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在外交中建立國際影響力是常態。美國自獨立戰爭以來,相信自己擁有全球先進的民主政治、自由社會和優秀生產力,勝於舊時代的殖民主義政治。兩次世界大戰後,美國成為國際領導者,進一步向世界傳播民主政治、科技與文化,同時不容忍對手、特別是威權政府的勢力圈擴大。可以說,保持地區和世界領導力是美國外交的DNA。

歷史的經驗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刊文指出,18世紀末,美國終止了英國殖民者在美洲的統治,建立了民主政權。19世紀,美國拒絕歐洲列強在美洲,甚至西半球形成勢力範圍。20世紀初,美國將對美洲的外交政策推向歐洲、亞洲和全球,其中美國的「打開門戶」(Open Policy)政策阻止了西方列強進一步瓜分中國和東亞,終止了歐洲在東亞形成影響圈。

一戰中,為阻止德國稱霸歐洲,美國參戰。二戰時,為阻止日本在太平洋地區和希特拉在歐洲稱霸,美國參戰。即使在冷戰時期,美國從未接受前蘇聯完全控制東歐。杜魯門和艾森豪威爾政府在意識形態上,與蘇聯開戰;通過與《華沙條約》成員國擴大貿易和外交往來,削弱蘇聯影響力。列根政府為蘇聯的民主政治運動提供支持。最終,美國以和平方式,推動了蘇共解體、柏林牆被推倒、德國統一和北約組織與資本主義陣營的擴大。

這些歷史事件一次次證明,美國不會讓對手的勢力圈擴大而無動於衷。美國政府相信,美國政治和外交政策值得推廣,因為它為世界帶來更人道、先進和共贏的國際關係,超越了舊時代、簡單求平衡的外交套路。美國推動的價值觀和國際關係——民主與自由社會、公平與自由貿易——也被證明更受外國政府和人民的歡迎和支持。因此在二戰後,更多殖民地國家脫離宗主國,轉向美國。

冷戰結束後,美國在一段時間內成為世界唯一的超級大國,直到20世紀末,俄羅斯開始向周邊國家和中東地區投射力量,中共開始尋求在西太平洋和東南亞佔據要位,並利用外交和經濟影響力,希望將世界各國吸引到自己的軌道上。中俄做法的共同點都是向鄰國施加壓力和儘量壓低美國的影響力。

有學者提出觀點,為獲得世界和平與穩定,美國可以考慮在東歐和西太平洋部份地區,與俄羅斯和中共展開合作。然而這種觀點是建立在假設的基礎上——美國釋出善意,對方應該就會維護地區和平,與鄰國友好相處。事實證明,情況相反。

首先,中共的勢力範圍擴大將不可避免地為區域政治環境,帶來壓力和威權主義,這取決於中共政治的極權本質。中共視民主價值對其政治生命力構成嚴重威脅。如果中共的勢力圈擴大,它會繼續通過威權,對台灣及鄰國的民主政治挑戰和製造威脅,進而對全球民主陣營製造緊張。

其次,美國會因此遭受經濟損失。中共的重商主義正在將亞洲引向北京的經濟圈,最終可能讓美國在這個全球經濟最活躍的區域,處於嚴重劣勢。因此,美國不能任由中共勢力在西太平洋的繼續膨脹。

第三,美國不能以容忍對手的勢力擴張,來換取和平與安全,這種做法在冷戰時期已被證明不可取。當時,蘇共多次在柏林挑戰美國的紅線,導致美蘇幾近爆發核戰;蘇共在第三世界國家與美國展開的爭奪戰,有時充滿暴力。

縱觀歷史,無論是雅典與巴斯達的「三十年和平」,還是英國與法國簽訂的《亞眠合約》,容忍對手的勢力範圍擴大,都最終難免雙方以戰爭形式一決高下。

現實的挑戰

回到當前,在西太平洋地區,即使中共對其勢力範圍做最小規模的擴張,也會涉及台灣。如果台灣成為中共的軍事平台,美國在該地區防禦盟國——日本和菲律賓等國的能力將嚴重受限。越來越多的學者分析說,中共的野心至少是在西太平洋島嶼鏈——從日本、台灣到菲律賓——將美國影響力排除在外。

因此,美國必須繼續在西太平洋佔據戰略地位。一個自由民主的台灣是中國文化與民主政治,良好融合的最好例證。台灣民主政治的存在是對北京的有力威懾。遏制中共在該地區的勢力增長,將有效保護美國在該地區盟友的力量,牽制中共對這些國家的挑戰。

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共的對手國也不是軟柿子。憑藉美國在外交和軍事上的支持,日本是西太平洋的主要強國,可以抗衡中共擴張。而中共要實現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必須在海上擁有軍事實力,這對中共是先天不足,很難改變。或許,中共也看到這一點,因此不斷通過信息戰、經濟亂象和其它政治干預,企圖削弱該地區對其強權的抵制。

澳洲近年已採取重要舉措,曝光中共在經濟和政治上為該國,乃至地區帶來的惡劣影響;日本正在改變對中共供應鏈的依賴;菲律賓等部份東南亞國家一直抗議中共在南中國海的擴張行動。

長久以來,從美洲、歐洲、再到亞洲,美國一直有效遏制了對手勢力圈的擴大,向全球推動公允的國際準則。現在也一樣,美國不會以容忍對手勢力圈的增長,換取沒有保障的和平與安全。美國更不會將其所代表的先進政治、人道主義、國際關係和世界領導力讓與對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