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副總統陳建仁2月26日接受「日本產業經濟新聞社」專訪時說，SARS發生是從廣東開始傳到香港，中共也不提供病毒株，台灣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那時候台灣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世界衛生組織（WHO）。

中華民國總統府27日公佈陳建仁接受日媒專訪內容，他被問到「在2003年SARS流行時，副總統是擔任衛生署長，採取果斷的措施，處理得非常好。請問您任衛生署長任期中經歷了哪些挑戰？那時台灣還沒有加入WHO，請問有哪些困難？」

陳建仁暢談當年SARS的防疫說，2003年台灣爆發了SARS疫情。當時SARS有一個很重要的挑戰，就是在一開始時，這個病的病因是甚麼不知道，也不曉得怎麼診斷，更不曉得它的死亡率是多少，怎麼樣治療也都不知道。所以當時確實是全世界都處在一個不確定、未知的情況下。對事證的無知，就是恐慌最大的來源。

他說，在那時最重要就是要讓所有研究這個疾病的人，或者是在做防疫的人，都應該能夠很密切地來交流他們的資訊、他們的生物檢體等等。SARS一開始發生時，是從廣東開始，然後傳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傳到了多倫多、河內跟新加坡，台灣在第一波散播時，還沒有感染的病例，後來有一個勤姓商人從中國感染了回到台灣，台灣才有感染病例。

「SARS疫情在台灣剛開始時，台灣的醫學中心在防疫和病人照護做得都不錯，都沒有發生任何的問題。」他說，可是沒有想到，後來在台北市立和平醫院發生了院內感染。院內感染爆發以後，台北市政府做了一個大規模的封院，封院的過程比較沒能思考規劃得很好，馬上就訂在某日中午12點封院，只要在醫院裏面的人，通通被關在那個地方。

陳建仁表示，當時有些的士司機，停車在醫院去上廁所就被關住了；有些到醫院去買醫藥用品也被關住了；有些幫爸媽去拿藥的人也被關住了。醫院裏關了很多跟SARS無關的人，既不是醫護人員，也不是病人或密切接觸者。當時跟民眾溝通沒有做得很好，所以一宣佈關院就把很多人關在裏面。第一，立刻就引起了恐慌，第二，醫護人員也就抗議，第三，所有的病人也就開始擔心會被感染。

台灣SARS防疫 美國CDC幫忙提供病毒株

他指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就希望WHO能夠幫我們，給SARS的病毒株，讓我們可以做快速診斷工具，也讓我們能夠跟各國來交換疫情的資訊、防疫的知識。

「但是WHO都沒有理我們」，他說，一直到了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以後，他們才派代表來。在這之前，「我們都很認真地把SARS的病例資料報告給WHO，但是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應照顧。所以他們派代表來到台灣時，很不幸的，已經有很多人過世了。」

陳建仁指出，當時是一個很困難的狀況，在那時他記得有很多日本醫界的朋友也來到台灣交換SARS防控的意見。SARS結束後，APEC（亞太經合組織）在曼谷召開衛生部長會議時，他跟日本厚生省大臣見面，NHK還廣播出來。大家交換了很多的意見，「他也謝謝我說，日本前後派了500多個醫生來台，看台灣是怎樣做好SARS的院內感染管控及病人的照顧，還有怎樣做好民眾風險的溝通，他們都有來詢問我們。」

他說，那一段時間台灣跟日本維持很好的國際防疫交流，那算是一種雙邊的合作關係（bilateral），因為他們沒有辦法經過WHO的管道來做多邊的合作交流。他強調，「中國的疫情資訊當然不用講，我們都拿不到，我們曾經跟香港的大學要他們分離出來的病毒株，他們答應要幫我們送過來，可是說要先得到最後的批准，但他們從未得到最後的批准，所以我們就沒有拿到他們的病毒株。」

「我們的病毒株是從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DC）拿到的」，他說，美國前前後後派了一群人來幫忙台灣，「我們跟美國CDC實際上就是手牽手、肩並肩、心連心，從早到晚一起做，努力來控制疫情。我們那時候最大的幫助者是美國CDC，不是WHO。」他指出，所以台灣沒有參與WHO，「對我們來說，失去了在第一個時點即刻控制疫情的機會。」

陳建仁表示，在SARS以後，大家才覺得確實是不應該讓台灣不在全球防疫網裏面，全球防疫是一個網絡（network），這個網絡不容許有任何的破洞，台灣就是一個破洞，也是國際防疫的孤兒。但是，病毒從來不尊重國界，病毒是會到處跑，這樣除了對台灣造成危害以外，對全世界都是一個威脅！「幸好台灣跟美國有這樣好的合作，才讓台灣能夠在SARS的控制，得到比較好的成果。」

「我們後來分析SARS的發生率，台灣是比較低的。」他說，WHO宣佈的旅遊警示期間，還有社區感染期間，台灣也是比較短的。主要的原因是台灣學習新加坡、香港、多倫多的例子，知道怎麼樣才能讓台灣將疫情控制得很好。

他強調，所以在傳染病防治上，一定是你幫我、我幫你，互相合作、彼此交流，彼此互換資訊，才能夠共同把防疫做得很好，WHO就是要扮演這個角色，但是WHO竟然把有2,300萬人的台灣當作孤兒，把台灣放棄掉。這個造成台灣和全世界很大的威脅，所以在那段期間，台灣確確實實面臨很大的挑戰。

陳建仁說，台灣在跟美國CDC合作時，第一個就是邊境檢疫（border quarantine），「從境外要進入台灣的人，我們就一定做發燒的檢查，如果發燒檢查是有問題的，我們就會進一步做病毒檢測。我們也要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home quarantine）。從邊境檢疫加居家檢疫，如果有感染，就立即住進醫院，住在醫院的負壓病房。」

「還有許多其他人會發燒」，陳建仁說，他們也有在醫院外面設置發燒篩檢站，在醫院裏面就規劃發燒病人的動線，發燒的病人都是搭乘特定電梯到發燒病房，其他人都不可以搭乘這個電梯，或是去發燒病房。「我們努力把院內感染管控做好，對於醫護人員的保護，包括N95口罩、護目鏡、防護衣都準備得很好，然後再來照顧病人。前前後後，我們也花了很長的時間才控制住疫情。」

他表示，如果當時在第一時點上WHO 就讓台灣拿到病毒株，讓台灣能夠參加各式各樣緊急專家會議的話，應該不會有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這樣不幸的事件，因為在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之前，在香港、新加坡都已經有這樣的案例，所以怎麼樣讓台灣跟他們學習、交換意見，就變得很重要，這應該就是WHO應該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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