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肺炎爆發後，香港反送中抗爭漸平息。對此，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前系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珍言真語》主持人梁珍專訪時表示，抗爭停頓並不等於民憤可以被壓制，「在共產黨體制下生活裏無可奈何，但至少不做幫兇，不要助紂為虐，不參與。」
張燦輝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任教該校二十多年。去年11月12日港警攻入中大，張燦輝就在現場，「這是很辛酸、很悲哀的事。」抗爭最前線的「勇武派」裏有他的學生，他強調，他們不是暴徒，「暴力是『果』，不是『因』；沒有暴政，哪有所謂暴力。」
他說，相信人心未死，反送中運動已種下種子，有朝一日將成為更大的運動。他期勉港人堅持下去，「雖然高牆很大，雞蛋扔得多的話，是有意義的。」他說，歷史是人創造出來的，「如果每個人醒覺、自覺地參與這個運動，其實已經參與著整個歷史的改變。」
專訪內容如下：
記者：請介紹一下自己。
張燦輝：我在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讀完學士、碩士之後，到德國讀博士，曾到台灣教過書，後來回到母校中文大學任職20多年，做過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文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做了14多年，到2012年退休。目前教書、旅遊、攝影、刻印、做展覽、寫東西，關心時事、關心世事。
中國流亡知識份子 成立中大
記者：張教授寫了一些中大事件和評論文章。去年中大、理大事件是被認為加快了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回顧一下香港去年發生了甚麼事？
張燦輝：我看了也寫了一些文章。去年11月12日中大發生事件時，我感到很悲哀。我一生中大部份時間在中大度過，對中大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包括中大的同學。中文大學1963年由崇基、新亞和聯合三間學院組成的，崇基、新亞在中文大學中有很重要的位置。
崇基在中國大陸未變色之前，在大陸有十幾間基督教大學，他們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後，來香港繼續他們的事業。最重要的是新亞是由一些流亡離開中國大陸、避秦的知識份子來香港重新建立他們的學術事業。有幾個很重要的人物影響很大。
譬如中文大學的哲學系教授唐君毅老師，我受過他的教導。他們覺得全中國大陸都淪陷，要反省中國文化出了甚麼問題呢？來香港怎麼重新肯定中國文化的位置呢？所以新亞就將亞洲重新反省，寫了很多的書。其中重要的是我的老師勞思光教授，1955年，他從台灣過來，慢慢成為中文大學一個非常重要的老師，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和他的為人，作為知識份子批評共產黨、國民黨，對香港時事有很多的意見，很多都是從他那裏學的。
港府保障人權只是說說 公民參與政治權利全無
張燦輝：去年11月中，看到中文大學的情況，所有中文大學的朋友、校友都非常心酸和悲哀，最重要的是因為這是很形象的事。在大學裏作為講學術自由、思想言論自由的地方，這是我們老師和學生一起反省人生、世界的地方。那晚警察狂烈地進攻，發了2,000個催淚彈，是不可想像的，這是很悲哀的事。當晚我也進去，心中是非常激動的。
激動之後回想整個事件是怎麼發生的呢？2014年的佔中運動已經開始了。因為那時候我參與其中，79天後佔中運動失敗，最後被清場。以為失敗，沒有用了，但是得到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結論，是甚麼呢？
我們大部份香港人、包括本來比較和平的「和理非」發現原來我們用和平方式抗爭是沒有用的。這麼多年我們無數次在一些報章上聯署，作為學者無數次在報紙自己花錢在頭版刊登聯署都是沒有用的。港府是強權政府，根本就不會理會我們。它隨便你講，講得天花亂墜都可以，表面上好像在保護人權，「你看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都有，我們一切的人民自由都得到保障」，但有沒有實行呢？只是說說而已。如果繼續這樣下去，香港的下一代、港人自己會有甚麼出路呢？
80年代初望中國開放 及後破滅
張燦輝：我最敬愛的老師沈宣仁教授曾對我說過，「燦輝你記住，你是1949年出生的人，在香港這一代來說，是中國三千年來最幸福、最自由、最多機會的一代。」我對比了一下同一時期的大陸和台灣朋友，他們經歷了多少政治鬥爭、政治運動。
台灣朋友如果有膽量去想去做的時候，需面對「白色恐怖」。當時我們香港人全避開了，無災無難，隨著香港的騰飛，我們有了更多的機會，我們確實有自由，包括思想和行動的自由。我們那時候看書，沒有甚麼書不准看；我們有很好的法制；有一個英國人沒有給我們的、到後來才可以說的——民主，我們要有公民權，要有參與政治的權利、自由，以前是沒有的。
我們知道民主很主要是個歷史問題。英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退出整個殖民地之後，香港有自由、有法治但沒有民主。到我這一代，我們深深感受到我們的好處。我記得小時候去落馬洲，遙望那邊是共產黨，這邊是自由世界，慢慢地就全變了。
之後的80年代改革開放，有一個新景象，我的同事見到國內的年輕朋友，知識份子裏是一個小陽春，即是一個小的、像文藝復興期，很多不同的思想出現，容許大家的開放。我們朋友那時在北大，其他朋友寫的東西、想的東西，我覺得，嘩，這個是有前途了。80年代，在中國年輕的知識份子裏面這是容許的。令我覺得，80年代中英協議的時候是有進步的，改革開放不單要經濟開放，政治都開放。
經濟起飛 只有消費和墮落自由
張燦輝：大家都知道，很快89年天安門事件，就將它摧毀，那時候是極度悲哀的。我83、84年返港，開始工作，91年再回去我的母校中文大學教書，那些過程我都經歷過。
89之後，我們慢慢對整個世界、中國的關係，多了一些理解。表面上中國的經濟是起飛了，但中共覺得美國是它最大的敵人。我們知道基辛格、尼克森，他們這班美國自由主義者，希望大陸會像台灣一樣，當國家經濟起飛後，人民富裕了，政治體制慢慢開發，會走西方自由民主的路，但是，我們又一次錯了。表面上以GDP來計算，它（中共）慢慢成為一個世界第二經濟強國的時候，人民還有甚麼呢？是消費自由、墮落自由。但最重要的公民自由、真正的思想自由是沒有的。
在公民世界、西方世界或者自由世界裏，有三處重要的：教育、新聞和法律。但在大陸，當全部都要為黨服務的時候，怎麼會有言論自由？怎有真正的法治？
教育裏面講，真正開放的下一代，是會獨立思考的。但大陸是一個徹頭徹尾的一種極權主義的國家，當然，羅湖橋以南——香港，我們仍相信是一國兩制，它可以保障我們的思想、行為和生活方式不改變。但慢慢覺得原來中共用自己的方式解讀一國兩制，而實際上香港自由已經不在了。
暴力是果不是因 無暴政就無所謂暴力
張燦輝：在佔中期間，我們一廂情願地覺得大陸、香港慢慢要隨著一個所謂好的方向，在真正改革後，會有民主、自由和法治，這個想法慢慢地幻滅，運動被清場。之後佔中九子全部被抓起來了。
中共無所不用其極地用各種方式來鎮壓我們。多方面的打壓，讓人噤聲……這些事情一直累積著，直到去年，被反送中事件引爆。
去年5月中我離開香港，此前還在參與反送中活動。4月28日，我們的遊行只有十幾、二十萬人，儘管會輸，我們還用盡方式抗議，簽名聯署，反對政府，寫信給外國。港府不理我們，不過，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你有權出聲，如果連出聲的權利都沒有的話，那很慘的。我知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我離港後，接著6月9日到10月，一系列重大事件發生。
記者：甚麼時候回到香港？
張燦輝：我8月初返港。在德國和法國時，我們和一班熟悉這些事的朋友看新聞，看到一些畫面時，旅行興趣大減，覺得很心痛。100萬人遊行，200萬人遊行，接著7月1日立法會事件……難以置信！
慢慢看到出現另一派別——勇武派，其實我們這班和理非以為，這樣的年紀怎麼會去打？事實是政府開心了，找到「暴力」證據，藍絲再鋪天蓋地宣傳，香港的暴徒。但其實我們很早講了：沒有暴徒，只有暴政。暴力當然錯了，是犯法的，但這個犯法怎麼來的？
如果勇武派有問題，那一百多年前康有為、梁啟超這班知識份子「和理非」，希望光緒皇帝戊戌變法，但百日維新失敗，出現了勇武份子——孫中山先生，他比我們更加勇武，是不是？我們看到上世紀的革命史裏，有甘地反暴力，但實際上都有很多是「暴力」的，譬如當我們在納粹黨的統治之下，法國的游擊隊，他們不是要暴力嗎？暴力是果，不是因！我們這班年輕人的「暴力」，不是為自己，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銀行、沒有任何的金鋪被打劫。
記者：中大被稱為「暴大」，中大是他們眼中釘，暴徒最多的地方？
張燦輝：那當然是了。我的學生都知道，中大這幾十年裏，孕育了一種自由的氣氛，我們會反叛，鼓勵同學要思考。譬如我覺得最開心的是見到我的學生反對我，「張老師你的意見不對！」我的老師也是這樣教育我的，不是我自己想出來的，因為我的幾個老師鼓勵學生獨立思考。
記者：你作為一個老師，可能勇武派等很多年輕抗爭者也都是你的學生，你如何評價給這班年輕人？
張燦輝：我想他們知道了，我們這班的老人家（我是1949年出生的）年紀都大了，無能為力了。大家都知道，和理非和勇武不割蓆，是從沒有想過的。我知道很多朋友，他們不只是學生，有在外面工作的人，白天他們穿著得體，斯文地工作，到了晚上就全副武裝。這些人為甚麼會這樣？很多個月前，一個11歲的小朋友講的話，很簡單：「就是憤怒和良知！」
（未完待續）
注：在尊重原文的前提下，部份內容經過編輯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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