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問我：『台灣的存在，對世界有甚麼價值？』我會回答：『台灣（中華民國）是世界華人國家中最自由最民主的典範，是亞洲最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之一，是全世界華人最應該珍惜的民主成果，特別是中國（大陸）的人民，因為未來中國（大陸）總有一天會走向民主。』」駐溫哥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陳剛毅在接受大紀元專訪講述台灣的民主發展之路時這樣說道。
陳剛毅在訪談中，介紹了中華民國40年來發展民主的經驗，以及作為一名外交官在其中所擔當的使命。
溫哥華台北經文處長
台灣的民主分兩個階段來講，陳剛毅表示，其實三權分立是所有民主制度的根基，孫中山先生當年制定的《五權憲法》是跟西方比較接近的一部《憲法》，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台灣比較獨特的就是考試權和監察權也是獨立的。孫中山先生和國民政府在設定這部憲法時，參考了中國古代御史制度和西方三權分立的理念。
台灣的《憲法》經過了7次修訂，初期階段可以說台灣的民主來自於《憲法》。
蔣經國解除戒嚴 解除黨禁報禁
陳剛毅介紹，1949年國民政府遷移至台灣，當時處於特殊的政治環境，政府下達戒嚴令，凍結《憲法》，從此台灣進入長達38年的戒嚴時期。
一直到1978年，蔣經國當選總統開始施政後，他做了很多事情，台灣民主的發展就和蔣經國是分不開的。他任期內在民主改革方面，做了很多大的動作，這些改變使台灣的民主走上了一個最基本的、向民主化發展的軌道。戒嚴的取消，標誌著黨禁和報禁的解除，這是一個歷史性的轉折。黨禁、報禁一旦開放，有反對黨的出現，就不得不走向民主化。
台灣經濟發展與制度改革
陳剛毅表示，台灣的民主與當年蔣經國大力發展經濟也有關係。對美國開放市場後，車床、塑膠、汽車零件，成為台灣的主要產業。台灣的整個經濟，國際化的程度，在這種經濟環境的背景下，促使社會環境的變化。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如果不進行任何的改革，經濟發展就難以為繼。因為你的制度沒有辦法去配合管理的問題，包括稅的問題，公平的問題，年輕人就業、住房等問題。
比如污染的問題，電鍍工廠、塑膠廠污水的排放，導致農田污染，許多人中毒。經過媒體的報道，開始出現大規模抗爭，然後立法院開始修改。立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就開始不斷地進行法律的完備，那這些法律的完備涉及到教育、司法等各個方面。
經濟的發展迫使立法院必須修法，那時的台灣人多數不了解知識產權，對國際法也沒有甚麼概念，比如到處都是複製的光盤，國內法律也沒有設定這樣的規範。
舉個例子，有台灣商人仿造美國一個著名品牌鋼筆，每次出口就是一個貨櫃，遠遠超過該公司在美國當地的生產量。這個公司把台商告上法庭，要求賠償200萬，商家支付罰款後繼續生產，因為一個貨櫃的利潤遠遠大於罰款。最後美國公司很無奈，經過經濟部協調，希望讓這個台灣公司來負責生產。但那個台商不同意，他認為這樣（仿冒）做的好好的，為甚麼要替美國公司做，讓當時的經濟部長很為難。經過修訂新法律及罰則，才讓台灣經商環境一步一步與國際接軌。
所以法律的制定就必須因應這個社會的變化，去調整這個法律的結構。
政府如何應對民間示威的？
陳剛毅說：「最近香港事件，我看到所有的香港人都非常關心。我和我所有的台灣朋友都非常關切，邁向民主的過程其實是非常辛苦的，因為台灣走過那個階段，可是那是一定要走的路啊！
「在歷屆總統中，台灣人民對蔣經國的評價非常高，他是中華民國史上少有的、清廉的政治人物，在他生前的遺言中要求蔣家後代不准再參加總統競選，做到這一點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不圖名利，善用人才，最後把整個權力交付出去。」
陳剛毅談到：「蔣經國的胸襟與一般人不同，比如蔣經國1970年出訪美國時，遭遇刺殺，最後蔣經國要求美國釋放兇手黃文雄。還有美麗島事件的處理，施明德（總指揮）被免於死刑。」
筆者在《蔣經國傳》中看到這樣一段敘述：1月3日，蔣經國總統在國民黨的一項會議中，作出下列指示：「高雄暴力案件的發生非常不幸，這是一樁法律案件，對於涉嫌分子自應依法秉公處理，尤其付於首、從應明確區分，毋枉毋縱。在高雄的暴力案件發生後，政府一定依法處理，今後，不會影響我們推動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決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們一定要走的路。」
根據台灣嚴厲的軍法，當時不少人判斷美麗島事件中的主要當事人是要判死刑的，但審判結果是事件中的關鍵人物被判無期。
蔣經國在警民對峙時，下令警察「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筆者還看到美麗島事件中的一個小插曲，在審判期間，演員郭小莊要上演《感天撼地竇娥冤》，警備總部下令禁演，認為有為「美麗島事件」涉案人叫冤之嫌。蔣反問一句：「表演劇團訂的場子早在事件發生之前，難道他們演戲的人早就已經預料到『美麗島事件』了嗎？」
陳剛毅說：「台灣經歷了美麗島事件，從這個事件的最終結果，可以看到蔣經國真的是有容乃大，無慾則剛，他對權力的運用有時用的非常好。歷任總統對台灣民主的發展有不同的見識，當初李登輝運用那些民主程序的概念，與野百合學運53名學運代表談判，他們提出了4項要求，李登輝答應了他們提出的2項要求，沒有發生流血衝突。
「每一個重大事件的發生都代表著台灣民主化的進程，和每一個階段的發展。幸運的是這些民主運動，包括『太陽花』、『野百合』，人民上街遊行，期間的衝突最終也平順地走過來，當然這與媒體的自由開放度也有很大的關係。」
媒體在民主發展中的作用？
陳剛毅說：「媒體實際上可以稱作是『第四權』，也就是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之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權力。媒體的這個權力就可以去制衡另外三個權力，也是給予人民的一個權利。比如政府各單位有人跟你要紅包，你就可以告訴媒體，實際上媒體就是制衡民主的最主要的一個工具，無論是（三權中的）哪一個權力都可以去制衡。
「所以媒體這個權力一定要得到充份的發揮，一個國家的民主生態才會正常，才會健全。像俄羅斯、中國大陸目前就沒有辦法做到，這方面是要努力的。在台灣，高層官員或民意代表進到辦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開報紙，看看自己是不是在上邊。媒體可以發揮第四權的力量，對社會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對民主的發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健全的民主社會不能沒有這種媒體的監督。
「我小的時候，家裏訂閱各種報紙，中外雜誌，對同一個事件每個媒體報道的角度可能不同。父親就訓練我，如何通過不同的報紙去比對，去辨識哪個是比較接近事實的報道。每個人成長的背景、環境不同，每個人看問題的角度也不同，所以說媒體存在的價值，就是它應該是客觀的，不是主觀的。不論執政黨還是在野黨，媒體都應該給不同政黨講話的機會。現在一些媒體為了利益，失掉了很多。華人媒體裏大紀元是滿專業的，我非常佩服大紀元。
「另外，現在一些自媒體這種新型媒體出來後，真的對傳統媒體有起到一種制衡的作用。」
台灣民主在哪些方面需要改善？
陳剛毅認為：「民主的發展最主要是法制的發展。很多人認為，選出某一個人做總統，會解決所有的問題，但從來沒有發生過。不是這樣的，最重要的是那個制度不斷地健全。就如瑞士，其最高政府機構由7名聯邦首長組成，輪流做總統。就像加拿大的政府司法官員，你跟他是再好的朋友，也不能隨便請他吃飯，因為他不能，是制度在制約著他。西方民主社會經歷了數百年制度的建立與改進。台灣（民主制度改革）也還在路上。
「目前台灣的選舉權實施的比較好，是絕對的，必須要尊重的。罷免制度的實施門檻依然很高，創製、複決這兩個權力的實施在台灣還需要繼續努力。複決就是指公投，創製就是人民提案，創造一個新的法令，經過審核程序制定法律。」
外交人員在其中的使命？
「我們從何方來，向何方走。」——《魯拜集》
「當年考入外交部時，外公送給我一本書——《魯拜集》。我的外公張文正曾擔任嘉義縣議長，我非常敬重他，他學富五車，飽讀詩書。每次看到他時，幾乎都是在看書。他一生清貧，他的房間裏除了書，還是書，所以我每次回嘉義看望他，我都會請教他對某些事情的看法。因為他飽讀詩書，所以他對一些事情的看法會很深，也會很廣，他經歷過驚濤駭浪，見證了台灣百年的歷史。
「我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是獨一無二的，都是被賦予了使命，人生都有課要上，要學。每一堂課，每一件事情，從這其中得到的醒思、智慧，佛家講的智慧，不斷地累積這種智慧，有一天也許真的會了悟人生。
「其實我當時考入外交部，就是希望幫台灣做一些事情，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我都會想要做一些事情。外交人員的職責包括收集各種訊息，當然這種收集資訊是要符合國際法的，包括國外各種法律的修正。比如加拿大如何保護環境，農藥的比例等。我小時候看過一本書，說外交人員是決定國家方向的，政府會讓你寫出意見，對台灣未來要如何修法提出建議，參照先進國家的制度。
「包括很多的議題：環境的管理、水的治理，焚化爐的管理，垃圾的處理、補貼是多少等等。如何去修訂有利於台灣的法律，外交行政人員會根據收集的各國相關法令研析後提出建議，立法院各政黨也會提出他們相應的版本，然後匯總各方意見，討論最後通過，完成立法。國家與民主制度就是這樣一點點地進步。
「每次回到國會，我會與他們溝通，做一個橋樑，或者說是一個小小的階梯，我們都是在一個過程中，找尋未來的方向。
「民主的過程，它不一定會有一個完美的結果，其實就像人的一生，最重要的是一個過程，每一分秒都在這個過程之中，民主的制度也是要不斷地完善。台灣是幸運的，建立起這樣的制度，民主的最終精神就是制度，這是我個人的感想。我們的制度是慢慢在前進，我們會盡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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