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和六四事件 美政府應對措施對比

美國政界對香港的支持遠遠超過30年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從提出到最後成為法律歷時不到半年，比1992年的《美國-香港法案》所耗時間短了一半，同時總統也在更短時間內簽字、讓法案生效。

美國總統特朗普在11月接受霍士電視台採訪時說，要不是因為他，香港會有數千人被殺，香港會在14分鐘內被毀。

他還提到中共在香港邊境駐兵百萬。特朗普的話讓人聯想到30年前中共製造的北京天安門大屠殺事件，當時中共派出軍隊以實槍荷彈對付手無寸鐵的平民。

在特朗普簽署《香港民主與人權法案》之前，外界一直擔心特朗普會不會為了一個表面的貿易協議（即使中共簽約也不會執行）在香港問題上讓步。

為了全面了解美國政界對香港的支持，不妨對比30年前的89六四來看。

《香港人權法案》比《美國香港法案》歷時短了一半

中共對香港「一國兩制」的長期侵蝕，港府強推引渡條例導致2019年香港持續6個月的抗議活動，而港警不當使用暴力對待抗議人士，也最終促使美國國會2019年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並由總統特朗普簽署生效。

跟香港同樣有關、可進行比對的是1992年美國國會通過的《美國-香港政策法》。在1989年中共黨魁對和平抗議反對腐敗的民眾下令屠殺以來，美國國會一直在醞釀製裁中共的法律，但並不順利。

走得最遠的一個法案是1991年當時的眾議員佩洛西（Nancy Pelosi，現眾議長）提出的《美國-中國政策法》，將中國人權、經濟以及出口管制跟最惠國待遇綁在一起，法案在兩院獲得通過後遭到老布殊總統的否決，隨後眾院行使否決權，但法案在參院因未能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最終流產。

同年下半年，共和黨參議員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現參院多數黨領袖）於1991年9月20日提出《美國-香港政策法》，法案1992年5月7日進入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討論，5月21日在參院全體投票獲得一致通過；眾院於8月11日無異議通過眾院版本法案，隨後9月17日兩院合併版本陸續無異議通過、法案送交總統。老布殊總統於1992年10月5日簽署。

《美國-香港政策法》從提出到最後成為法律歷時1年，總統老布殊在收到法案後的第18天簽字。

再看2019年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該法案之前有出現幾個版本，而這次通過的版本是2019年6月13日由共和黨參議員魯比奧提出的，2019年9月25日進入參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討論，11月19日在參院全體投票獲得一致通過；眾院於11月20日無異議通過參院版本的法案，隨後21日法案送交總統。特朗普總統於11月27日簽署。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從提出到最後成為法律歷時不到半年，總統特朗普在收到法案後的第7天簽字。2019年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比1992年的《美國-香港法案》歷時短了一半，同時總統也在更短時間內簽字。

2019年與1992年的美國政界對比

要是把香港跟天安門相比，美國國會以及總統的反應絕對是一個焦點。有意思的是，2019年與1992年的美國政界格局非常相似。共和黨和民主黨分別佔據國會參、眾兩院，而白宮也同樣是共和黨總統主政。

國會向來在人權事宜上都代表強硬的民意，給總統施壓簽署支持人權的法案。從媒體報道可見一斑。

《紐約時報》曾1992年刊登美國學者安德魯•布里克（Andrew B. Brick）敦促老布殊簽署香港法案的評論文章，題目是「香港的時光在流逝，而布殊還在等」。

布里克寫到，《美國-香港法案》使中共政治局的老人不悅。「北京稱，美國將香港視為法律上分開的領土，這違反了中國的領土完整。但同時，老布殊政府對中共卻沒有正式立場，顯然與以往一樣，他不會強烈反對北京。」文章說。

「老布殊總統經常說，終止中國最惠國貿易待遇，將對香港的商業信心造成致命打擊。他似乎並不願意在美國對華政策中明確傳達信息，即香港的繁榮取決於香港的穩定，而香港的穩定又取決於1984年聯合聲明所保證的自治。」布里克批評說。

「（老布殊）對香港的沉默更令人困惑，因為這與他提出的跟中國進行建設性接觸政策相牴觸。」布里克說，如果老布殊政府這次不採取行動將香港作為其對華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那麼美國國會可能會強硬這麼做。

圖為老布殊總統1991年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的照片。（LUKE FRAZZA/AFP via Getty Images）

再看2019年特朗普政府。《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喬許•羅金（Josh Rogin）也曾撰文直言不諱地說，「如果美國張嘴指責北京和香港官員侵犯人權，中國（中共）政府會威脅懲罰美企，並破壞貿易協議。」

羅金呼籲美國國會和總統對《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採取行動，將貿易協議與法案分開處理。「不管有或沒有美國的支持，香港人都會為自己的權利而戰。」他寫道，「但是，如果我們現在拋棄他們，我們會喪失跟北京針鋒相對的真正的道義和戰略影響力。」

羅金的批評聲並非空穴來風。在香港問題上，中共自始自終對外的主要擔心就是美國政府發聲，已有多方面跡象表明，中共對美國政界進行了非常密集的公關，甚至動用了幾十年積累的人脈資源游說。

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橫河在「希望之聲」的節目中說，如今的美國政界情況已經跟1989年不一樣了，共產黨押注國際綏靖主義註定失敗。

老布殊毀譽參半的中國接觸政策

作為美國1989-1993年間的總統，老布殊究竟在擔憂中共甚麼呢？他又如何看待中共政府？首先需從老布殊的個人經歷說起。

中共文化大革命期間，老布殊擔任美國駐中國聯絡處主任。在老布殊1989年1月就任總統僅一個多月，他就選擇出訪中國，當時美中兩國的經貿合作正在日益增多。

但不久就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六四事件」，中共受到國際社會的指責與孤立。

根據美國「亞洲協會」中國事務網站公佈的老布殊總統圖書館的解密文件，老布殊在六四屠殺的次日，即1989年6月5日，立即就做出了「理智」的判斷——基於美國的長遠利益（long-term interests）和了解中國的綜合國情（recognition of a complex internal situation in China），不要「感情用事（emotional response）」，而要「理智而謹慎地行動（areasoned, careful action）」。

熟悉中共用詞的人士都很清楚，這正是中共長期以來對內對外宣傳的高頻關鍵詞。

而老布殊的另一個錯誤是，他在「六四」事件後，很快就派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與副國務卿伊戈柏格（Lawrence Eagleburger）秘密前往北京，與時任中共黨魁鄧小平等見面。

但史考克羅在北京卻得到中共黨魁鄧小平「中國內政不容干涉」的強硬態度。「干涉中國內政」向來是中共搪塞外國，為它侵犯人權辯護的一貫藉口。

史考克羅後來證實，當時的美國國會想對中共實施更嚴厲的制裁，「總統反對這一行動」（指1991-1992年國會的兩個法案）。他稱，雖然老布殊反對，但投票幾乎一面倒；即使老布殊繼續反對這項法案，但票數表明老布殊必須面對的政治現實，甚至他的否決權也無法抵抗這種一致決議。

旅德中國資深媒體人長平在《德國之聲》撰文指，「中共政權多次以『聲東擊西』、『欲拒還迎』、『欲擒故縱』等兵法分析國際局勢，尤其擅長對老布殊總統這樣『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撒嬌。」

「老布殊總統不過是又一個上當受騙者而已。假如當時美國政府對中共實施嚴厲的懲罰，打電話寫信希望保持關係的人恐怕就不是老布殊而是鄧小平了。」長平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