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2003年爆發SARS後，中共並沒有吸取當年的經驗教訓。這次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中共當局又重蹈覆徹。美媒指，中共在對待這次疫情上，犯了六大要命錯誤。
在這次中共肺炎疫情中，台灣截至目前為止，只有48個確診病例和1人死亡；而2003年的那次SARS疫情中，有346人確診、37人死亡。這次疫情中，台灣將疫情控制在當年的七分之一。
但中國大陸在這次疫情中，僅中共官方的數據，確診病例高達逾8萬人，是當年SARS的15.2倍，死亡人數是當年的逾9倍。而外界認為，大陸實際確診病例及死亡人數可能是中共官方公佈的十多倍。
美國之音3月12日報道指，中共在這次防疫中，之所以重蹈覆轍，是因為其犯了六大要命的錯誤，才導致疫情失控。
錯誤一：政治掛帥
台灣的防疫專家都無法理解，為何這次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會「人傳人」的這個事實，中國一線醫護人員從去年12月底應該就檢測出來、也已經知會WHO，但中共官方卻遲至1月20日才願意公開承認並提高防疫規格呢？
台灣前衛生署長塗醒哲認為，中共從初期的隱匿疫情到封鎖疫情消息等諸多作為都是非常可笑的政治決定，而為了配合政治，讓人民和一線的醫護人員嚴重暴露在染疫的高風險中，甚至讓防疫出現這麼大的缺口，這是台灣絕不可能犯的錯。
「這次中國疫情之所以這麼嚴重，就是政治凌駕專業……防疫最怕遇到政治或是威權。威權一來，專業就沒辦法做專業的事情，就慘了。」他說。
塗醒哲說，台灣有民主監督、政治問責體制，凡事都要透明，是台灣這次防疫上的最佳利器，而政治人物如總統蔡英文、行政院長蘇貞昌也都把前線防疫的決策交給陳時中所組成的專家團隊，讓政府各部會退居二線配合防疫並統籌後勤作戰，包括醫療物資的補給發放和居家隔離的實施等，這才讓台灣能這麼井然有序地打這場戰役。
他說，民間戲稱，台灣這次防疫要「順時中」、不能「逆時中」，背後最大的意義就是，尊重陳時中專家團隊的專業，避免政治干預防疫。
錯誤二：中共官員料敵從輕
台灣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於3月11日在記者會上說，他剛處理完兩岸二次包機，接載回滯留湖北的300多位台籍人士，面對記者詢問，他道出兩岸主事者對防疫規格的認知落差。
他說：「對方是相關的官員，所以，在專業的對話就相對少，像是，我們希望（登機者）戴面罩，但最早中方是覺得說，只要戴口罩大概就可以，但我們覺得，這樣的防疫（規格）恐怕不夠。所以，認知上面的不同，就會產生做法上的不同。」
陳時中認為，面對新型流行傳染病，有太多不確定性和未知數，所以，必然有不可防不可測之處，但凡是可測可防處，台灣都是儘量做到滴水不漏，因此，他寧可事前多一分工作、防堵可能的疫情缺口，也不願事後生憾才來檢討防疫漏洞。
從陳時中的話中可以看出，中共官員在防疫上不專業、「料敵從輕」。
錯誤三：穩控手段過激
人權律師吳魁明說，中共黨媒在防疫上的宣傳，已有其專業團隊，如鍾南山院士等人，但都還是在黨國的控制之內。
吳魁明說，鍾南山和8位被訓誡的吹哨人醫生都明白中共病毒的危害性，「但他們無力對抗這個體制，所以，做不到民間抗爭者的高度，甚至不能像當年SARS的（軍醫）蔣彥永那樣避開國內，把情況（洩漏）給外媒。」
吳魁明認為，武漢今天的悲劇反映出的是，「中國（中共）現今的穩控手段太強，民眾更膽怯」。
錯誤四：做假文化 深植官場
台灣前衛生署長、當年SARS疫情總指揮的李明亮說，台灣自SARS後，就建立起一套完整的防疫體系，從與民眾透明化的風險溝通、專業的指揮體系，到邊境檢疫、隔離、疫病調研、法規和罰則等各方面都一一周全規劃。
但「經歷過SARS的中國，至今還是有做假的官場文化，很無法理解。」李明亮說，SARS期間，美國人到北京調查，北京的醫院會把SARS病人用救護車載到外面晃，以空出病床做假給美國人看。
李明亮表示，「連自己的人民都不相信」，期期不以為然，「這樣的做假文化正是疫情蔓延的最大禍首」。
錯誤五：缺乏配套和人性化的防疫
中共從1月底後，加大防疫力道，祭出封城等強硬措施，然而，因為倉促實施、又缺乏周全的規劃和人性化的配套，反而引發民眾不必要的恐慌和強力的反彈，亂象叢生。
塗醒哲表示，不能說中國的封城政策「不對，但做得不好」。他說，以武漢為例，封城前沒有管控，造成500萬身體狀況不明的人出逃，其實是擴大了武漢以外、甚至中國境外的疫情，封城後也沒有針對武漢人做健康管理，反而讓城內原本健康的人暴露在風險中。
而前和平醫院急診科主任張裕泰則直言，封城決策「是很笨的做法」。
他說，台灣從SARS學到的慘痛經驗是要將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並尊重第一線醫師的診斷，找出防疫破口外的病人，即，漏網之魚。
張醫師說，台灣只要有疫情，就會將急診視為前線，高度重視，並即時在急症室外啟動發燒篩檢站，避免急症室變成污染區，病人確診後一定要收治在負壓隔離病房，並和其他病人分流，避免交叉感染，醫護人員的動線也要重新規劃，分為污染、准污染和安全區，以避免院內感染或醫護人員的家庭感染。
因此，他觀察中國封城之後的配套、火神山醫院、方艙醫院大通鋪的設置，都很難讓他得出中國防疫水準達標的結論。
錯誤六：政治作秀
台灣是一個高度自由、政治參與度也高的社會，平時雖然政治選邊、藍綠陣營嚴重對峙，但在疫情當前、防疫優先的前提下，政治人物不分顏色，近期都把罩子放得很亮，並避免在此時操作意識形態和政治作秀。因為，大多數台灣人在攸關生死的關口上，對政治操作的意圖非常敏感，稍有差池，民意的反彈很直接、也很尖銳。
但在中國，大部份人民避開政治敏感議題，民意普遍難以伸張。
（台灣國辦公室主任）陳峻涵說，但從中共副總理孫春蘭上周視察武漢市的青山區時，各棟樓住戶冒死紛紛大喊「形式主義，假的、一切都是假的」，可以看到中國人民普遍的民怨和敢於發聲的變化。
因此，在他看來，本周二，國家主席習近平親赴武漢視察，雖然帶有武漢疫情受到部份控制的宣示作用，但本質還是不脫政治秀，令人卻步。他說：「台灣政治人物不敢不知輕重，去做這種政治秀。」
塗醒哲也說，習近平的政治秀，帶有復工復產的政治經濟目的，不是科學防疫的一環。武漢疫情是否真的走緩，他高度質疑，他還擔心中共二度隱瞞疫情，因為，習近平一出面，日後全國各地怕是沒有人敢聲張新增個案，以免影響到官方力推的復工和經濟進展，這將連帶降低了民眾的的警覺性。
李明亮則說，他相信中國的疫情可能有走緩，但近期中國新增病例下降的幅度太快，相當不符合流行病學的鐘型曲線（Bell-shaped curve）發展，也就是說，疫情達頂峰後，也會是緩慢地下降，因此，他說，很難不讓人合理懷疑，中共為了復工、再次在疫情數字上造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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