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國家容許中共治下的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重大誤判，因為中國沒有一如預期地發生政治變革，經濟繁榮反而讓中國共產黨鞏固其執政地位。
2001年中共入世至今，西方社會在買到一堆中國產便宜家電的同時，卻付出了18年的工業停滯代價。美國政治評論家詹姆斯‧德林波爾（James Delingpole）近日在英國《旁觀者》（Spectator）雜誌撰文說，「讓中國（中共）入世是西方迄今犯下的最糟糕錯誤」。
他指出，在中共已經入世十幾年後，再重新審視和梳理這段歷史，世界經歷了英國貝理雅-布朗消費泡沫、澳洲的能源繁榮、墨西哥黑幫統治、2008年的全球經濟崩潰，以及2016年唐納德‧特朗普的崛起，同時還有左派激進組織安提法（Antifa）以及變種共產主義撕裂西方社會的種種跡象。
上述錯綜複雜的表面背後，究其根源的話，部份或主要源頭都可追溯到2001年12月11日世界貿易組織接納中國。
「對中國人（中共）而言，入世效應是巨大的。但對於西方國家而言，這場災難也是巨大的。」德林波爾寫道。
德林波爾引用美國財經專家斯圖爾特‧帕特森（Stewart Paterson）2018年出版新書《中國，貿易與權力：西方的經濟接觸政策為何失敗》（China, Trade and Power: Why the West's Economic Engagement Has Failed）中的話說，「如果買不起房子，便宜的洗衣機有甚麼用？」（意思是，受中國（中共）入世影響、西方人都買不起房子了，中國產的洗衣機再便宜也於事無補。）
西方社會用18年工業停滯 換回一堆便宜家電
中共入世帶給全球的破壞力十分驚人。「西方國家雖從便宜的白色家電和玩具中受益（只是很小的一部份收益），但同時忍受了18年的工業停滯，實際家庭收入下降，財富不平等，資產泡沫和政治動盪。」德林波爾總結說。
如果用本世紀初全球經濟的變化來對比中共入世的影響，就會一目瞭然。21世紀初，全球經濟核心是美國、歐盟和日本（G3），擁有9億人口，人均收入約3萬美元。若加上澳洲、加拿大、紐西蘭，這些國家有約世界20%的人口，卻佔有80%的經濟活動。
當時，中國也有世界20%的人口，但僅佔全球3%的經濟活動，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美元，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三十分之一。
或許2001年12月12日，中共正式宣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時候，對剛經歷911恐怖襲擊三個月零一天的美國人而言，他們或許根本沒能理解，讓中共入世意味著甚麼。
但在中共入世18年後，不用經濟學家說、普通人也能指出，讓中共治下的中國和西方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經濟集團以「對等的條件」相向而行、會發生甚麼——所有廉價的中國勞動力會引發龐大的通貨緊縮效應。
對應的現實是，西方國家通過外包生產給中國獲得大量利潤，他們只要原來成本的一小部份就能生產近乎一樣的東西。公司利潤上升；大宗商品市場繁榮（澳洲、加拿大和海灣國家因原材料需求而成為受益地區）；消費品（通常是按時購買）價格更是便宜得可怕。但代價是，所有以前在低技能、勞動密集型製造業能掙取合理工資的西方工業界人士都失業了。
「從墨西哥到美國鐵鏽帶，再到支持英國脫歐的地區，這些傳統社區的經濟都陷入了停滯：同時，人們也喪失了自尊心，開始羨慕大城市的富人，希望自己也能像土匪一樣，不付出就能看著財產和股票漲啊漲。」德林波爾犀利地點評說。
當中國7.5億勞工進入全球貿易體系時，其工資僅為先進國家的10%；與此對應的是，2001年至2011年間，美國和英國製造業的就業人口下降了三分之一。在歐盟，製造業就業人口佔總就業人口的比例，由2000年的30%下降到2010年的25%。
此外，大多數西方民眾的生活水平出現下降。在中共入世後10年，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名義增長率從5.3%放緩至1%，實際增長率則下降了10%。
中共入世引發的通縮病卻遇上西方的通脹郎中
那麼，過去18年裏，西方社會為何不能及時糾正中共入世帶來的問題？德林波爾表示，原本所有的一切都可控，但是因為西方社會經濟模式存在的根本缺陷，就讓這一切失去控制。這一缺陷就是，西方民主制的多黨派政府需要永久性通貨膨脹，才能防止國家債務不會變得負擔不起。
簡單說，中共入世後，用廉價的勞動力參與全球化，將全球經濟意外拖入通縮區間，但通縮病卻遇上西方的通脹醫生——西方各國的央行把脈後，給的單子仍然是治療通脹。
西方社會生病的原因就是現在的民主政策本質上是用國家的連續赤字來提供過度消費。如《中國，貿易與權力》的作者帕特森所說：「現代民主政治已經變成跟拍賣差不多，既得利益集團通過承諾提供國家資助的福利來提供（選民的）生活必需品，有時甚至是奢侈品獲得（選民）支持。」
這種模式已越發變得不可持續，因為中國勞動力的通貨緊縮效應已拖累西方經濟體，讓這些經濟的實際增長太小、有無法償還債務的風險。
過去發生的諸多事實也證明，西方社會的中央銀行政策，例如：破壞儲蓄價值的超低利率和造成資產泡沫的量化寬鬆政策都沒有真正發揮作用，反而讓公眾覺得，政府、經濟學家和金融專家其實不知道他們自己在做甚麼。
但更為糟糕的是，部份公眾開始接受變種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認為「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已失敗，我們應該嘗試更多的干預（社會）主義替代方案」。
中國經濟好了 人權更糟了 中共霸權越加驕橫
評論家德林波爾指出，西方以為把中國領入全球經濟，「我們就能跟共產主義脫節，我們改善了中國的人權記錄，並能把他們導向資本主義自由、西方的良性消費主義」。
像波音等大公司游說者均支持這種觀點，而時任總統克林頓總統（以及後續總統喬治‧沃克‧布殊）也都認為，讓中共入世是一個好主意。
不幸的是，「備受期待的法治、人權改善以及向多元化、自由和開放的社會轉變，這些都未能在中國實現」。相反，中國的經濟繁榮卻強化了一個更加驕橫的中國共產黨霸權。
「中共的富豪領導人對維持既得利益具有濃厚的興趣，為了維持權力它們甚麼必要的手段都可以用。在美國，前十大國會議員的身家總和為19億美元，而前十大中共領導人的資產總值為1,850億美元。」德林波爾對比說。
美國總統特朗普9月24日的聯合國大會發言也說，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只做一件事——爭奪統治階級的權力。
《中國，貿易與權力》的作者帕特森在「全國新聞記者俱樂部」的新書發佈會上說，中共想要的是永久維持自己的政權和特權地位，而西方國家犯下的嚴重誤判則是，將某些市場因素加入中國經濟的「權宜政策」，並一廂情願地認為，「中共的意識形態會轉向市場經濟改革」。
事實已經證明，中共的經濟和商業模式跟西方的實踐原則格格不入。工業間諜、賄賂和腐敗以及產品低價傾銷盛行；加上國家操縱匯率人為地使人民幣貶值，這些本該在應允中國以寬鬆的條件加入世貿組織之前，就預見到並加以杜絕。
而西方社會用18年停滯換來的結果，西方企業至今仍未能紮根到中國這個不透明、複雜的以出口為導向的市場中，同時西方國家還多了一個與其價值觀相對立的競爭對手。
中國經濟崛起還導致第三世界國家的政治忠誠度向北京傾斜，北京想要獲取這些第三世界國家的「心靈、思想和錢夾」。
帕特森多次強調，他無意寫一本抨擊中國的書，本書也只是在陳述事實。真正的傻瓜是所謂的自由派西方人士，他們讓這一切災難成為可能。那麼在中美貿易酣戰中，西方社會反省過去應允中共入世上犯下的錯，才能成為未來付諸行動糾偏的前奏。
(轉自《真相中國》2019.十月號／第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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