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多的推遲後,在坊間盛傳的「逢九必亂」之年,中共開了4天的四中全會閉門密會,日前公佈了四中全會《決定》全文。在洋洋灑灑1.8萬字的套話、大話、空話、假話背後,外界普遍關注的是其透露出的不祥信息。

11月5日,中共官媒新華社受權發佈了《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本文簡稱《決定》);該決定由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在10月31日通過。同時,習近平所作的相關《說明》也一併公佈。

中共無法靠堅持「黨的領導」來應對未來的風險挑戰

該《決定》共十五項內容,強調必須堅持中共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的科學理論,保持政治穩定」。

時事評論員李林一對《大紀元》表示,從這個決定稿和當日習近平的說明稿中可見,中共發佈的這些內容,主要是在應對未來的風險挑戰。

李林一說,習近平自己也承認,當今國際形勢複雜多變,改革發展穩定、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各方面任務之繁重前所未有,面臨的風險挑戰之嚴峻前所未有。這些風險挑戰,有的來自國內,有的來自國際,有的來自經濟社會領域,有的來自自然界。對應的,就是中美貿易戰、香港問題和經濟下行。

李林一表示,習現在採用的應對方式,仍然是堅持「黨的領導」。隨著中共越來越接近垮台,中央集權會越來越盛行,這也是必然的規律。中共自以為這樣就可以統一全黨,避過大劫,但實際是逃脫不了最終垮台的天律。

時事評論人士張傑在自媒體上表示,剛公佈的四中全會《決定》透露出不祥信息,「中國之治」 開啟血色之旅。

《決定》明示中共控制極端化  公安姓「黨」

「美國之音」刊文表示,該《決定》是「習近平當局再度對中國公眾宣示中共對中國社會方方面面的絕對控制」 。尤其引人關注的是,《決定》在「完善社會治安防控體系」部份提出,要「提高社會治安立體化、法治化、專業化、智能化水平」。

分析認為這是一個令人不安的信號,意味著中共將進一步加強中共維護政治和社會控制的能力。

香港暢銷專欄作家陶傑告訴「美國之音」,「我猜想他準備把區域鏈(blockchain)、AI人工智能……大數據……其它很多高科技用於控制13億人的私隱,或行動、言論等動向,把所謂的一黨專政提到一個新科技的台階。」

事實上,中共已經建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影片監控網絡,1.76億個錄像頭遍佈各地。國際數據公司(IDC)今年初預測,到2022年中國安裝的影片監視錄像頭將高達27.6億部,平均每個中國人被兩個錄像頭監控。

中共還計劃在2020年建成社會信用體系。這一國家主導的記錄公民信用評分的做法已經被批評人士比作「現實版《1984》」。

值得注意的是,1月1日~2日,中共公安部長趙克志首次在會議上強調「公安姓黨」。時事評論人士程曉容認為,中共向公安系統訓話,透露了它的嚴重危機感,預示著更嚴厲的管控和打壓。

《決定》暗示中共將更加嚴控香港

中共四中全會《會議公報》曾提出,「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而《決定》在此之外,還明確提出:「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其中包括:「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健全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對中央政府負責的制度」等。

《明報》時事評論人士孫嘉業撰文指出,「健全特首對中央負責制度」 提法罕見。特首向中央政府負責是基本法43條規定的,但也就是一句話;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制權卻是《基本法》中沒有的,是2014年《白皮書》才明確提出的概念。

近年來,中共一方曾有聲音出來,聲稱香港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相關的制度和機制可操作性較弱,需進一步法制化和規範化;並建議圍繞中央對特區法律的備案審查權、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實質任免權、對基本法的解釋權和修改權、對特區政制發展的決定權、對行政長官的指令權以及接受行政長官述職和報告權等,以實現中央全面管治權行使的法制化、規範化。

孫嘉業認為,從《決定》看,上述建議似已成為中央思路,而與所謂建立健全特區國安立法與執行機制相比,全面管治權的影響恐怕更為深遠。

眾所周知,因《送中條例》修訂引發的香港民眾民主抗爭運動,已持續了5個月。青天白日之下,眾目睽睽之中,中共禍亂香港,已是千夫所指。

11月4日,香港民眾民主抗爭運動爆發後,習近平首次在上海會見了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對她的「高度信任」;而香港11月前4天就拘捕了325人,年齡介於14至54歲。

11月6日,林鄭月娥又首次在北京與中共副總理韓正公開會面。主管港澳事務的韓正力挺林鄭和港警「往前進」,言論比習近平還狠。外界猜測,韓正或藉此機會向林鄭下達四中全會的所有指令,利用她為當局幹完所有髒活。

從《決定》相關表述和中共最高層的言行來看,香港前景堪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