊」的習近平。他在會見 WHO 總幹事譚德塞時說,整個抗疫工作是由他「親自指揮、親自部署」的。事後他沾沾自喜地誇耀自己在抗疫工作中「收放自如」。由此可以看到,制定錯誤的方針導致整個疫情失控,責任就在習近平。

事實上,習近平在1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對抗疫做出指示:「要加強輿論引導、加強有關政策措施宣傳解讀工作。」他清楚指示,啟動官方所謂的疫情、輿情、心理三大戰場。會議當天,微信安全中心跟著發佈《關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謠言專項治理的公告》,要把違規者判最高7年的有期徒刑。無論是習近平的指示或者微信的公告,都體現了「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精神。

這個嚴重錯誤的「精神」,也體現在抗疫工作的組織結構中。

中共在1月25日成立了「中央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簡稱中央應對疫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是總理李克強、副組長是主管意識形態的王滬寧。7個組員中,除了副總理孫春蘭是主管衛生工作外,其他都是主管宣傳(中宣部長黃坤明)、外交(王毅)、政法工作(趙克志)的,此外就是管行政的丁薛祥(中央辦公廳主任)、肖捷(國務院秘書長)以及習近平的親信北京市長蔡奇。

在這一層級沒有一個專業醫療人士參與其中。這個領導小組下設一個辦事機構,由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任組長,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任副組長。這個辦事機構共有10名成員,其中有4人是國家及地方衛生健康系統的,維穩系統的有3個(政法委陳一新、公安部副部長孫力軍,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其餘3人來自國務院其他部門。

同樣地,除了4個衛生健康系統的官員外,維穩及網管的官員同樣重要。從以上組織結構可以看見這個小組最為關注的是意識形態、外宣和維穩,體現了「政治第一、安全第二、科學第三」的精神。◇

(轉載自眾新聞)https://www.hkcnews.com/article/288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