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肆虐期間，新聞媒體的首要職責是甚麼？當然應該是發揮輿論監督的作用，以反映疫情防控中存在的問題為重點。但中共卻下令媒體大肆宣傳所謂的正能量，不准報道負面消息，把問題都捂著，將喪事當喜事辦。
據長期關注中國人權問題的《寒冬》雜誌2月18日報道，有位報社工作人員匿名爆料，繼1月23日武漢因疫情嚴重封城幾天後，其所在單位接到上級宣傳部通知，稱不准記者採訪疫情真相，如醫院床位不夠，社區出現疑似病例等等，「只能報道政府如何調配救援物資，如何組織防範疫情等正面消息以及必要的科普宣傳，以安撫民心」。
試想，在這種逼仄的環境中，懷抱新聞理想的記者即使發現了問題也無法進行報道，內心會是何等的痛苦和糾結。本文記述的就是湖北某市一位一線記者的真實經歷。
這位記者姓陳，我們就稱他為陳記者。
陳記者在湖北某市的日報社做了6年記者，大年三十那天他在鄉下老家剛吃完年夜飯，就接到了回單位緊急待命的通知。當時該市的確診人數在湖北省排名前四，屬於疫情重災區。
重大災難期間記者的使命感也遠勝平日——此時的報道可以救人。接到任務後陳記者匆匆趕往市裏，擔起了去一線採訪的任務。所謂一線，指的就是記者親赴現場進行採訪報道，奔波於醫院、基層社區、政府等單位。
大年初三那天，陳記者第一次前往醫院採訪。出發前他給報社主任報了3個選題：1. 報道一對在同一醫院的醫生夫妻；2. 去醫院食堂看看醫護人員和病人們吃的怎麼樣，物資供應存在哪些問題；3. 了解醫院的防護物資短缺情況，並呼籲支援。
陳記者的這三個選題，涵蓋了醫護人員的精神、醫院的現狀以及解決問題的辦法，屬於有價值的災難性報道。但最後主任只要了第一個選題，即正能量報道，對另外兩個反映問題並尋求解決辦法的選題視而不見。
對於第一個選題，主任還要求將那對醫生夫妻寫成「慷慨赴死」的典型人物。為了進一步突出人物形象，主任建議陳記者「合理編造」煽情情節，比如這對醫生夫妻在得知疫情嚴重後主動寫了請戰書，按上了血手印。比如他們對孩子說：「爸爸媽媽去醫院打病毒怪獸了，打完了就回來陪你玩。」
疫情期間，塑造典型成了陳記者所在湖北某地媒體的報道重點，報道中的人物被描述成「主動請願犧牲」的無人性形象，並且摻雜著不少虛假事跡。不僅是醫護人員，連醫院的保安都搖身一變成了自發戰疫的鬥士。
陳記者所在的湖北地方媒體並非特例，比如武漢晚報就曾有過更加令人汗顏的報道：護士流產10天後忍痛奔赴一線。醫護人員本該是被關懷的群裏，但在官辦媒體的筆下，他們的犧牲卻淪為了廉價的宣傳工具，彷彿塑造越多的英雄人物，就能掩蓋防控不足暴露出來的問題。
好人好事的報道越多，陳記者就越覺得心慌：作為一名記者我本可以通過報道發現問題並解決問題，說白了就是整點有用的。但現實卻是報喜不報憂，問題都捂著，喪事當喜事辦。
說到「整點有用的」，陳記者發現農村的疫情防控暴露出很多問題，他想做一次深度調查報道。比如陳記者所在的村子有七百多戶人，有很多村民是從武漢返鄉的，但村裏只有一個衛生室，該衛生室唯一的鄉村醫生連口罩都沒有。當防疫焦點都放在城市時，鄉村的醫療情況被嚴重忽視了。
然而報道道類似的實際問題並不符合地方的宣傳價值觀，與此同時陳記者所在城市卻不停地開「成功經驗總結會議」。繼大篇幅宣傳正能量事跡後，寫會議稿成了目前陳記者的主要工作。
那麼是不是陳記者的報社主任心甘情願報喜不報憂，是不是湖北的媒體和記者們不想報道問題、解決問題？並非如此。
武漢《長江日報》曾採訪過一位叫高宇的自願免費接送醫護人員上下班的武漢市民，但記者把稿子寫出來後卻被上級宣傳部門給斃了。為甚麼斃了？他們認為民間組織接送醫護人員抹黑了政府形象，於是稿子被審核不發，而報社和記者對被斃稿一事也無能為力、無法控制。
「讓無力者有力，讓悲觀者前行」，是《南方周末》1999年新年獻辭中的一句話，一度曾是中國記者的座右銘。然而在中共越來越嚴苛的新聞管控之下，像陳記者這樣抱著一腔熱血奔赴一線報道的記者們，如今卻成了最無力、最悲觀的人。
在疫情一線奔波了二十多天，陳記者徹底厭倦了寫那些「抓典型、搞總結」的文字。目前他已經考慮疫情結束後辭職了——「現在是災難時期，我會站好這最後一班崗。我願為新聞理想而死，但不願為寫假大空的新聞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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