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晨鋒報旗下雜誌《Good Weekend》近日以「『反人類罪』:中共在殺害政治犯取其器官嗎?」為題,發表了資深作家蒂姆・埃利奧特(Tim Elliott)的長篇文章,文章開宗明義:在中國,可以預訂器官移植,而這在自願器官捐獻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由此讓人懷疑在中國存在大範圍的人體器官活摘。

令人疑惑的體檢

如今已是澳洲公民的劉金濤,和家人一起生活在悉尼西北區艾坪(Epping)。2013年,他和妻子Tina逃離中國,來到澳洲並獲得了保護簽證。

2006年,26歲的劉金濤正在北京市中國石油大學化學工程系讀研究生。11月的一天,他接到講師的電話,問他是否可以來化學實驗室聊兩句。當時正是午餐時間,但講師是個重要的人物,劉金濤便按要求趕去了實驗室。

「我以為他想和我談工作的事情。」劉金濤說。然而,當他趕到實驗室時,他看到的不止是講師,還有兩名警察以及來自「610辦公室」的四名著便服的人。610辦公室是中共建立的「法外機構」,其唯一目的是消滅法輪功。

劉金濤是一名法輪功學員,不久前他在實驗室的電腦上下載了一些資料(主要是音樂)。

當警察檢查電腦時,他們找到了法輪功資料並逮捕了他。「我問他們是否有搜查令或逮捕令,他們在一張紙上劃拉了兩下丟在我面前說,『這是你的搜查令』。」

被捕後的劉金濤被送到了北京昌平拘留中心,接受了四個月的洗腦,在那裏,他被迫觀看污衊法輪功的錄像與材料。他和八名吸毒犯關押在一起。警衛唆使吸毒犯定期毆打他。

「有一天,那些吸毒犯毆打我的背部與腰部時,一個警衛跑進來告訴他們,『不要傷害他的器官!』」劉金濤說。

2007年5月,劉金濤被送到北京團和勞教所,在那裏他遭受到更殘酷的虐待,為的是逼迫他放棄修煉法輪功。

2007年底,他和其他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一起接受了一系列醫學檢查。包括測量身高和體重、抽血並進行X光透視。

「他們對我身體的所有部份進行了X光檢查,」劉金濤說, 「一年後,他們又對我進行了X光的檢查,並抽了更多血。」

沒有一個人被告知體檢是為了甚麼,劉金濤說,也從未收到過檢查結果。但考慮到在勞教所遭受的對待,劉金濤懷疑當局是在為他的健康著想。

國際獨立法庭的調查與判決

2018年12月,劉金濤通過電話向 「中國法庭」 作了證。該法庭正在倫敦舉行一項獨立調查,旨在調查中共謀殺良心犯謀取他們器官的罪行。

該法庭由其七人組成的團隊主導,主席是傑弗里・奈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英國御用大律師,倫敦中央刑事法庭兼職法官。他曾在前南斯拉夫國際刑事法庭工作,並領導了對塞爾維亞前總統米洛舍維奇的起訴。

文章提到,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在2012年和歐洲議會在2013年進行的調查,都找到了中共進行系統性活摘器官的可靠證據。但是,沒有人專門探討這些指控是否構成《日內瓦公約》和《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所界定的國際刑事犯罪,包括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

「中國法庭」 任務艱鉅。在12個月的時間內,它審查了數千頁材料,包括以前的調查及學術論文,中國內部病歷以及國際特赦、獨立監督組織自由之家和聯合國禁止酷刑委員會的報告。法庭還審查了在中國醫院內拍攝的秘密錄像,中國移植外科醫師的秘密電話錄音,並聽取了來自法國、加拿大、美國、日本、澳洲、土耳其及南韓的50名證人的證詞,其中有些人親自或通過影片鏈接作證。

公開聽證會在倫敦考文特花園的Grand Connaught Rooms大樓舉行。證人包括:恩弗・托西(Enver Tothi),他是中國新疆地區的一名前外科醫生,現居住在倫敦,他表示曾經從一名仍活著的囚犯身上摘下了腎臟;還有一名中國男子,曾在瀋陽陸軍總醫院擔任實習醫生,他參與過從「未完全處死」的囚犯身上收集肝臟、腎臟和眼角膜的事情。

有些證人通過姓名、職位及警號來確定對他們實施酷刑的人,他們記得被關押的地點和時間。他們講述了警衛告知他們或將因為器官而被殺死;警衛如何將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稱為「商品」;以及他們「被當作備用商品保存」等情況。

除了定期的X光及CT掃瞄檢查,證人還表示他們曾被迫提供尿樣及血液樣本。只有被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受到過此類檢查,法庭的醫學專家認為,該檢查的選擇性和系統性強烈暗示了這些檢查是用來評估器官的功能的。(中國政府被邀請參加該法庭,但它們拒絕了。)

法庭還聽取了數十通歐洲、美國和澳洲法輪功學員打給中國醫院官員和移植外科醫生的電話,這些電話都經過獨立驗證,電話中,中國醫生和醫療人員承認,有些甚至炫耀他們摘取良心犯器官。

法庭調查工作於2019年4月結束。共60頁的最終判決書於6月發佈。判決書摘要指出,中共的官方移植統計數據經常被偽造,實際數字是每年6萬到9萬,而不是其聲稱的1萬例手術。調查發現,這些器官的主要來源是法輪功學員,但維吾爾人有成為下一個 「器官銀行」 的風險。

研究還發現,在中共的領導下,在軍隊的支持下,非法器官移植已成為中國的一個利潤豐厚的產業。

奈斯爵士和專家小組指控了中共犯下了大規模殺人罪,並警告各國政府或與之有實質性接觸的任何其它機構現在應該承認他們正在與犯罪政府互動。

奈斯爵士認為,人們覺得難以置信是自然的。「人們起初也不相信猶太人大屠殺正在發生,」 奈斯爵士說,「如果你是在墨爾本或倫敦的郊區長大的,你會想,『這(種事)怎麼會發生?』但人類的經驗一次次地向我們證明,很多難以置信的東西最後證實都是真實的。」

政府操控下的龐大產業

埃利奧特在文章中寫道,「幾乎從一開始,中共的器官移植就與政治密不可分。」最早記載下來的例子之一是一位年輕教師鍾海源,她的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分子」,於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被處決。她在一輛軍車上被摘取了腎臟,移植給了一位空軍軍官,其父是南京軍區一名退休副司令。

1984年,中共出台了規定,允許使用處決囚犯的器官,並對手術進行嚴格保密。

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移植業開始了「異乎尋常」的發展時期。政府將器官移植作為優先事宜,並將其納入其五年計劃。在2000年到2006年之間,從事器官移植的醫院數量從91家增加到1000家 。手術量也猛增。據當時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的內部講話,2000年至2004年之間進行了34,726例器官移植,其中肝臟的移植量增加了18倍,肺移植增加了24.5倍。

2006年3月,兩個駭人聽聞的消息被披露。一個是來自一個自稱彼得(Peter)的人,他透露法輪功學員被關押在東北蘇家屯的秘密集中營裏。根據彼得的說法,該集中營內有醫生摘取囚犯的器官,並設有焚屍爐來銷毀屍體。他說,摘取的器官被賣掉了。

幾天後,一名自稱安妮(Annie)(當時居住在華盛頓特區)的女士表示,她的前夫是一名外科醫生,在2003年至2005年期間,從蘇家屯關押的法輪功修煉者那裏摘取了數千個眼角膜。在摘取器官的過程中,法輪功學員被殺害,屍體被焚化。

中國這些大量移植手術的器官的來源目前尚不清楚。中國的自願器官捐獻系統直到2013年才開始運作(中國人對器官捐獻有一種文化上的不認同感,因為在傳統理念中認為人死後應肢體完整地被安葬)。2013年8月21日在上海出現了首個器官捐獻案例,但在上海,那時已經有11個由中共衛生部批准的移植中心。

2015年,北京紅十字會確認沒有捐贈辦公室,也沒有安排任何一例器官捐贈。然而,該市有20個國家批准的移植中心,其中許多中心每年可以進行數千次移植。

最不尋常之處背後的隱情

埃利奧特提到另一點,中國器官移植系統最不尋常的方面之一就是等待時間極短。

「在大多數擁有自願捐贈系統的國家中,患者等待器官的時間很長,」悉尼大學的老年醫學專家辛格(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說。在英國,肝臟移植的平均等待時間為135天。在澳洲,需要腎臟的人可以等待五到七年。可與此同時,在中國的等候時間可能只需兩周。

到2000年代中期,器官移植已成為中國的大生意,尤其是在軍隊醫院,移植手術產生了數百萬美元的「灰色收入」。醫院開始直接進行網上宣傳。

2008年,上海第二軍醫大學附屬長海醫院公開聲稱有 「優質腎臟」, 「成本低」, 「供應充足,等待時間短」 。雲南省昆明市腎臟病醫院告訴潛在患者: 「如果失敗,我們將繼續進行移植直到成功為止,並且不會為重複的手術收費。」

2007年,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援助中心(CITNAC),一家位於東北瀋陽的器官中間商,吹噓‌‌「可以立即找到器官供體!‌‌」CITNAC主要針對外國人,包括日本人、南韓人、俄羅斯人,並提供了綜合價目表:腎臟移植,65,000美元;肝臟移植,130,000美元;心臟移植,價格從130,000美元到160,000美元不等。

團體旅遊開始流行。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醫院接待了331名南韓人,包括患者和他們的家人,」 南韓倫理器官移植協會主任金黃鎬(Hwang Ho Kim,譯音)說, 「醫院甚至支付了機票費用。」

但隨著國際社會對器官交易關注的增加,中國的器官中間商變得更加不透明,從在線商店轉變為雅芳式的直銷方式,用之前的移植患者招募潛在新患者。悉尼大學的辛格教授說,此類服務表明這裏面存在著嚴重問題。

「在正常的自願器官捐獻系統中,無論是通過醫院還是通過經理人進行預訂,都是不可能的。」她說,「只有一種方法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就是你擁有一個器官庫——那裏有一大批被關押並會按照需求而被殺害的人。」

與中共打交道的代價

澳洲國立大學中國政治學博士生馬修・羅伯遜(Matthew Robertson)說:無論如何,澳洲在質疑中國的人權記錄方面都不處於有利地位。中國是澳大利益最大的貿易夥伴,澳中人權對話很少見,上一次是在2014年。

其它國家和組織,包括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移植協會,也有類似的利益衝突。「中國法庭」的報告顯示,這些團體對冒犯中國人權方面經常保持警惕,在人權方面,他們選擇了合作而不是「對抗」的政策。

「與中共交往時,入場券的代價就是不要四處尋找是否是發生了反人類罪。」他說。

與中共打交道的現實麻煩無處感受不到。甚至是在悉尼的艾坪(Epping),也就是劉金濤與妻子和三個孩子居住的地方也是一樣。不久前,他就自己曾在中國遭受的酷刑接受了SBS電視台的採訪,不久後,中共國安人員找到了他住在山東的母親。「他們警告她讓我不要出聲。」劉金濤說。

埃利奧特在文章結尾問劉金濤是否感到害怕,「不害怕!他們才是害怕的人,」劉金濤說, 「這就是為甚麼他們總是試圖隱瞞一切,因為他們害怕事實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