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南大圳」之時代背景
「嘉南大圳」完工的次年（公元1931年），稻米豐收之際，正是日本軍閥在侵略中國的計劃中，最得心應手的那一年，整個中國東北在當年的「九一八事變」後，已被日本軍隊強行佔據。
國聯（相當於現在的聯合國）之眾列強洞悉其侵略陰謀，加上這些強國在中國東北殖民利益上沒有分到一杯羹，乃紛紛嚴譴日本（別自作多情！列強不是為同情中國而發聲），要求日本立即自中國東北撤兵。
為掩人耳目，日本軍閥扶植了一個傀儡「滿州國」政權：應溥儀之要求出兵「保護」他，以推卸「侵略」之罪名。
與此同時，日本軍閥為求「出兵侵佔中國東北」之合法化，於其上海租界製造了一個「日本僧侶遇害」事件（與日後「七七事變」的「日兵失蹤」情節如出一轍），反正就是找個藉口出兵輯兇，嫁禍給國民政府，以「沖淡」它以武力併吞中國東北所激發的國際列強之譴責，這就是抗日戰爭前期的「一二八事變」。
幾乎是同一時間（公元1931年），台灣嘉南地區之稻米因充沛水源而豐收後，被殖民總督府運到日本廉價傾銷，導致日本本土稻米滯銷，因而引起日本稻農之恐慌，為了平息民怨，日本政府竟然頒布法令，自次年度（1932年）開始，禁止台灣嘉南地區之稻米輸入日本本土。
可以想見，此1931年底頒布的「台米日本禁銷令」在台灣引發了農民之民怨，還幾乎造成嘉南地區之民變。但日本軍閥侵略中國是有縝密計劃的，這「台米日本禁銷令」或許只是他們計劃中之一環，也是掩人耳目的做法，讓日本軍閥在日後將「台米」賤價強徵作「軍糧」之劣行合理化。
被徵為「軍糧」的稻米當然是十分廉價的，殖民政府給農民的補償金非常少，大部份種稻的農民反而無米下灶，只有靠兩次稻作收成之間的短暫雜作（如番薯）等維持生計。
番薯加工製作的「番薯簽」長期成為二戰期間台灣農民們的主食。
1932年初，在中國東北的日軍有二十餘萬，在上海參與「一二八事變」的日軍也有十餘萬，斯時日本農村的勞動青年被大量徵為士兵，導致日本本土農業減產，所以這些部隊之「糧草」，就有一部份是日本軍閥在台灣徵收來的。
在八年抗戰期間，日本在中國戰區經常維持百餘萬大軍，加上其本土農村勞動力因徵兵而大減，稻米產量嚴重不足，這才又將「軍糧」之餘的台米，再度開放輸入到日本本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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