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關係演變到今天，其中最大的教訓是，由於經濟全球化過於偏向生產佈局上的一國化，導致「世界工廠」建立在有全球野心的中共專制之下，於是經濟全球化便落入了中共陷阱。目前的中美談判的最大意義在於，經濟全球化的一國佈局開始轉變為多元化佈局，中共操縱經濟全球化的企圖遭到遏制，使它很難再把經濟全球化當作工具來控制其它國家的政治、經濟。
一、經濟全球化走向極端：生產佈局一國化
經濟全球化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它的主要推手本來是發達國家的無數個企業，通過把製造業的生產從母國轉移到勞動力便宜的國家，形成了生產和銷售的跨國化。互聯網和大型集裝箱貨輪的出現，使得跨國公司可以實現異地下單、跨國經營、外國生產、長途海運、多國銷售的國際化佈局。這樣的佈局不是發達國家政府的安排，而是企業界的自發選擇，呈現為一種無官方組織的自然過程。
在經濟全球化的前20年，世界各國普遍認為，這個趨勢代表著一種新的全球生產資源的合理組合，有利於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互利互惠。然而，直到去年中美貿易戰爆發，經濟全球化才暴露出它的一個嚴重問題，那就是，經濟全球化走向了一個極端，即全球生產鏈一國化的潛在風險。
一旦世界各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時都把生產鏈集中到某個國家，那就可能產生經濟全球化的一國化佈局。事實上，這種情形只會發生在一個世界大國，因為中小國家無法容納各國蜂擁而去的產業鏈。產業鏈集中於一國，雖然對跨國公司來說有利可圖，但宏觀上這種一國化佈局製造出了一系列重大風險。首先，多個發達國家的經濟活動高度依賴單一國家，因此便對一國化佈局所在地的經濟、政治、社會穩定極度敏感，稍有風吹草動，其它國家就心驚肉跳。
其次，這種發達國家對一國化佈局所在地的生產依賴導致長期貿易失衡，生產地所在國的外匯儲備急劇上升，而發達國家則債台高築，長此以往，國際經濟的多元平衡機制就消失了。再次，生產地所在國開始具備干預發達國家內政的能力，由於發達國家的許多跨國公司為了保護自己的異國生產鏈得以穩定，會通過本國的政客和官員為生產地所在國謀求好處，至少避免得罪對方，而生產地所在國則可以利用這一點在政治和經濟上對發達國家予取予求，最終造成採購國某些政治集團對供給國的政治依賴。
假如生產地所在國有穩定的民主制度，與發達國家享有相同的價值觀，上述風險不一定轉化為衝突或對抗。但是，如果經濟全球化的一國化佈局落腳在一個反民主並有全球野心的共產黨國家——中國，那麼，這樣的一國化佈局就早晚會轉變成對發達國家的威脅，特別是對發達國家中具有全球最大影響力的大國——美國的威脅。
從這個角度去看，中美兩國的國家利益早晚一天會被經濟全球化的一國化佈局引向摩擦、對立乃至衝突。這樣的衝突發生後，它政治上的重要性遠遠高於經濟上的互利性，因為這種一國化佈局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共產黨國家對民主陣營的最大堡壘美國的國家安全的挑戰，美國公眾一旦充份了解這種挑戰的嚴重性之後，不會為了中國商品的便宜而對自己國家的安全無動於衷。
二、經濟全球化的中國熱與中國市場迷思
不可否認，過去30年裏經濟全球化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中國投資熱。世界各國的大小公司爭先恐後地湧向中國，或者設廠生產供出口，或者開發中國的銷售市場，誰都怕落後於同行。在中共提供優惠、吸引外資的政策推動下，外商的中國投資熱把中國建設成了「世界工廠」。然後，這些外商就安心地在中國下訂單、壓成本，而外商公司在本國和世界市場上的供貨則大部份依賴這個「世界工廠」。
這種局面形成了「一潭靜水」，各國政治家和企業家們都視之為理所當然，準備就這樣度過21世紀了。在經濟全球化似乎無比神聖的旗幟下，過去20多年來，好像沒有誰想去質疑一下，其中是不是有甚麼不妥，是否存在誤判；甚至，若有人提出經濟全球化可能存在弊端，其他人就會大聲喝止，「你居然反對經濟全球化」？！這種反常的平靜終於在去年被中美經貿談判打破了。
確實，在以中國為重心的經濟全球化熱潮中，存在一個嚴重的誤判，那就是關於中國市場的迷思。中國是世界上的超級人口大國，按照發達國家中產階級人均消費水平的概念去理解中國市場，確實會讓外國公司以為，中國的十幾億人口一定是一個潛力幾乎是無窮大的市場。然而，中國的市場真有那麼大嗎？13億人口的中國市場對美國公司來說，比3億人口的美國市場還大嗎？
自從上個世紀末期外企在中國建立「世界工廠」到今天，20年過去了，現在的情況是，據美國政府統計，2018年中國從美國進口1,201億美元貨物，而向美國出口了5,396億美元貨物。這個數據說明，直至今天，13億中國消費者對美國產品的購買量僅僅是3億多美國消費者購買中國產品數量的五分之一。
為甚麼會如此？並不單純是中國民眾的購買力比較低，還因為中共的進口管制。許多美國產品的價格遠低於中國產品（比如肉類、大豆等），但中共限制進口，並且把進口數量當作要挾美國、干預美國總統選舉的籌碼來使用。
之所以說，把中國市場設想得無窮大是一種迷思，首先是因為，這個市場受到政府嚴格的進口管制，因為進口發達國家的產品會消耗外匯，所以中共儘量不讓發達國家的產品自由出口到中國市場；其次，外資如果為了進入中國的銷售市場而到中國建立生產線，中共會要求外企的產品必須有相當大的比例出口，以便為中共賺取外匯，所以，允許外企產品部份內銷，往往以該企業大部份產品出口為條件；再次，外企要在中國市場大量銷售產品，往往會被迫交出技術（因中共採用強制技術轉讓的政策），中國企業很快就用這些技術仿製同類產品銷往國際市場，等於是奪取外企的技術後拿外企的知識產權不斷賺取無本的利潤。
經濟全球化的中國熱本來為中國龐大的銷售市場所吸引，最後卻被中共的政策變成了世界各國公司的中國製造和中國出口基地，這些公司雖然可以降低產品成本，但同時製造出了宏觀層面的全球生產鏈一國化風險。
三、「中國工廠」造成了美國市場的對華依賴性
雖然中國號稱「世界工廠」，由於經濟全球化生產鏈的中國單一佈局主要面向美國市場，而不是中國市場，所以這個「世界工廠」實際上主要演變成了面向美國市場的「中國工廠」。驅動這種佈局的主要是美國的兩類企業，大型零售商和大型製造商。 其中，前者藉助港台商捷足先登，自始至終以供應美國市場為目標；後者為中國市場所吸引，陸續加入「中國工廠」，然而，在中共政策的壓力下，它們只能在中國市場上銷售小部份產品，而大部份產品必須回銷美國。
最早把美國的大型零售商導入中國製造的是從美國接單的港台商，它們各自的功能略有差別，港商主要為美國公司處理會計業務、完成加工工藝設計，而台商則主要為「中國工廠」提供設備和原材料。珠江三角洲地區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的引進外資措施主要面向美國的大型零售商。
中共實行集權體制，從上到下的指揮系統很輕易地就把廣東的做法推廣到了各省市，除了為外商提供便宜的地皮、投資協助外商建築廠房，還提供稅務優惠和招工便利。
在吸引外資方面，一個集權國家比非集權的發展中國家具有明顯的「優勢」，那就是，垂直的自上而下的吸引外資政策推行起來既迅速又高效，其腐敗卻不受民意監督、又得到司法系統保護的官僚體系，因為可以收賄而充滿了招商引資的渴望；此外，土地皆共有，為建設開發區可用行政命令強制徵用土地、強制拆遷。
這就是為何中共能在短短幾年內把大批港台企業吸引到大陸，通過它們又進一步把美國主要的零售商訂單抓到手裏。而大量中國留美學生為美國企業到大陸穿針引線，也是「中國工廠」成形的重要推手。
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之後，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不再有配額限制，於是美國的大型零售商和大型製造商獲得了國際貿易和中國生產鏈佈局的國際性制度保險，開始做長期規劃。與此同時出現了「羊群效應」，許多中型零售商也相繼跟進，外企在大陸的地理分佈逐漸從沿海向大陸延伸，進一步強化了「中國工廠」對美國市場的支配力。
其結果是，美國市場逐漸變成了「中國工廠」依賴型市場，美國消費者強大的購買力造就了一個實力逐漸增強的共產黨掌控的中國，中美兩國經濟實力呈現相反的消漲。2018年特朗普說，「我們在過去25年裏重建了中國。」確實，美國市場營造了中國的經濟繁榮，同時也培育了一個國際野心日益膨脹的勁敵。
四、中美關係惡化的根源：中共對美國的三重敵意
很多人把中美關係的惡化歸咎於特朗普一人，事實上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只是試圖降低經濟全球化之下生產鏈佈局一國化對美國形成的風險。從克林頓到小布殊的行政當局為中共打開WTO大門的時候，中共策略性地保持著低姿態（即鄧小平所說的「韜光養晦」），甚至給不少美國政治人物和中國問題專家一種印象，似乎中共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也早晚會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然而，這種幼稚看法完全忽視了中共對美國的三重敵意。
中共對美國的敵意其實始終根深蒂固。首先，出於確保紅色政權的需要，中共對民主國家的價值觀和民主制度充滿了恐懼，害怕國民嚮往世界上最大、又最繁榮的民主國家美國，因此，不管兩國之間的經濟、文化交往如何密切，中共從未停止過政治上的反美洗腦教育。另一方面，中共為了擺脫經濟困難，在加入WTO之前已經廢除了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核心框架，即企業的全面公有制和計劃經濟，推行了私有化（即「改制」），實際上把它的制度架構轉變成了共產黨資本主義。
在這個過程中，共產黨資本家們通過侵吞公有財產而發家，再通過紅色政權下自己的行政權力貪污致富，短短的時間內產生了大批千萬、億萬富翁，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民主化可能帶來的政治清算和財產剝奪。所以，擁抱了資本主義之後的中共比改革之前的中共患有更嚴重的「民主恐懼症」。
如果中共的仇美、反美態度僅僅停留在「民主恐懼症」上，或許還不那麼具有進攻性。但中共對美國的敵意還表現在「損你強我」的國家經濟戰略上，這是它第二重敵意的來源。中共既然敵視民主自由的價值觀，它的官方意識形態就只能繼續披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外衣；然而，共產黨資本主義的制度現實使它同時也害怕「造反、紅色革命」等原始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散播。因此，中共的意識形態宣傳就轉向了以「愛國主義」為包裝的「紅色政治正確論」，其核心觀念是「經濟趕超論」，趕超的對象只可能是政治上的勁敵、經濟上的「老師」美國。
「經濟趕超論」用經濟快速發展來支撐中共的「紅色制度優越論」，而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僅靠自然的經濟發展顯然是不夠的，於是，不擇手段地在經濟上削弱美國、經濟上挖美國的牆角、盜竊美國的技術機密來仿製產品佔領美國市場等等，就成了實現「經濟上趕超美國」戰略的必要手段。需要指出的是，「經濟上趕超美國」的戰略，首先不是單純的民間企業的個別行動，而是由政府規劃、組織、資助的大規模計劃和操作；其次，它也不是單純的市場經濟裏的「自由競爭」，而是具有「損你強我」之敵意的國家行動。
中共對美國的第三重敵意來自其「美國假想敵」軍事戰略。中共的這一軍事戰略不僅僅是它的全球野心的工具，也是它「愛國主義」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的重要支柱。因此，它長期以來不僅千方百計地設法竊取美國的軍事技術和機密，用於發展軍事科技，同時也以美國為假想敵來擴張軍事實力。這樣的軍事戰略不會單純地悄悄實施，而是要不斷向美國展示增強的軍事實力（即「亮肌肉」），中共雖然不見得很快就準備與美國發生軍事對抗，卻需要通過軍事力量的強化來不斷向國民展示其「強大」，從而產生認同「軍事愛國主義」的民眾對中共的向心力。
同時，中共的軍事擴張戰略始終瞄準美國，以建構軍事上的威脅為明確目標，比如，其海軍在南海海域之所以鍥而不捨地造島備戰，核心目的就是把該海域變成其內海，從而讓能發射對美遠程核導彈的潛艇艇隊可以安全地在那裏的深海海域藏身，產生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長期壓力。在這方面，中共完全複製了蘇聯冷戰時期的軍事發展模式。
這三重敵意表明，不管中美兩國在經貿層面達成甚麼共識或協議，中共始終不會放棄與美國對抗的戰略意圖。
五、中美經貿談判的全球意義
在上述背景下，美國不可能始終聽任中共利用經濟全球化，不當獲取各國技術，擴大「世界工廠」，佔領全球市場，進而實現中國獨家崛起、美國衰敗的戰略夢想。中美經貿談判涉及大量的談判細節，很容易給人一種印象，似乎是兩國為了生意而討價還價。
然而，這是一種錯覺，因為對美國來說，中美經貿關係的最大教訓不是如何改善雙邊經貿生意，也不是認識到中共的機會主義談判方法，而是通過這次談判，開始改變經濟全球化的各國佈局，從而防止經濟全球化被中共操縱、淪為控制其它國家政治、經濟的工具。
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次中美經貿談判的全球意義標誌著，長期以來民主國家各國政府對經濟全球化的放任自流必須剎車了；特朗普對華政策所代表的對經濟全球化的覺醒，使得美國及時從經濟全球化的中共陷阱裏拔出腳來；而美國選民對特朗普的支持，反映出那些持傳統主義理念的人群為了維護美國的國家利益，對經濟全球化迷思說不。
可以說，這次中美經貿談判在世界現代經濟史上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從此以後，盲目吹捧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將受到遏制；而中共因其無知而沒有體會到，它自鳴得意的「崛起」和「捍衛經濟全球化」的話語，恰恰扭轉了經濟全球化向中國過度集中的趨勢，從而阻斷了它期盼的「崛起」之路。
就中美關係而言，中共是一個具有全球野心的共產黨國家的執政黨，以崛起和支配全球為目標。只要它堅持這樣的意識形態，並在它的對外軍事佈局和國際關係方面貫徹這樣的政治目標，哪個國家對它高度依賴，哪個國家的國家安全就面臨風險。
去年以來的中美經貿談判過程給了中共一個「機會」，在此過程中它充份展示出自己挑戰美國、干預美國內政的種種手段；而美國經濟已部份依賴中國的現狀，則讓中共可以採用各種辦法來設法控制美國。
比如，中共曾經利用市場禁入、政府出口補貼、重點產業發展補貼、進口產品數量、外匯儲備、稀土禁止出口等許多經濟手段，試圖削弱乃至瓦解美國的產業結構，甚至是干預美國的國內選舉、政局變化，還收買美國的政客、說客、學者、技術專家為其服務。
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出現的生產佈局一國化的弊端，就是中共試圖造就各國經濟對它的依賴性，進而對其它國家予取予求；中共的全球戰略決定了它不可能滿足於和其它國家自由競爭、共同繁榮，而是要實現它一國獨強、支配他國的意圖。
儘管中共目前的主要假想敵是美國，而歐洲和亞洲一些發達的民主國家尚未充份面臨中共的威脅，但美國的率先反應已經敲響了警鐘。
對每個國家來說，在經濟全球化已經定局的格局下，都有必要考慮如何防止生產佈局一國化帶來的潛在危險；只有生產佈局多元化，並保留隨時調整生產佈局的戰略和戰術，才能防止被經濟全球化的負面後果所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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