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1日,香港科技大學研究生寫作班網絡授課如期舉行,著名大陸作家閻連科給學生們上了第一堂課,題目是「經此疫劫,讓我們成為有記性的人」,專門論述了個人記憶對於保存和守護歷史真相的重要性。閻連科自稱他講的是「課外話」,但讀來卻人以振聾發聵之感。

課一開始,閻連科先回憶了自己的童年。

他說,小時候,當他連續把同樣的錯誤犯到第二、第三次,父母會把他叫到他們面前去,用手指著他的額頭問:

「你有記性嗎?!」

當他把語文課讀了多遍還不能背誦時,老師會讓他在課堂上站起來,當眾質問到:

「你有記性嗎?!」

那麼甚麼是「記性」,甚麼又是 「記憶」呢?

閻連科說:「記性是記憶的土壤,記憶是這土壤上的生長和延伸。擁有記性和記憶,是我們人類與動物、植物的根本之差別。是我們成長、成熟的第一之需求。我以為,許多時候它比吃飯、穿衣、呼吸更重要。因為當我們失去記性、記憶時,我們會失去做飯、耕地的工具和技能;會一夜醒來,忘記衣服放在哪兒了;會確真以為皇帝不穿衣服要比穿著好看得多。」

在閻連科看來,沒有記性的人,從本質上說,就是田野、路道上的土。皮鞋願意把他們踩成啥樣兒,由那隻皮鞋的牙痕說了算;

沒有記憶的人,從本質上說,就是和過去生命割斷的木頭和板材,它們的未來是甚麼物形和東西,由鋸子和斧頭說了算。

如果說擁有記憶是人與動物、植物的根本差別,那麼記憶對於將要從事寫作的人來說就更重要了。閻連科告訴自己的學生:「在巨大的時代洪流中,個人記憶往往被視為是時代多餘的泡沫、浪花和喧囂,會被時代剔除、扔掉或甩到一邊去;會讓它無聲、無言如同從未存在過,從而在一個車輪流水的時代過去時,巨大的遺忘到來了。有靈魂的血肉沒有了。一切都安泰靜好了,能夠撬動地球那個小而有小的真實支點不在了。如此著,歷史就成了無依無據的傳說、遺忘和想像。從這個角度說,我們長有記性,擁有個人不被改變、磨滅的記憶,是多麼重要的一件事。是講一點真話最低的真實和證據。尤其我們寫作班的同學們,我們絕多都註定是要一生用記憶來寫作、求真、活著的人,如果有一天,連我們都沒有了那點兒可憐的真實和記憶,那麼這個世界上,到底還有沒有個人和歷史的真實和真相?」

可記性和記憶儘管如此重要,但中國人的記性和記憶卻可悲的被抹去、挖走了!

接下來閻連科回顧了這段延續至今的歷史。他說:「在我們的人生裏,在我們所處的歷史和現實中,無論是個體或家庭,還是社會、時代、國家的悲劫和災難,為甚麼總是一個接著一個呢?為甚麼歷史、時代的坑陷和悲劫,總是由我們成千上萬百姓的死亡和生命來承擔和填補?在諸多、諸多我們不知道、不追問、不讓追問就不問的因素裏,有一點,就是我們作為人——我們千千萬萬的百姓或螻蟻——我們自己太沒記性了。我們的個人記憶被規劃、取代和抹殺了。我們總是人家讓記住甚麼的就記甚麼,讓遺忘甚麼的就忘甚麼;讓沉默時沉默,讓歌唱時歌唱。個人記憶成了時代的工具,集體和國家記憶成了個人失憶或記住的分配和承包。試想一下,我們不去討論那些已經更換了封面、書號的歷史和久遠,單是最為眼前的二十年,和你們一樣,八零、九零的孩子都經過、記得的幾乎是舉國之災的愛滋病、非典和新冠肺炎(中共肺炎),它們到底是人禍之災難,還是如唐山、汶川地震樣的人類還難以抗逆的天譴之劫難?在前者的舉國之災裏,人為的因素為甚麼又幾乎如出一轍呢?尤其17年前的SARS和今天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的蔓延和肆掠,如同同一導演將同一悲劇的再次復排和出演,作為我們這些如塵埃一樣的人,我們既不能追問導演是誰,也沒有專業知識去還原編劇的念想、構思和創作。那麼當我們再次站在復排的死亡之劇面前時,我們至少可以問一問,屬於我們的上次悲演留下的記憶去哪了?」

在閻連科看來,眼下,中共肺炎這場舉國、舉世之災難還沒有真正被控制,傳染還遠遠沒有過去和消失。然而,一邊屍骨未寒的哭聲還未落下去,另一邊,凱歌在即,英明、偉大的呼聲已經響起來。「自新冠肺炎(中共肺炎)一步一步地走進我們的生活始,到今天,我們並沒有真正弄清因為新冠肺炎(中共肺炎)一共死了多少人——死在醫院是多少,死在醫院之外有多少。甚至都還未來及去調查、叩問這一些。也甚至,這樣的調查和叩問,會隨著時間的移去而終結,而永遠是個迷。是我們留給後人的一筆憶之無據的生死糊塗冊。」

那麼,怎樣才能避免讓中共肺炎成為「留給後人的一筆憶之無據的生死糊塗冊」呢?就這一點而論,擁有個人的記性和記憶可以說特別重要。用閻連科的話講:「實在說,我們擁有個人的記性和記憶,即使不會改變世界和現實,那麼至少在面對統一、規劃的真實時,我們也會在心裏呢喃到:『情況不是這樣啊!』至少在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的拐點真正到來時,在巨大、歡慶勝利的鑼鼓中,我們還能聽到、記住那些來自個體、家庭、邊緣的哀嚎和哭泣。」

閻連科還說:「個人記憶改變不了世界,但它可以讓我們擁有真實的內心。

「個人記憶不一定能成為改變現實的力量,但它至少可以在謊言到來時,幫助我們在心裏打出一個問號來。至少說,某一天又有大躍進、大煉鋼鐵的時代了,我們相信沙子煉不成鐵、畝產不能達到十萬斤,是人類最基本的常識之常識,而非意識創造物質、空氣生產糧食的奇蹟吧。也至少,某一天又有十年浩劫那樣的革命了,我們能保證自己不把自己的父母送進監獄和斷頭台。」

接著,閻連科舉了方方的例子。他說:「試想一下子,如果今天的武漢,沒有作家方方的存在和記錄,沒有方方用文字寫下她個人的記憶和感受,沒有成千上萬如方方那樣的人,通過手機傳遞給我們的生死哭喚和呼救聲,那麼我們會聽到一些甚麼呢?會看到一些甚麼呢?」

最後,閻連科對聽課的學生提出了誠摯的希望:

「同學們,我們都是文科生,我們可能一生都是要靠語言去和現實、記憶打交道的人。於記憶言,我們不說成千上萬的個人記憶,就是集體記憶、國家記憶和民族記憶那樣的話,因為在我們的歷史上,國家記憶、集體記憶總是覆蓋、改變著我們個人的記性與記憶。在今天,就現在,新冠肺炎(中共肺炎)還遠遠沒有凝結為記憶時,而我們的身邊和四周,都已經開始響起高歌宏嗓、大肆歡慶的鑼鼓了。正是因為這一點,希望同學們、希望我們經過了新冠肺炎(中共肺炎)劫難的人,經由此一劫,都能成為長有記性的人;能讓記性生出記憶的人。

「不能做李文亮那樣的吹哨人,就讓我們做一個聽見哨音的人。

「在可預知的不久後,在鑼鼓喧天、詩文橫飛,開始喧天鬧地地歌頌打贏了新冠肺炎(中共肺炎)這場國家戰爭的勝利時,希望我們大家不是那些空洞高歌的寫作者,而僅僅是擁有個人記憶的實實在在的人。在鋪天蓋地的盛大演出到來時,希望我們不是舞台上的演員和朗誦者,不是為出演而鼓掌的人;而是站在舞台的最遠處,默默看著演出而眼含熱淚的一個柔弱無奈的人。我們的才華、勇氣和心力,如果不能讓我們成為方方那樣的寫作者,那麼至少在猜忌、嘲諷方方的人群裏,要沒有我們的身影和聲音。在最終要回歸、到來的靜好盛世裏,在海洋般的歌聲中,面對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的根起和蔓延,如果我們不能把疑問大聲說出來,而小聲的嘀咕也是良知和勇氣;在奧斯維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但一味地不言、不說和忘記,則不僅是野蠻的,而且是更為野蠻、可怕的。

「不能做李文亮那樣的吹哨人,就讓我們做一個聽見哨音的人。

「不能大聲地講,就做一個耳語者;不能做一個耳語者,就做一個有記性、記憶的沉默者。讓我們因為這次新冠肺炎(中共肺炎)的緣起、肆掠和蔓延,在即將到來的被稱為戰爭勝利的萬人合唱中,默默的站到一邊去,成為一個心裏有墳墓的人;有記性烙印的人;可以在某一天把這種記性生成個人記憶傳遞給後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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