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美國國務院將5家中共官媒指定為「外國使團」，亦即中共在美國的政府機構，美政府官員指這些媒體涉及情報蒐集和信息戰。
而2月19日，中共宣佈驅逐3名《華爾街日報》記者，被外國記者協會稱為「前所未有的報復」。中共在美媒體歷來被視為中共「大外宣」的一部份，然而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情報蒐集？美國為何在此時祭出如此強硬措施？
嘉賓：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席教授 謝田；公民力量創辦人 楊建利
主持：方菲
【熱點互動】美國罕見指定中共官媒為「外國使團」！黨媒如何在海外執行特殊任務？《華爾街日報》撞到了槍口上
主持人：觀眾朋友好，歡迎收看這一期的【熱點互動】，今天是2月21日星期五。2月18日美國國務院宣佈指定五家中共的官媒為外國使團，也就是中共在美國的政府機構。美國政府官員稱「這是因為這些媒體直接聽從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並且涉及信息情報蒐集」。另外一方面，在星期三中共方面宣佈驅逐三名《華爾街日報》記者。
中共駐外媒體一向被認為是大外宣的一部份，但是他們在多大程度上參與了情報蒐集？美國政府為何祭出迄今為止最強硬的措施？今晚我們請來兩位嘉賓一起來討論這些問題，兩位都在Skype連線。一位是南卡大學艾肯商學院講習教授謝田教授，另外一位是公民力量創辦人楊建利博士，二位好。
謝田：主持人好，大家好。
楊建利：主持人好，謝教授好，大家好。
謝田：您好。
主持人：好的，感謝二位。那麼觀眾朋友我們在節目開始先看一個新聞短片。
（播放影片開始）
美國國務院2月18日發佈公告表示，五家中國媒體在美國的機構被列為「外國使團」，分別是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發行公司，和《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美國總代理海天發展公司。
國務院文件顯示，這一認定是根據美國的「外交使團法案」作出的，理由是這些媒體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而是中共資助的外宣代理人。根據法令，這五家中共媒體機構必須依循駐美國使館和領事館的類似規範，包括提供僱員名單和人事變動、註冊目前在美國持有的不動產等。在美國把這五家中共媒體列為「外國使團」的第二天，中共當局宣佈吊銷《華爾街日報》三名駐北京記者的記者證，要求他們五天內離境。
事發的緣由是《華日》早前的一篇評論文章。但是，被吊銷記者證的三人，與這篇評論沒有任何關聯。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發聲明，對中共打壓言論自由的橫蠻做法表示強烈譴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回應，說：成熟負責任的國家都知道，自由媒體報道的是事實和看法，正確的回應是提出反駁論點，而不是限制言論。
（播放結束）
主持人：好，觀眾朋友歡迎您在節目中間跟我們互動，談談您的看法，您可以發手機簡訊或者在YouTube觀看我們的直播，和我們文字互動。
首先請楊建利博士來談一談這個問題，就是請您談談您怎麼看，美國政府把這五家中共官媒定為「外國使團」這個事情。特別是有關這五家官媒的一些背景也請您簡單介紹一下。
5家媒體直接受黨領導 在外負有特殊任務
楊建利：好，這五家傳媒機構是中共政府的一部份，這是路人皆知的事實。大家應該問的問題是，為甚麼美國政府等到今天才把這個事實進行澄清，而實施它應有的法律。那這五家公司我們中國人都知道嘛，我覺得可能外國人也都知道；當然我們中國人知道的就更清楚，它是直接的、不折不扣的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府的下屬機構。這五個公司我可以一一地給你講一下它的背景。
《人民日報》是中共中央的機關報，它的級別是部級單位，那它是和新華社還有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是被稱為中國共產黨和中共政府的三大傳媒機構。這三大傳媒機構在這次的五個傳媒機構裏都涉及了，這是《人民日報》。而《人民日報》它是通過美國的海天發展公司在美國進行印刷和傳播，那麼它這個編輯是在北京，它通過遠程傳遞的方式，每天把編輯的內容在美國還有其它的國家出版海外版。中共政府從來不隱諱《人民日報》是中共的「機關報」。這個是一個就是剛才我說的問題，為甚麼美國政府把它說成是中共政府的一部份，大家感覺到很奇怪，為甚麼是？外交部的發言人耿爽還裝傻，說「為甚麼是？為甚麼美國這樣幹？」
第二個是新華社，新華社是國務院直屬的一個事業機構，是個部級的單位。它是在美國有一個叫北美總分社，設在紐約的時代廣場，下屬在華盛頓、聯合國、洛杉磯、芝加哥、侯斯頓、三藩市有6個分社。中共政府從來也不隱諱它是政府的一部份。
另外就是中國環球電視網，這是中央CCTV——中央電視台的直屬機構，它是副部級單位，它在華盛頓設有它的分台。
被列為五個中國使團的機構還有一個是叫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它的上屬機構是中國廣播，剛才我們說的那個總台，電視總台。它是唯一的從事對外廣播的國家電台。這個中共政府也從來承認它就是他自己的機構。
那麼《中國日報》是中宣部的報紙，中宣部是甚麼，是黨的機構，中共中央宣傳部，但是它代管機構是甚麼呢？是國務院新聞辦。就是說這個是不折不扣的中共政府的一部份。那麼你到美國來註冊媒體，你當然要做中共政府的一部份，一個政府的一部份在其它國家進行運行，那當然就是它使團的一部份。所以美國政府我覺得太晚了，這幾個五大機構不折不扣的中共政府的一部份，現在引用《外國使團法》規範它。雖然來的很晚，我覺得是正確的一個舉動。
主持人：很快問您一下，因為之前我們知道新華社和CCTN，都曾經在去年已經被要求它們註冊為外國代理人，現在再加上另外三個，又被認定為外國使團。這個「外國代理人」和「外國使團」有甚麼不同？為甚麼它註冊為外國代理人之後，還要把它指定為外國使團呢？
楊建利：「外國政府代理人」它可以不是外國政府的一部份。你比如說一個游說集團，它收到一個政府的錢，比如說中共政府的錢，它為它進行某項政策的游說，它這個時候就成為中共政府的一個代理人的身份。這個必須在美國司法部進行註冊，然後它要向司法部報告，你收了中共政府多少錢？大概代理中共哪些的利益？這個要申報的。
那麼「使團」是甚麼意思呢？就是說你不僅是代理人，你就是它，你就是這個政府的一部份，這個法律的規範又不一樣。你必須把你的工作人員都要呈報，因為甚麼呢？你等於說是外國的政府駐在美國了，你必須呈報。你的財產以及租用的一些使用的物產等等，都得申報。另外你的僱員作為政府工作人員你的行動必須申報，你的人員變動必須申報，這些都是在《外國使團法》裏面規定的，所以這個限制就更加的嚴格。
而且你要是使團的一部份的話，你作為記者去見一個美國的官員，這個美國官員就必須接受美國的情報機構的監控和調查，你在接觸外國政府官員的時候你做了甚麼？你和接見一般的記者是不一樣的。所以這是完全不一樣的兩個實體的性質。
主持人：也就是說對於中共這些媒體的約束更加多了，更加嚴厲了，可以這麼說。謝田教授也請您談一談，在您看來就是把這五家中共媒體定為外國使團有沒有道理？畢竟對於很多中國人來說，他會覺得說你為甚麼要給我們中國的媒體這麼單獨弄出來，他們在美國也做很多新聞報道啊，您怎麼看呢？
謝田：像建利剛才講的，我想很多中國人也知道，在美國華人社圈裏面大概每個人都知道，中共一些所謂媒體的記者都是特務，每個人都在從事情報蒐集工作。我們也知道在中國的媒體跟中共政府、中共之間有甚麼樣的關係。我想這些在海外的華人來說應該不會感到特別奇怪；可能反而美國人、土生土長的美國人會覺得有點奇怪：美國政府為甚麼這樣做？美國政府確實是有道理，事實上美國人一直知道這些中國來的，所謂的新聞機構都是中共政府的一部份。但是我想美國政府可能有一個顧慮，比如說以前他們覺得這些中共媒體也起不了甚麼太多的作用，無非是給中共發發聲音，美國人對於專制政權發出的聲音，向來根本都是不屑一顧的。
我記得我剛來美國，是30年前的時候，我們就知道有《人民日報》海外版，它就是免費派送的，所有人都知道有《中國日報》。但是現在看來中共的海外媒體的活動越來越猖獗，並且它那個情報蒐集的活動也慢慢地越來越浮上檯面。我想美國政府上次之前把它列為外國代理人的時候，就是有那麼一種考慮，已經注意到它這個威脅了。
現在進一步升級到把它稱為「外國使團」，剛才建利也提到是根據1982年的《外國使團法》。這個使團法原本的用意，是在保護美國在海外的使團。美國政府也在其它國家也有一些政府派出的機構，它希望美國的海外使團得到同樣的待遇。還有一點就是外國的使團在美國做事情的時候，不會傷及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外國使團也不會濫用外交的特權。現在美國把這五個中共媒體列為外國使團的話，就可以利用1982年這個《外國使團法》。
其它剛才我們提到的美國會要求這些中共在美的媒體不能濫用特權，不會傷及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安全；現在看來中共媒體已經在試圖左右或者改變、影響美國的外交政策，也危害到美國的國家安全。現在這樣把它定為外國使團，比方要求他的姓名、個人資料、人事變動，那這個等於是把它這些特務機構的老底都給摸清楚了，那對中共來說肯定是個非常大的打擊。剛才楊建利博士也提到，這些外交使團，這些所謂的媒體人員，他在見甚麼人？購買甚麼房子？接觸甚麼人？在這個過程當中，對美國人自己來說可以很容易地（因為外交使團人員必須報備），就是美國的反間諜機構它可以很容易地跟蹤、定位，把這些人抓到罪行。
當然這裏有另外一點，即使抓住了中共人員的罪行的話，可能也很難立刻把他定罪，也不能把他弄到監獄去，因為涉及到外交人員外交豁免權的問題。但是至少美國可以宣佈，你如果從事了危害美國的事情，或者是間諜活動的話，我現在可以把你列為不受歡迎的人，給你驅逐出境。那之前的話，你說美國要把一個新聞記者給驅逐出境，那是不太方便做的，現在應該是利於美國來反間諜和反共產主義滲透。
黨媒如何在美國執行特殊任務？嘉賓談親身經歷
主持人：楊建利博士也請您談談，謝田教授提到了中共官媒有特殊任務，就是間諜這方面。美國政府官員其實也很明確表示，包括美國國會的一個報告，說中共官媒的工作人員涉及信息情報蒐集和信息戰。這方面您覺得這些媒體在多大程度上，涉及到了這些情報蒐集？然後您有甚麼樣的觀察和了解？
楊建利：中共的官媒派外的這些記者都要接受蒐集情報的訓練，派往不同的國家之前，都要做這樣的訓練，這個是曾經做過派外記者所透露的。那麼他們有一個非常主要的任務，就是蒐集情報。換句話講，每一個官媒的記者到這，他同時也是一個間諜。在美國有一個非常著名的案子，就是唐宇華的案子，唐宇華當時他是《上海文匯報》駐聯合國的記者。一個文匯報，上海的一個地方報紙，能夠在聯合國做記者，而且能夠非常活躍，後來發現甚麼呢？他是中國在美國的某一個間諜網的頭子，他的級別是局級，局級的一個間諜。當時他接觸了大量的民運人士，包括我本人，他接觸我的時候，我就知道他是一個間諜。很多民運人士也知道他是個間諜，但是他的態度非常謙和，跟好多人交朋友，在交朋友過程中也比較大方，那這樣可以接觸更多的人。
後來呢美國政府一直在跟蹤他的行蹤，最後在一次他進行現金交易的時候，因為他做這個間諜，他要自己賺一些外快，幫助中國的一些企業，做一些生意。做生意的時候，他有一次是10萬美金的一個現金交易。FBI就用他這個現金交易的這個罪行先給他抓住了，事實上是因為他是間諜。後來唐宇華就被中共政府給交換回去了，因為他作為間諜給交換回去了。這個是我民運圈的人都知道的一個案子，那麼《人民日報》駐聯合國有記者，《經濟日報》等等這些，有些接觸久了，他會給你透露一些實情，他會講我們是附帶著要蒐集一些情報，寫外參，寫大參考、內參給中央等等。所以我們假定每一個官媒的記者都是在蒐集情報，附帶著間諜任務，這一點兒都不會錯了。
主持人：您提到了一個問題，為甚麼美國政府現在才把它們定為外國使團。您舉的這個例子應該是之前的嘛，那是不是有可能說，現在這方面的任務的強度和密度是不是更高了，所以美國政府不得不出手反制？
楊建利：我覺得是美國對華的整個態度有很大的關係。在過去的40年來，美國對中共實在是太綏靖了，完全是麻痺大意。讓中共所有的機構到美國來如入無人之地，進行滲透、接觸。你看這些媒體，這五大媒體，一會我們可能還會涉及到，它不僅僅是接觸甚麼聯邦政府級別的這些官員，它在各個州的教育機構都非常的活躍。這種接觸是有政治目的的，一會我們可以回來再談。
由於特朗普上台以後，對中國的外交關係進行了全面的梳理，由貿易戰開始，進行了各個領域的反制，這種反制使得聯邦政府層級的各個機構發現問題太嚴重了，中共的滲透可以說在經濟、教育、文化、娛樂、出版、新聞，每個機構都滲透得太厲害了，所以美國必須進行反制。所以在2月18日美國政府宣佈中共五大媒體為中國使團，只不過是反制的大策略其中的一個部份，當然選擇在這個時機肯定還有其它的考慮，但是這是必然的。
主持人：謝田教授您有甚麼樣的補充。因為楊建利先生提到這個，讓我想起不久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跟州長舉行了一次會談中，專門點名說，你們每一個州長都在中共那邊是編了號的。好像之前很少有美國政府高層官員直接這樣去講，您的解讀呢？
謝田：是這樣的，特朗普在見各州長會議的時候也告訴他們，就是說：中共對每一個州州長，他的政治傾向，對特朗普也好，對民主黨、共和黨也好，立場在哪裏，了解得非常清楚。我想補充一下剛才建利提到這個人，這個唐宇華他還不光是個記者，他是《文匯報》駐聯合國記者站的站長，這是他給我的名片。我還跟他有幾面之交，為甚麼呢？就是說2003年到2009年期間，這6年我正好在費城Drexel University（爵碩大學），在那個大學教書。
後來這個唐宇華從紐約就來接觸我，以前我也算是個民運人士了，參加過民主運動的。後來那個時候我已經不參加了，但是我在學校裏面，同時我也是個法輪功學員，我想這是讓他對我們可能有興趣的原因。像建利講的，唐宇華在接觸所有的人，所有對中共政府持有反對態度的人，他們在蒐集情報。他找到我的時候就是說：「謝教授，我想跟你請教幾個問題」，我又不能說我不讓你請教嘛。他從紐約跑到費城來請我吃飯，第二次的時候我說我請你吃飯，我們有來有往，唐宇華說「不用，這都是政府出錢」，中共政府出錢。實際上我跟他交往的時候，我還特別清楚地問他。我說你們做特務工作的這樣好不好啊？有沒有危險啊？你願不願意做？他都毫不隱諱，直截了當承認他是做這個事情的。
中共特務這些做法對外面來說已經是一個公開的秘密，現在看來中共政府顯然做得越來越猖狂，越來越引起美國官方的注意，所以才導致今天美國政府不得不採取措施。但我想美國已經非常寬容了，即使是把中國媒體列為外交使團，但對它作為新聞這部份的活動沒有任何限制。
但是我想指出另外一點，雖然這些直接受命於中宣部，或者中共中央，或是國務院也好，這些機構它們雖然受到一些限制；但實際上中共大外宣計劃已經在全美國，比方說很多城市的華人社區，成功地滲透了更多的華文報紙、華文的電視和廣播之類所有的媒體。事實上它們的影響還不僅僅限於幾個官方的媒體，它們已經成功地把這些更小一點的，比方有華裔美國人來掌控的、地區性的也都控制在它們手中。我想這可能是美國政府下一步要開始行動的目標了。
中共惱怒美國定性黨媒 卻拿記者報復
主持人：好的，謝謝二位跟我們分享你們個人的經歷。我想再回到楊建利博士來問問您中共這一方面的反應。我們看到第二天中共就宣佈驅逐3名《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它們給出的理由是因為幾天前，《華爾街日報》的一篇評論文章是種族主義，但是外界普遍認為這是對於美國定五家官媒為外國使團直接的一個報復行為，您怎麼看呢？
楊建利：我覺得這種評估是對的，中共政府因為《華爾街日報》2月3日登了一個美國學者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教授的文章，這個教授的文章他是講中共對疫情的反應，提出了很多弱點，同時也講了未來可能經濟上的災難，他用的題目，我覺得從我個人角度上來講，如果我寫這篇文章的話，我不會用這個題目。他用了比較觸動中國人神經的，叫「東亞病夫」，或者叫「亞洲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這個是我們小的時候在中國受教育的時候都知道，這個是標誌中國一個世紀的那種屈辱，說被帝國主義欺負，中國人被看成是「東亞病夫」；所以如果這個教授他對中國國情稍微了解的話，他可以換個題目，同樣地說這樣的內容，這個內容和題目我覺得是這樣。但即使是這樣，中共政府認為他講得不對，對中國有一種污辱性的語言。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教授和《華爾街日報》是沒有關係的，因為新聞和專欄評論文章版是分開的，兩個關聯是不一樣的，所以《華爾街日報》不為米德教授發表的觀點負責。另外《華爾街日報》的園地是開放的，如果你認為它的關聯有問題，你最好的反應方式，蓬佩奧也講了就是你寫篇文章到那去反駁。
主持人：對，同樣發給《華爾街日報》。
楊建利：對，它是一個自由市場，言論和思想的自由市場，你去競爭就好了。比如說《華盛頓郵報》登了美國前總統卡特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一篇文章，它講中美關係如何啊，對中國（中共）政府進行讚美，我當時看了就很惱火，我馬上就寫了封信給《華盛頓郵報》，我說要反駁，《華盛頓郵報》第2天就把我的反駁的意見登上了，這是一個正確的做法。
但是如果你用懲罰人家記者，和這篇文章沒有任何關係的方式，我覺得這非常的野蠻。當美國2月18日宣佈中國的五大媒體為中國使團的時候，喬治華盛頓大學的一個法學教授，他非常敏感，他叫特爾利，他說壞了，中共政府要懲罰，會拿記者來懲罰。實際上這是美國政府的行為，你要懲罰應該要對著政府來，但是很遺憾的是中共要拿我們的記者來懲罰。而我們的記者是真正的記者，中共政府的記者在這邊不是真正的記者，他感到非常遺憾。不幸被他言中。所以中共政府用一個非常無恥、野蠻的方法，用一個限制言論自由、限制新聞自由的辦法來懲罰美國的記者，我覺得這在國際社會上也是一個很丟臉的行為。
「病夫」在西方語境中源於鄂圖曼帝國 中共利用中國人民族情緒
主持人：謝教授，您怎麼看這個事情呢？剛才楊建利博士提到有一位西方學者很敏感，認為中共會去懲罰記者，但是另外之前也有人說中共應該不太會用懲罰記者的方式，因為在中國國內已經沒有甚麼真正自由行動的外國記者，或者說不受控制的外國記者。當然了，中共的回應還是這樣的，您怎麼看呢？
謝田：首先中共採取的措施也不對等啊，對不對？它如果真要懲罰美國的新聞機構，也許應該懲罰美國之音，因為美國之音多多少少還跟美國政府有點關係，對不對？現在沒有，它沒敢動美國之音或自由亞洲電台。當然這兩家也是獨立的，只不過美國國會來資助而已。中共在弄《華爾街日報》這個記者，以所謂的說中國是「亞洲病夫」來攻擊的時候，實際上是利用中國人民的感情、一個概念。實際上剛才建利講的，我很理解他當時這樣的想法，因為我們小時候受教育都是說西方人罵我們是「東亞病夫」，是吧？現在我們在海外才知道，這個詞其實沒有那麼多的惡意。其實中國人實際上我們不需要太過於敏感，因為這個詞在西方社會是很常用的字，就是說兩個人互相之間對話罵人的時候，或者指責的時候說so sick，說你很病態也會罵。實際上美國當年罵鄂圖曼帝國叫「歐洲病夫」，西方的媒體還把菲律賓叫「亞洲病夫」，也沒見菲律賓怎麼樣。實際上英國記者、英國自己的媒體像《金融時報》、《經濟學人》雜誌，還有《衛報》，把英國人自己叫做「歐洲病夫」。
所以中共真想反駁的話，對等的話可以在《華盛頓郵報》上登一篇文章，或者是《華爾街日報》上登一篇文章說美國人是「北美病夫」，你看看美國人會怎麼反應？所以這毫無必要的。中共的反應顯然就是藉用中國人的民族情緒，再利用「亞洲病夫」對《華爾街日報》來反駁。我想實際上中共政府知道《華爾街日報》對中國自己的經濟、對美國、世界的經濟都相當有貢獻的，我想遲早會收回它的成命。
還有一點就是為甚麼美國在這個時候採取這個措施？或中共為甚麼在這個時候出現這麼激烈的反彈？我想不光是因為媒體的事情，還有其它的事情。中共接連遭受了打擊，比方說中共貿易戰的問題、武漢病毒（中共病毒）的問題，還有中國最近被美國把「發展中國家」的帽子給摘掉了，還有對美國哈佛、耶魯受中國暗地資助的事也曝光，甚至包括美國要求台灣的台積電停止供應華為零件。看的出來美國從政治、學術、經濟、技術上所有的領域，都在進一步對中共圍剿，加以收緊。中共現在內外交困，再加上天災和人禍，它會覺得非常的沮喪，所以才出現了這次中共的反彈。
黨媒今後在美國或會更低調 但中共滲透已深入社區
主持人：楊建利博士您怎麼看現在武漢肺炎（中共肺炎）疫情的大背景下，出現這樣的事情？因為中共這一次驅逐《華爾街日報》的記者，它給出的原因之一除這個標題，中共還說這篇文章的內容是：詆毀了中共政府和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努力。這篇文章的內容像您剛才所說的，其實是批評中共反應緩慢，掩蓋真實的疫情規模，沒有能夠有效地阻止病毒蔓延。您覺得這是不是詆毀了中國人民的抗疫努力呢？
楊建利：當然不是詆毀了，這是一種事實的描述。有一個事情大家不要忽略了，2月15日，共產黨的機關刊物叫《求是》的報道，2月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開會講話的很多記錄，它說全部記錄，事實上不是全部記錄。這個記錄大家都關注到習近平說1月7日，對防疫做出指示，就是說最晚1月7日習近平知道了，大家關注這個事實。但另外還有一個事實，大家可能忽略了，因為大家關注到，到底是誰為早期掩蓋真相負責任？習近平你肯定負責任。但忽略了另外一個現象，習近平在1月7日做了指示，這個指示是甚麼呢？就是要引導國際輿論，要把握主動領導國際輿論。就是說他知道這次疫情，中共政府很多的弱點、醜惡，甚至罪惡都會暴露出來（現在也是一個大暴露），會暴露在中國人民面前，也會暴露在國際社會面前，習近平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就說要引導這個輿論。在這種情況下，我想美國政府會注意到這種現象，所以對五個媒體進行一種新的限制，用一個更嚴格的法律進行限制，這也是一個時間。
另外在2月8日蓬佩奧國務卿給美國的各州州長演講，在美國州長協會上，剛才謝田教授也提到了，主持人也提到了。實際上美國的聯邦政府長期已經意識到各州被中共政府滲透得太厲害，它這個滲透不僅是接觸你的州的政府，州的教育機構，教育機構不僅僅是大學，包括中學，包括小學，還有一些研究機構，它滲透得非常非常得厲害。中共把每一個州都做了一些記錄，這個州是對中國（中共）比較敵視的，這個州是比較友好的，這個州是可以利用的。美國地方的官員和州政府的官員，實際上它對外交是比較陌生的，對中國的很多實情也比較少的了解的。哈佛大學每年在甘迺迪政府學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有一個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官員的訓練班，我每年都要回去講兩堂課，就是和他們見面，跟他們講中國的事情，現在我發現他們非常陌生，被中共政府接觸得非常得厲害，這種接觸非常嚴重，甚至有些州長不你知道說甚麼話嗎？我忘記是哪個州長了，他說，好，聯邦政府和中共政府在打貿易戰，我們機會來了。甚麼意思？我們可以鑽這個空子，和中共政府搞另外的經濟關係，我們州可以得到更好的利益，你想這種事情都會發生，他們是非常無感的對中國（中共）。
所以聯邦政府非常希望讓他們知道，你們被接觸，而且在接觸的過程中，很多就是這五大媒體，因為去年說過，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領館大使館的官員的行動做了限制，你必須申報，你要接觸甚麼人你必須申報，這就是限制；對他們來講已經很不方便，所以他就更多地使用這些媒體的人員，去接觸這些地方政府，州政府的機構和官員，這非常危險，再加上大選年，它肯定會影響美國的大選，所以在這個時候，我覺得選擇在這個時機，有這樣的因素。
另外，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剛才謝田教授提出來了，我覺得謝田教授講得非常好，要引起關注，這五大媒體機構是路人皆知，是中共政府的一部份，掩蓋都掩蓋不了。問題的關鍵是中國的滲透，它已經是用了很多表面上是民間媒體的一些報紙，還有電台、電視台，它就不是那麼容易地被察覺出來，實際上他們在背後都拿到了中共政府的錢，再為中國說話。美國政府的這一個舉措，會使得這些媒體更加地活躍，我覺得我們應該更加關注這樣的媒體，這樣的媒體它替中共政府說話，接觸地方政府，接觸研究機構，接觸教育機構的時候，它來實現中共政府的一些政策目標，包括對於法輪功、藏人、維族、台灣等等這些議題，它們就實現它們的政策目標，所以這個是非常有隱蔽性。剛才謝田教授的提醒是非常重要的。
主持人：對。實際上像您所說的，即使是這五大媒體，如果在外交層面上，中共自己的官員不太方便去做很多的游說的話，這五大媒體現在因為他們還是有一個新聞自由度，所以其實這樣的規定，對於它們實際上的行為約束可能不是那麼大。
楊建利：我覺得是這樣，是有些約束，剛才謝田教授也提出來了，使得驅逐他們這些成為一個可能，要不然你驅逐一個新聞記者，和驅逐一個做間諜工作的一個官員，是不一樣的性質，驅逐他們、來限制他們的行為是更加方便了。但是危險性在於，中共政府已經滲透的不僅僅是這五大媒體，太多媒體了。所以那些人又附帶著這些人的資格了，這些人就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外媒批中共掩蓋和延誤 此次疫情是中共體制無能和邪惡的展示
主持人：好的。謝田教授，回過頭來說這個文章，中共稱說是詆毀了中國人民抗拒疫情的努力。另外一方面，把驅逐《華爾街日報》的記者的行為之後，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又說，他希望中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享有同樣的訊息準確和新聞自由。所以您覺得中共政府在這一次疫情危機下，它的新聞自由和它的透明度到底做得怎麼樣呢？
謝田：這一次我想中共恰恰向全世界再次展現出來，它對新聞的控制、新聞自由的箝制有多麼嚴重。因為我們看武漢瘟疫死亡人數的報道，發病率的報道，到限制美國專家去武漢調查，現在勉勉強強同意世衛組織專家去，又不去武漢，跑到其它上海、貴州、雲南⋯⋯其它地方去了。還有一點，在這個時候，它把《華爾街日報》這三個記者，有一個好像直接就涉及到武漢瘟疫事件的報道。實際上中共又一次直接把它的醜態，它怎麼樣真正地粗暴地干涉言論自由和輿論自由，又展現在世界人們面前，所以這個做得是非常愚蠢的事情。
還有一點，再回應一下剛才建利也提到了，中共對其它華人社區的媒體，在美國主要城市的那些華人的報紙也好，電台、電視台的滲透非常的重。如果中共的五大媒體被所謂提升到外交使團地位，或者受到更多的監視、監督或掌控的話，實際上我認為下一步很可能會把那些，現在看來似乎是獨立的，似乎是美籍華人在經營運轉的這些小的社區媒體，他們可能也會被隨著而升級，他們可能被升級到中共的代理人的地步。升到中共代理人的話，他們從中共媒體拿的錢，從大外宣拿到的錢，他們是如何在各地，從紐約、三藩市、洛杉磯到亞特蘭大、芝加哥⋯⋯，中共怎麼運作這些媒體，這些運作和背後的支持，可能就不得不曝光。我想最後事實上對中共整體的外宣應該會是個打擊，我倒是比較樂觀，我認為下一步，這些人不光是自己比較害怕、心驚膽戰，並且美國下一步可能從法律上確定如何來追究他們，恐怕這個時機也快到了。
主持人：最後還有一點時間想問一下楊建利博士，我們看到《華爾街日報》在中共驅逐三名記者之後，它發了一篇社論。當然《華爾街日報》之前那篇文章的內容，其實是應該引起中共政府警惕的。中共在這次疫情中，有很多不透明的，延誤的做法。而且《華爾街日報》社論還專門提到，認為中共肺炎的疫情對於中共的現政權和現領導人，構成一場「地震級的政治挑戰」，您怎麼看這個問題？
楊建利：我非常同意這樣的評估。我覺得這次疫情可以說是中共邪惡的一次大展示，中共無能和邪惡的一次大展示，中國人看到了，世界也看到了，尤其是習近平在裏邊的表現，不僅是遭到了民眾的反對，也遭到了黨內很多人的反對，這種訊息是非常多的，所以我覺得這個政權面臨著很大的威脅，就是您講的《華爾街日報》的這篇社論也講：看來中共已經無藥可解，可能只有毀滅一條路。
主持人：謝田教授您有甚麼補充嗎？
謝田：我想中共它自己也非常清楚。你看《華爾街日報》社論認為，實際上對中共來說「地震性的政治事件」。你看中共自己的應付，它成立武漢瘟疫對應領導小組，它這個領導小組根本沒有去針對瘟疫本身，沒有把很需要的一些衛生防疫，甚至軍事調度、這些資源分配……這些人拉進它的領導小組；反而把一些維穩、宣傳那些官員拉進去。中共也意識到這個事件是會從政權上、政治上來威脅它們政權的一件事情，所以中共自己也非常清醒地認識到這一點。
我同意建利的說法，這個事實上很可能是讓全中國人民更深切地了解，中共的邪惡和它嗜血的本質，並且會導致它真正滅亡的一次巨大的災難。
主持人：好的，非常感謝二位的精彩點評，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很快要到了，我們也感謝觀眾朋友的收看，下次節目，再見。
楊建利：謝謝，再見。
謝田：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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