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剛剛在北京主持防疫會議,強調死守北京,不許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入京,卻傳出兩個確診病例違規入京事件。因武漢肺炎疫情蔓延,台灣人的中國人身份認同創下歷史新低,蔡英文民意上升。

2月23日,中共開最高級別防疫工作會議,中共黨魁習近平下令死守北京,堅決杜絕感染者進入京城。然而卻發生至少兩名感染者闖進北京的事件。

北京出現一宗武漢肺炎確診病例。該患者是武漢監獄刑滿獲釋囚犯黃女士,已在當地確診,2月22日回到北京。此消息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質問患者是甚麼背景,能讓北京、湖北最嚴防控令失靈。中共中央也疑被驚動,官媒登文指事件有多個疑問未解。

中共國家司法部、北京市及湖北省分別成立小組,調查該名確診女士在武漢出獄後,怎樣突破重重關卡,返回北京東城區的新怡家園寓所。

武漢確診釋囚破防控抵京

在官方嚴防死守的密網中,該名叫黃登英的確診女士從武漢一路綠燈闖入北京。值得注意的是,武漢自1月23日封城,僅2月24日短暫解除封鎖三、四個小時。黃登英22日如何離開武漢,又是如何抵達北京,引來質疑。

武漢和北京,是當局這次疫情防控的絕對重點。

2月23日,習近平主持召開「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對疫情防控的七點要求中,第一點是湖北與武漢防疫,第二點是「全力做好北京疫情防控工作,要堅決抓好『外防輸入、內防擴散』兩大環節,盡最大可能切斷傳染源」。

第一財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黃登英曾在武漢女子監獄服刑,服刑期間已經確診;刑滿出獄後,由家屬自行開車去武漢接回北京。據指,黃登英正在隔離治療,病情平穩屬輕症。三名有密切接觸家屬,病毒檢測呈陰性反應,但仍需隔離觀察。

據指,黃登英原本是湖北省恩施宣恩水利局的出納,因貪污案判監10年。

事件在湖北新任省委書記應勇巡視高速公路出入口、誓言要嚴格限制病例輸出後,相關訊息不斷在網絡發酵,網民在驚詫之餘紛紛質問,為甚麼這名女士及其家人能讓中央和湖北的最嚴防控令基本失靈,有可能背後涉及「很大的官」。

官媒新華社也刊出「有必要說清楚,她是怎麼離開武漢的」文章,強調「武漢的防疫事關戰『疫』成敗,容不得任何閃失」。

傳栗戰書女婿染病運返京

不過,黃登英恐怕不是唯一闖入北京的確診病人。

網上流傳的消息說,北京中日友好醫院醫生爆料:(政治局常委)栗戰書女婿蔡華波(新加坡籍)感染武漢肺炎,被栗戰書用專機運回北京。原本栗戰書安排其住301醫院,但遭西區高幹病區的中共離退休高幹家庭一致反對,迫不得已轉往中日友好醫院,或與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兒子成為病友。

栗戰書被指是習近平的「大內總管」,也是習近平上台之後在中共最高層中的最主要盟友。兩人在河北省任職時就相識,栗戰書任河北省無極縣縣委書記時,習近平在相鄰的正定縣擔任縣委書記,兩縣山水相接,來往關係密切。在隨後的20多年政治風雲中,兩人一直相互扶持。

栗戰書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成為習近平的左右手,並出任由習近平任主席的「國安委」辦公室主任。在「習江鬥」的過程中,栗頻繁地出力打擊江澤民派系,力挺習近平。到2018年,栗戰書更成為中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成為掌管法律名義上中國最高權力機構的人物。

若消息屬實的話,在中共嚴格杜絕外來病例進入北京時,栗戰書女婿蔡華波享受了中共特權,還能乘坐私人飛機回北京,除了顯示中共高層的腐敗無處不在外,也將導致習近平左右為難。習近平下令死守北京,不放任何病毒入京,若其親信違規,將給他造成一定的內部政治困境。

難怪傳言習近平聞訊大怒。

民調:八成台灣人不認是中國人

據美國之音報道,在新冠病毒武漢肺炎在全球蔓延之際,台灣民意基金會2月24日針對「武漢肺炎、政府效能與兩岸關係」發佈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高達83.2%的台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非「中國人」,也不認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創下30年來的新高。

此外,在關於台海兩岸政府處理武漢肺炎疫情的能力上,85.6%台灣民眾對蔡英文政府有效控制病毒全面擴散有信心,對台灣衛生福利部部長陳時中領導的「中央流行疫情防治中心」整體表現,給了84.16分的成績表;還有67.3%的台灣人,「不相信中國共產黨能有效控制武漢肺炎的全面擴散」。

另有97.6%的受訪者認為,武漢肺炎目前在大陸的情況屬於嚴重程度,其中有88.2%的人認為情況「非常嚴重」。

在上個月台灣總統大選中以817萬票贏得連任的蔡英文,整體聲望達到68.4%,贊同她「處理國家大事的方式,包括重要人事安排與政策」的比不贊同(16.5%)的要高出52個百分點。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上述民調結果具重大意義。他認為,本港「反送中」運動與習近平去年年初發表的「一國兩制」言論,也沒有改變台灣人原有的認同模式,但這次武漢肺炎風暴,卻讓台灣的本土認同飆到歷史新高,顯示武漢肺炎「威力之強,超越了所有人為的力量,改變了歷史」。

以史為鑑:謊言後 大災相隨

武漢肺炎威脅全球,疫情在南韓、意大利、日本都像熔岩般爆發,陶傑評論這是歷史上的「聖經時刻」。這場瘟疫的大爆發,與中共蓄意隱瞞、錯失防疫黃金期,有著緊密的關係。

事實上,中國近代幾次大災難,都與當局扼殺真話,殺敢言者緊密相關。

1840年庚子年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清軍前線統帥沒人講真話,無人不撒謊。作為最高統帥的道光皇帝,在各種謊言中作出決策,被形容為「在跟自己的影子戰鬥」。

道光寄予厚望的「靖逆將軍」奕山,抵達廣州後,被英軍打敗,最後在英軍炮口下花6千萬(一說6百萬)兩白銀「贖身」回廣州城,並同意英國人全部條件,英方暫時停戰。但他卻向道光發出清軍大勝捷報,指擊沉、焚燬英國大兵船2艘、大舢板船4隻、小艇舢板10餘隻,英軍溺斃者不計其數。

十九世紀末的「拳亂」(即義和團),慈禧決心利用義和團「與萬國開戰」,並將敢於直言、反對開戰的大臣許景澄、袁昶、立山、聯元、徐用儀處死。開戰的結果,當然是清廷慘敗,八國聯軍攻佔北京。

1960年中共政權治下大饑荒,同樣是消滅真話的結果。

1958年,毛澤東提出了國民經濟「全面大躍進」、「超英趕美」,中共各級官員紛紛表忠心,各界大放「衛星」,隨後幾年,中國大陸有3,000萬人在大饑荒中被餓死。

此前的1957年,一百多萬名講了真心話的知識份子被打入社會底層;1959年,數萬名堅持講真話的中共官員,則被作為彭德懷右傾集團被打倒。

謊言之後大災相隨,又豈是虛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