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爆發後,香港反送中抗爭漸平息。對此,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梁珍專訪時表示,抗爭停頓並不等於民憤可以被壓制,「在共產黨體制下生活裏無可奈何,但至少不做幫兇,不要助紂為虐,不參與。」

張燦輝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該校二十多年。去年11月12日港警攻入中大,張燦輝就在現場,「這是很辛酸、很悲哀的事。」抗爭最前線的「勇武派」裏有他的學生,他強調,他們不是暴徒,「暴力是『果』,不是『因』;沒有暴政,哪有所謂暴力。」

他說,相信人心未死,反送中運動已種下種子,有朝一日將成為更大的運動。他期勉港人堅持下去,「雖然高牆很大,雞蛋扔得多的話,是有意義的。」他說,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如果每個人醒覺、自覺地參與這個運動,其實已經參與著整個歷史的改變。」

專訪內容如下:

記者:請介紹一下自己。

張燦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讀完學士、碩士之後,到德國讀博士,曾到台灣教過書,後來回到母校中文大學任職20多年,做過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做了14多年,到2012年退休。目前教書、旅遊、攝影、刻印、做展覽、寫東西,關心時事、關心世事。

中國流亡知識份子 成立中大

記者:張教授寫了一些中大事件和評論文章。去年中大、理大事件是被認為加快了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回顧一下香港去年發生了甚麼事?

張燦輝:我看了也寫了一些文章。去年11月12日中大發生事件時,我感到很悲哀。我一生中大部份時間在中大度過,對中大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包括中大的同學。中文大學1963年由崇基、新亞和聯合三間學院組成的,崇基、新亞在中文大學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崇基在中國大陸未變色之前,在大陸有十幾間基督教大學,他們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來香港繼續他們的事業。最重要的是新亞是由一些流亡離開中國大陸、避秦的知識份子來香港重新建立他們的學術事業。有幾個很重要的人物影響很大。

譬如中文大學的哲學系教授唐君毅老師,我受過他的教導。他們覺得全中國大陸都淪陷,要反省中國文化出了甚麼問題呢?來香港怎麼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位置呢?所以新亞就將亞洲重新反省,寫了很多的書。其中重要的是我的老師勞思光教授,1955年,他從台灣過來,慢慢成為中文大學一個非常重要的老師,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和他的為人,作為知識份子批評共產黨、國民黨,對香港時事有很多的意見,很多都是從他那裏學的。

港府保障人權只是說說 公民參與政治權利全無

張燦輝:去年11月中,看到中文大學的情況,所有中文大學的朋友、校友都非常心酸和悲哀,最重要的是因為這是很形象的事。在大學裏作為講學術自由、思想言論自由的地方,這是我們老師和學生一起反省人生、世界的地方。那晚警察狂烈地進攻,發了2,000個催淚彈,是不可想像的,這是很悲哀的事。當晚我也進去,心中是非常激動的。

激動之後回想整個事件是怎麼發生的呢?2014年的佔中運動已經開始了。因為那時候我參與其中,79天後佔中運動失敗,最後被清場。以為失敗,沒有用了,但是得到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結論,是甚麼呢?

我們大部份香港人、包括本來比較和平的「和理非」發現原來我們用和平方式抗爭是沒有用的。這麼多年我們無數次在一些報章上聯署,作為學者無數次在報紙自己花錢在頭版刊登聯署都是沒有用的。港府是強權政府,根本就不會理會我們。它隨便你講,講得天花亂墜都可以,表面上好像在保護人權,「你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有,我們一切的人民自由都得到保障」,但有沒有實行呢?只是說說而已。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香港的下一代、港人自己會有甚麼出路呢?

80年代初望中國開放 及後破滅

張燦輝:我最敬愛的老師沈宣仁教授曾對我說過,「燦輝你記住,你是1949年出生的人,在香港這一代來說,是中國三千年來最幸福、最自由、最多機會的一代。」我對比了一下同一時期的大陸和台灣朋友,他們經歷了多少政治鬥爭、政治運動。

台灣朋友如果有膽量去想去做的時候,需面對「白色恐怖」。當時我們香港人全避開了,無災無難,隨著香港的騰飛,我們有了更多的機會,我們確實有自由,包括思想和行動的自由。我們那時候看書,沒有甚麼書不准看;我們有很好的法制;有一個英國人沒有給我們的、到後來才可以說的——民主,我們要有公民權,要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自由,以前是沒有的。

我們知道民主很主要是個歷史問題。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退出整個殖民地之後,香港有自由、有法治但沒有民主。到我這一代,我們深深感受到我們的好處。我記得小時候去落馬洲,遙望那邊是共產黨,這邊是自由世界,慢慢地就全變了。

之後的80年代改革開放,有一個新景象,我的同事見到國內的年輕朋友,知識份子裏是一個小陽春,即是一個小的、像文藝復興期,很多不同的思想出現,容許大家的開放。我們朋友那時在北大,其他朋友寫的東西、想的東西,我覺得,嘩,這個是有前途了。80年代,在中國年輕的知識份子裏面這是容許的。令我覺得,80年代中英協議的時候是有進步的,改革開放不單要經濟開放,政治都開放。

經濟起飛 只有消費和墮落自由

張燦輝:大家都知道,很快89年天安門事件,就將它摧毀,那時候是極度悲哀的。我83、84年返港,開始工作,91年再回去我的母校中文大學教書,那些過程我都經歷過。

89之後,我們慢慢對整個世界、中國的關係,多了一些理解。表面上中國的經濟是起飛了,但中共覺得美國是它最大的敵人。我們知道基辛格、尼克森,他們這班美國自由主義者,希望大陸會像台灣一樣,當國家經濟起飛後,人民富裕了,政治體制慢慢開發,會走西方自由民主的路,但是,我們又一次錯了。表面上以GDP來計算,它(中共)慢慢成為一個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時候,人民還有甚麼呢?是消費自由、墮落自由。但最重要的公民自由、真正的思想自由是沒有的。

在公民世界、西方世界或者自由世界裏,有三處重要的:教育、新聞和法律。但在大陸,當全部都要為黨服務的時候,怎麼會有言論自由?怎有真正的法治?

教育裏面講,真正開放的下一代,是會獨立思考的。但大陸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一種極權主義的國家,當然,羅湖橋以南——香港,我們仍相信是一國兩制,它可以保障我們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方式不改變。但慢慢覺得原來中共用自己的方式解讀一國兩制,而實際上香港自由已經不在了。

暴力是果不是因 無暴政就無所謂暴力

張燦輝:在佔中期間,我們一廂情願地覺得大陸、香港慢慢要隨著一個所謂好的方向,在真正改革後,會有民主、自由和法治,這個想法慢慢地幻滅,運動被清場。之後佔中九子全部被抓起來了。

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地用各種方式來鎮壓我們。多方面的打壓,讓人噤聲……這些事情一直累積著,直到去年,被反送中事件引爆。

去年5月中我離開香港,此前還在參與反送中活動。4月28日,我們的遊行只有十幾、二十萬人,儘管會輸,我們還用盡方式抗議,簽名聯署,反對政府,寫信給外國。港府不理我們,不過,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你有權出聲,如果連出聲的權利都沒有的話,那很慘的。我知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離港後,接著6月9日到10月,一系列重大事件發生。

記者:甚麼時候回到香港?

張燦輝:我8月初返港。在德國和法國時,我們和一班熟悉這些事的朋友看新聞,看到一些畫面時,旅行興趣大減,覺得很心痛。100萬人遊行,200萬人遊行,接著7月1日立法會事件……難以置信!

慢慢看到出現另一派別——勇武派,其實我們這班和理非以為,這樣的年紀怎麼會去打?事實是政府開心了,找到「暴力」證據,藍絲再鋪天蓋地宣傳,香港的暴徒。但其實我們很早講了: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暴力當然錯了,是犯法的,但這個犯法怎麼來的?

如果勇武派有問題,那一百多年前康有為、梁啟超這班知識份子「和理非」,希望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但百日維新失敗,出現了勇武份子——孫中山先生,他比我們更加勇武,是不是?我們看到上世紀的革命史裏,有甘地反暴力,但實際上都有很多是「暴力」的,譬如當我們在納粹黨的統治之下,法國的游擊隊,他們不是要暴力嗎?暴力是果,不是因!我們這班年輕人的「暴力」,不是為自己,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銀行、沒有任何的金鋪被打劫。

記者:中大被稱為「暴大」,中大是他們眼中釘,暴徒最多的地方?

張燦輝:那當然是了。我的學生都知道,中大這幾十年裏,孕育了一種自由的氣氛,我們會反叛,鼓勵同學要思考。譬如我覺得最開心的是見到我的學生反對我,「張老師你的意見不對!」我的老師也是這樣教育我的,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因為我的幾個老師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記者:你作為一個老師,可能勇武派等很多年輕抗爭者也都是你的學生,你如何評價給這班年輕人?

張燦輝:我想他們知道了,我們這班的老人家(我是1949年出生的)年紀都大了,無能為力了。大家都知道,和理非和勇武不割蓆,是從沒有想過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們不只是學生,有在外面工作的人,白天他們穿著得體,斯文地工作,到了晚上就全副武裝。這些人為甚麼會這樣?很多個月前,一個11歲的小朋友講的話,很簡單:「就是憤怒和良知!」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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