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刑釋人員黃女（媒體指名黃登英）返京事件發生近一周後，3月2日，北京高層、北京市、湖北省三個調查組同步公佈事件調查結果。
北京高層指派的中央多部門聯合調查組的調查結論顯示，湖北負主要責任、北京負次要責任，而當事人黃女基本沒有被追究甚麼。前者其實預料之中，後者可說出人意外，因為此前外界普遍認為黃女隱瞞在武漢就已確診，卻利用特權突破封城返回北京。
在北京調查中有個細節寫道，2月19日19時30分，黃女女兒的前夫楊某撥打北京市疾控中心電話，諮詢武漢人能否來京。經調取答覆錄音，發現接線人員答覆，只要能從武漢那邊上高速，能出武漢，北京這邊沒有限制進京。
在湖北調查中有個細節寫道，2月17日黃女刑滿釋放後，留在武漢女子監獄隔離觀察。2月17日至21日上午，監獄為黃某英測量體溫13次，其中18日、19日兩次體溫為37.3°C。其間，黃女再三找幹警，要求回家。幹警與其女兒聯繫，其女兒表示想辦法解決。後幹警與其女兒前夫約定於2月21日上午，由監獄將黃女送至武漢北高速收費站口交其接走。黃女2月21日11時30分離漢赴京。
眾所周知，武漢女子監獄疫情首度見諸媒體，是在2月21日下午，在此之前，獄方是不會把監獄疫情告訴外人，這包括黃女的家人。此外，黃女女兒表示就接回母親會尋求的解決辦法，以及獄方做出放人的參考依據，合理推斷是2月19日北京市疾控中心接線員的答覆。
湖北調查報告這段細節還涉及一個關鍵點，黃女到底是不是在武漢確診，監獄為黃女測量體溫13次，僅兩次測出37.3°C，這個體溫剛剛好在作為發燒隔離條件的臨界限上，這段描述是能夠說明獄方為黃女做了檢查，但並沒有明確說她是確診，而如此含糊其辭想必有隱情，這裏推測是為北京市保留面子。
黃女事件經媒體披露後的2月26日下午，北京市疾控中心曾對此病例進行了如下說明：黃女士，2月18日開始間斷性發熱5天，當時居住地為武漢。2月24日被確認為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確診病例。根據《傳染病信息報告管理規範》第四部份第二條規定，病例歸屬以發病時的住址為準。該病例發病時住址不在北京，故不屬於我市發病病例。不過，北京市疾控中心的這個說法與北京市衛健委的疫情統計方式不符。
如1月21日北京市衛健委通報：北京市（當日）新增5例中共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其中，海淀區32歲女性患者，於1月13日赴武漢旅遊，1月17日返京，在武漢期間已出現呼吸道症狀，1月20日在北京市醫療機構就診。這例說明彼時北京市疫情統計方式，即使在武漢發病，但在北京確診就歸屬北京市病例。然而，不論是北京市衛健委與市疾控中心的矛盾，還是統計病例方法上在前後期的矛盾，都表明北京市疫情統計已不能昭公信。
黃女被聚焦之處還在於她是一名刑釋人員。事實上，在武漢封城之後，刑釋人員離鄂返回戶籍居住地已有先例，湖北官方宣傳報道過多起刑釋人員被送回原戶籍地（也不乏戶籍在湖北省以外）的消息，其中的案例還被其他官方當成抗疫樣板宣傳。像是最高法院網站 2月16日刊登《人民法院報》報道〈疫情阻擊戰中盡顯司法擔當 武漢法院保障外地刑滿釋放人員安全回家〉，而這篇報道直到2月26日，即黃女事件曝光當天，仍被中國青年網轉載，中國青年網是共青團中央主辦的重點新聞網站。
若從湖北監獄系統釋放案例來看，異地的刑釋人員都是武漢與目標城市兩地的相關部門（獄方、司法機關）對接在先，再進行人員轉送。公開信息，即使是平常時期，刑滿人員釋放需提前與當事人戶藉所在地的司法局聯繫，由當地司法局決定是何種方式接收。如今黃女卻是自行由家人直接接回家，這也引發質疑，北京市司法機關知情與否？
再從《人民法院報》〈疫情阻擊戰中盡顯司法擔當 武漢法院保障外地刑滿釋放人員安全回家〉這篇報道來看，特別提到一件事，司法機關釋放刑滿人員，要向轄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報告後，協調落實了出入武漢通行證明。
此外，新京報旗下《北京知道》2月26日獨家披露，湖北省監獄管理局人員表示，近期釋放的京籍人員尚無回京情況。北京是防疫高地，武漢監獄就算再弱智，還是知道疫情輸出到北京的風險，卻為黃女鋌而走險，顯示她確實有背景的，至少黃女的老長官目前仍活躍湖北官場一線。
總之三個調查組已經設定調查範圍，高層借勢整頓湖北政法系統；湖北追責上限到省司法廳，避開了疫情防控指揮部；北京市追責止於小區、進京檢查站、市疾控中心，如果繼續上查的話，可能就要牽扯司法部門。
雖然出動三個調查組，高調查處湖北、北京兩地16名官員，這個調查還是太膚淺，甚至不如一般媒體報道。聯想李文亮事件的調查，也會是避重就輕，雖有調查報告但不會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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