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逾千萬人的大都市，「新薩斯」發源地——武漢，封城了。中共最新的封城舉措，不但震驚了世界，更將千萬名武漢居民推入致命的恐慌中。電影生化危機正在現實中上演，中共封城之舉，透射出驚悚殺機。
1月23日，當地時間上午10時前，數十萬名武漢人生死逃亡、試圖在封城前逃離這座城市。更多人只能滯留家中，面對著出門無路、衣食無依的困境。
最致命的是，全面封城，意味著將逾千萬未染病的武漢民眾逼入了可能被交叉感染的絕境。武漢附近的黃岡、鄂州等十多個城市隨之也陸續封城，更加重了武漢人、中國人，乃至全世界的焦慮和恐慌。
歸因於中共「成功」的信息封鎖和高壓維穩，儘管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早在去年12月之前就已爆發，但在封城之前，絕大多數武漢人仍被維穩宣傳蒙在鼓裏，疫情最嚴重的武漢反而成為民眾反應最「穩定」的城市。即使是在1月19日習近平就中共肺炎表態後，武漢市仍是一片「安定祥和」。
不過，一夜之間，半夜突襲的封城令給了中國人、尤其是武漢市民當頭一棒：原來中國人（武漢人）早已墜入深淵，被隔離，被放棄，成為中共維穩政策的犧牲品。
這並非危言聳聽：武漢封城，背後殺機重重。
武漢封城背後的疑問
儘管封鎖疫區的確有利於防控瘟疫擴散，但這顯然不適用於隱瞞疫情長達兩個月的武漢。
所以，世界衛生組織駐中國代表加利亞（Gauden Galea）在對封城之舉表示驚訝的同時，也指出「我們此時不能說這項措施會不會奏效」。加利亞還告訴美聯社，如果死亡病例繼續偏低，確診病例數字本身並不表明疫情嚴重。
世衛專家對武漢疫區嚴重性的看法或許代表了國際社會的主流觀點，但卻面臨一個根本缺陷，那就是，這一次的中共肺炎與17年前的薩斯（SARS，中共謬稱為「非典」）一樣，疫情真相都被中共政權隱瞞和掩蓋，無論是死亡人數還是確診病例，外界都無法獲得可信的數據。
實際上，世衛專家的話，其實是從側麵點出了中共封城的疑點和矛盾：因為按照中共數據，目前中共肺炎致死病例並不高、而是相當低，那中共為何突然採取封城這種極端激進的舉動？
中共肺炎在中國大陸的確診病例和死亡人數，都是隨著中共最高層的發話而出現跳躍性增長。即使如此，用中共發佈的數據與當年的薩斯疫情進行對比，也不難發現，至少，截至目前，如今的中共肺炎擴散力度超過了當年的薩斯（非典）。
再加上武漢突然封城，武漢染病家庭在社媒上的呼救聲雖被封殺依舊不絕於耳，以及越來越多的武漢醫療現狀的影片被曝光。這些事實都證明，中共肺炎瘟疫已然爆發，烈度更甚當年的薩斯病（SARS）。
既然瘟疫已爆發，武漢封城的舉措，為何會震驚全球？
因為全城封鎖對於防控疫情的效果，並不會比「檢疫隔離（quarantine）」好多少，反而後患無窮，會產生交叉感染、病毒加速變異、社會恐慌等顯而易見的負面效果。因此近代以來，人類社會從未發生過封鎖全城來防控瘟疫的先例。儘管網絡上迅速傳出近代有封城先例的流言，但以往其實都只是隔離檢疫而已，並非封城。
然而，中共這麼做了。
武漢封城後，中共黨媒曾稱，是「非典」功臣鍾南山提的建議。不過，鍾南山在電視上說的是，沒有特殊情況不要去武漢，以及隔離檢疫。而目前外媒報道的醫學專家們的意見，一般都認為這種限制措施會令健康人群面臨更大的感染風險。
那麼，誰做出了武漢封城這種決定？
這裏基本可以排除，武漢封城是由當地政府做出的決策。尤其是軍隊武警已進駐武漢、協助封城，而中共地方政府並無調動軍隊的權限。
也就是說，武漢封城，只能是中共高層特意做出的決策。
將逾千萬未染病的健康人群，圍堵在一個高傳染性的致死瘟疫發源城市中，而無視民眾極度恐慌，以及交叉感染、病毒變異等等必然後果。武漢封城這種瘋狂的舉措，已經遠遠超出了隔離檢疫、防控疫情的需要。
由此帶來一個必然的疑問：中共為何這麼做？為何敢這麼做？
武漢封城可能性一：不了解病毒而極端「維穩」
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必有其不得不為的緣由或利益。武漢封城的背後，很可能隱藏了更多更深的秘密。
而在一個信息被封鎖、政府公信力全無的社會中，公眾有權力通過合理質疑來分辨真相，尤其是面對瘟疫這種人命關天的災禍。下面綜合了網絡上的各種信息，大體歸納出，武漢封城背後的兩種可能性。
第一個可能，就是中共不了解、也沒時間進一步了解疫情，而選擇封城這種最激進的手段來進行維穩。
其目的，大概是展示出中共控制疫情的手段和決心，降低外界的擔憂，以免本來就低迷不振的中國經濟再受衝擊。
17年前的薩斯（非典），由於中共隱瞞疫情得以擴大，重創了中國和世界經濟，從而令國際社會對於中共治下的瘟疫充滿了警惕，甚至惶恐。
如今中共在中共肺炎上重演隱瞞加維穩的老套路，但現在疫情瞞不下去，一旦中共肺炎在國際上被升級為當年薩斯（非典）級別的大事件，中國的貿易、旅遊，經濟、技術和文化交流，以及市場信心都將遭受重創。
搖搖欲墜的中共政權，並無信心和底氣承受再一次的薩斯（SARS）衝擊波。因此，高壓維穩，表現出前所未有的決心和手段來控制疫情擴散，就可能是中共權衡後的一種選擇。
支持這種可能性的最大理由，莫過於1月23日，世界衛生組織在連開兩天會議後，最終做出了不將中共肺炎定調為「國際關注公衛緊急事件」（PHEIC）的決定。世衛組織在中共武漢封城後，曾表示此舉將「減少」中共肺炎擴散風險。
不過，這種可能性同時帶來兩個根本矛盾或致命缺陷，那就是，中共憑甚麼可以犧牲千萬民眾的健康或生命；以及中共憑甚麼判定武漢封城的利，一定大於弊。
截至目前，海內外醫學界尚未能對防治中共肺炎得出較明確的意見。唯一明確的，是此次疫情由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2019-nCoV）引發；而中共病毒與浙江省舟山的蝙蝠的冠狀病毒基因最相似，且「與SARS冠狀病毒在結合受體途徑上很相似」。因此這次中共肺炎，有時也被稱為「新薩斯（非典）」。
但僅僅與SARS（非典）病毒相似的結論，並不具備支撐中共做出武漢封城決定的份量。
中共病毒的來源、致病力、變異性，以及傳染機制等，目前都尚未明確。而短期內，科學家們也不可能研製出防治疫苗。
那麼封城後，在醫療資源明顯嚴重不足的背景下，武漢市內逾千萬的健康人群，會不會因為交叉感染和病毒加速變異，而面臨更大的被感染的可能性？
即使中共犧牲掉逾千萬的武漢市民的生命健康和安全，有可能抑制住中共病毒在武漢以外的擴散。但中共又憑甚麼確保武漢不會出現傳染性更強的、更新型的冠狀病毒，一旦解除封鎖、世界不會面臨更棘手的疫情？
事實上，中共自己已向世衛組織報告了，武漢已經出現第四代病例，武漢之外出現了第二代病例。這本身就意味著中共病毒正在武漢市內快速傳播，這種代際傳播越多，病毒的變異和致病力就會變得越強，疫情也會更嚴重。
這些顯而易見的後果，中共不可能不知道。
所以，如果中共的決定是基於這種可能性，那武漢封城只能證明它為了政權穩定而無視中國人生命的反人類本質，以及專制政權的短視和愚蠢。因為，中共在未能更多了解中共病毒的情形下，就將逾千萬民眾推入新薩斯的大火坑，很可能用中國人的生命催生出更強力的病毒，最終導致疫情徹底失控，進而加速政權的崩潰。
但在目前，藉助於武漢封城，中共正在操控五毛水軍，試圖挑動民眾斗民眾，將疫情擴散的責任，以及中國人恐慌、憤怒的發洩對象，都轉嫁到武漢市民頭上；而讓武漢之外的中國人忽視了，中共病毒的真正禍首不是病毒、更不是受害的武漢人。中共肺炎，其實是政府維穩和隱瞞疫情催生出的人禍。
武漢封城可能性二：中共了解病毒而孤注一擲
說到中共肺炎是中共炮製的人禍，這個說法可能並未誇大，因為武漢封城的背後還存在著另一種可能性。
那就是，如果中共並非不了解新薩斯，而是遠比外界科學家對中共病毒了解得更多呢？
截至目前，中共除了突兀地宣佈全面封城外，並未對被圍困的武漢市民的基本生活，做出任何有效的安排，也未說明封城的期限。
這種不確定性除了給武漢市民帶來極大恐慌、反映出中共草菅人命外，也洩露出一個最大的疑點或可能性，即中共冒天下之大不韙、也要全面封城，會不會是中共清楚中共病毒短期內根本就無法控制？又或者，中共清楚這種新病毒只會曇花一現，疫情高峰遠比外界預測要來得更迅速、更短暫？
換言之，全面封鎖逾千萬人的大都市，會不會是中共在了解中共病毒特性的基礎上，所作出的對其統治最有利的選擇？
比如說，如果中共了解，這種新病毒短期內傳染性強、致死率高，但變異性其實並不強，而且高峰期很快就會過去。那麼中共很可能會判定，犧牲武漢不會令疫情失控，而是損失最小的選項。
然而這種可能性所包含的前提是，中共了解中共病毒，或者說，這種中共病毒與中共有關。
這種可能性，聽起來似乎匪夷所思，但也並非空穴來風，而是源自對中共病毒來源的推斷。
目前中共官方的說法，是中共病毒源自武漢市華南海鮮市場的野生動物，但中共並未說明是哪一種動物，以及這一推斷的依據。外界的科學家們對此也尚未有更多發現。
不過，互聯網上卻出現了一種另類觀點，那就是中共肺炎很可能出自中共軍方的生化武器，可能與中共在武漢的生物安全實驗室有關。
整理互聯網上的科普信息可知，中共病毒基因組中、與致病力或傳染性相關的蛋白包括S蛋白（spike protein）和E蛋白（envelope protein）。中共病毒通過S蛋白受體結合區的基因重組或突變，可以實現其從野生動物到人類的宿主範圍「跳躍」並導致高死亡率；而E蛋白則與病毒致病力和易受感染的宿主類型相關。
1月11日，香港的傳染病學教授袁國勇告訴財新網，根據病毒基因圖譜比較發現，與中共病毒最接近的，是浙江舟山蝙蝠類SARS冠狀病毒。
儘管大陸和香港的部份專家認為，現有證據尚不能直接推出「舟山蝙蝠就是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傳染源」，但有海外網民利用分析生物信息的BLAST等工具，發現中共病毒的E蛋白與舟山蝙蝠病毒具有100%相似度。
當然，這些證據並不能證明中共病毒源自舟山蝙蝠病毒或其變種，但至少揭示出一種可能性。
而網絡上有網民爆料，稱舟山蝙蝠病毒是中共軍方研究所改造過的人造病毒，中共病毒與之有關；之所以在武漢爆發，是因為中共最高級的病毒研究所在武漢，可能是武漢病毒所洩露的病毒。當然，這種說法在中共統治下，無法獲得證實。
雖然中共病毒或舟山蝙蝠病毒是不是中共的生化病毒，外界無從得知。但有一點是得到證實的：那就是，中共的武漢病毒研究所（生物安全實驗室）的確對薩斯（SARS）病毒有著深刻研究。
1月23日，曾經發現SARS宿主的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發佈研究，稱中共病毒的序列，與一種蝙蝠中的冠狀病毒序列一致性高達96%，也就是說，引發中共病毒的宿主可能仍然是蝙蝠。石正麗是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副主任、生物安全三級（P3）實驗室主任。石正麗團隊曾證實蝙蝠是SARS冠狀病毒的自然宿主。
P是英文protection防衛和防護的縮寫。根據傳染病原的傳染性和危害性，國際上將生物安全實驗室分為P1、P2、P3和P4四個生物安全等級。等級越高，就能研究具有更大傳染性和危害性的病原。P4實驗室是專用於烈性傳染病研究與利用的大型裝置，也是人類迄今為止能建造的生物安全防護等級最高的實驗室。
武漢病毒研究所的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四級）實驗室（武漢P4實驗室），是亞洲第一個正式投入運行的P4實驗室。2003年沙士瘟疫爆發後，中共得到法國援助，在武漢建成了第一個P4實驗室。
但據陸媒報道，中共在這一次的中共肺炎疫情中，並未啟用武漢P4實驗室。
據陸媒公開報道，對薩斯病毒的研究都是在P3實驗室中進行；在2003年9月至2004年4月期間，全球爆出的4次薩斯疫情（新加坡、台灣、廣東省、北京、安徽）中，有3次與實驗室病毒洩露有關。其中，2003年底，中共衛生部還專門對全國的P3實驗室進行了安全督察，但這並未能防止2004年位於北京的、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發生薩斯病毒洩露。
綜合陸媒有關病毒實驗室和（新）薩斯病毒相關報道後，不難看出其中矛盾之處：武漢P4實驗室是因為薩斯病毒才爭取到外援而建成，但在明面上，卻沒被用於薩斯及本次新薩斯病毒的研究。而中共的P3實驗室，儘管過去發生過薩斯病毒洩露，但依然被用於薩斯病毒的科研。
中共病毒實驗室的這種矛盾之處，也為「中共病毒源自中共軍方生化病毒洩露」的傳言，埋下了伏筆。
儘管擁有P4實驗室的中科院武漢病毒研究所、是否兼具中共軍方背景，這一點難以考證，但它作為亞洲最大的病毒保藏庫，理論上具備替中共進行生化武器研究的可能性。
也就是說，武漢封城的第二種可能性，目前難以被證實，但的確存在。
另外，如果真的是第二種可能性，那麼短期內武漢市內的疫情可能會極其酷烈，但對中共而言，疫情或不會長久，可能數周後就消退。
不過，無論如何，對於武漢和武漢之外的中國人而言，災難人禍已經降臨；但不要放棄希望，尋覓真相，守住心中的善良，抓緊自救，脫離中共及其帶來的劫難，希望和曙光就在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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