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八二○事件」是「文革」期間，發生於1968年8月20日的一起由部隊參與、調動武裝民兵，對群眾進行有組織、有計畫血腥屠殺的事件。
文革爆發後，在廣西逐漸形成了兩大陣營，一個是「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聯合指揮部」(簡稱「聯指」），一個是「廣西四二二革命行動指揮部」（簡稱「四二二」）。廣西「四二二」是由一般群眾和出身不好的人組成的造反派，文革初期時曾紅極一時，被中共中央肯定，稱其為「響噹噹的造反派」。「四二二」反對時任廣西自治區主席、第一書記、廣西文革領導小組組長韋國清，而另一派則支持韋國清。
中共利用造反派打擊黨內某些勢力的目的達到後，就開始拋棄造反派，對「四二二」也日益疏遠，這給了韋國清下手的機會，他不惜製造假案，甚至動用軍隊和重炮、機槍對「四二二」進行鎮壓。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會和桂林警備區司令部、政治部，聯合發出公告，以進一步落實中央《七·三布告》為名，號召「向一小撮階級敵人發動更加猛烈的進攻」。當日凌晨5時，由支左部隊，武裝民兵、「工人糾察隊」、「聯指」成員組織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按事先劃分的地區，手持名單，挨家挨戶搜查、抓捕，全市共抓了7,000多人，廣西師範學院，僅有2千多師生員工，就抓了1,200多人。桂林地區所屬12個縣，在同一天行動，全地區抓了1萬多人。「八二○事件」致使桂林市和桂林地區12個縣槍殺、打死、逼死幹部、群眾達1萬多人。
在「八二○事件」後的一個月內，桂林市僅機關、工廠內部就打死296人。桂林地直機關抓了300多人，大部份被殺害。臨桂縣打死848人，縣直駐桂林單位就有293人被殺害，僅有41名職工的縣醫院，殺死了16人。其中，縣法院院長劉錫臣是「八二○事件」時被抓，9月18日和其他4人在批鬥時被活活打死，其妻是縣醫院的醫生，8月23日同其他20人，被集體槍殺。就連跑回河北獻縣老家躲避災難的17歲的兒子劉振剛，也被抓回打死，說：「鏟草不除根，以後是禍害。」
在「八二○事件」之前，韋國清還曾出動軍隊炮轟「四二二」控制的南寧鬧市區長達23天，甚至以洩洪為名，水淹南寧，將躲在地下人防工程裏的數千名反對派及其家屬活活淹死。
亂殺五類份子
廣西可謂文革的重災區，除了報復「四二二」，一些地方還出現了亂抓、亂殺五類份子（地、富、反、壞、右）及其家屬子女的嚴重事件，成批地亂殺人，僅全州縣的一個大隊，兩天內就集體坑殺76人。
某村大殺牛鬼蛇神，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放過。先殺其父母，後用繩索往孩子們脖子上一套，拖上就走，殺孩子斬草除根。
殺完人，再殺被害者的豬、雞、鴨鵝，賤價拍賣家產，買酒「慶功」，比起盜匪，有過之而無不及！
最「人道」的是行刑前鑑別男女性別，殺男留女。桂北融安縣便有一條「寡婦街」，一條街的男人和男嬰均被屠戮殆盡，唯存女性。
這些活下來的受害者妻女們，常常被幹部勒令「改嫁」，還要繳付一大筆「改嫁費」。
滅絕人性 喪盡倫常
「文革」中，廣西殺人手段之殘忍、狠毒，駭人聽聞，令人髮指。有砍頭、棒打、活埋、石砸、水淹、拖死、砸死、逼人上吊、開水澆灌、集體屠殺、剖腹、挖心、掏肝、割生殖器、刀剮、炸藥炸、輪姦後捅死、綁在鐵軌上讓火車壓死等數十種之多，無所不用其極。
政治迫害中的刑訊逼供手段，有「吊半邊豬（手指和腳趾一隻，繩紮、升空中半點吊）」，「點天燈（紙浸透煤油置頭上，點火燃燒）」，「煎乾蝦（逼人到灰砂地，讓烈日蒸晒，不准戴帽、不准飲茶水）」，「滾水淋髮（受害者被綑紮後，滾水淋髮）」，「空中飛人 （繩紮拇指升天空，用人前後左右推動，曰「飛人」）」和「血餌引螞蝗（受害者被打遍體鱗傷之後，推下山塘讓螞蝗叮咬吸血）」等上百種之多。
以韋國清為代表的「紅色政權」還強迫兒子當著他們的面殺害父親，甚至發生人吃人的慘劇。整個廣西文革中，有武宣、上思、靈山、天等、貴縣、橫縣、武鳴、隆安、都安、大新、浦北、崇左、容縣、欽州等近20個縣發生過慘無人道挖人肝、吃人肉的野蠻事件。
機密檔案透露，文革中武宣縣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據查：參與吃人肉的有名有姓的工人農民、國家幹部共有130人。其中共產黨員有91人(黨員幹部27人;黨員工人5人；黨員農民59人)，非黨幹部18人，非黨工人21人。換句話說：70%的吃人者是中共黨員或幹部——武宣縣共有75人被挖肝吃肉這是官方統計，據民間的統計，武宣縣有超過200多人被野蠻吃掉。
1968年9月7日至17日，上思縣革委會召開「農業學大寨」四級幹部會，會上貫徹「七·三」佈告，以三代會（農代會、工代會、紅代會）名義在上思中學召開「群眾專政」大會，公開殺害12人，並將部份死者割腹取肝，拿到縣革委飯堂煮食。
上思縣思陽公社武裝部長王召騰下到和星大隊佈置殺人，當晚殺了鄧雁雄一人，並開腹取肝與兇手一起煮食。他還勉勵大家都要吃，說吃了人肝，膽子就大。次日，王召騰又布置殺害4人，剖腹取肝，傳令每兩三個生產隊分一人肝吃，以致「共同專政」。
殺人有功
當局對殺人兇手進行種種嘉獎，致使不少人殺人邀功。如欽州城郊復員軍人梁衛東，為立「新功」，以安排工作，便殺3人，得意洋洋地前往縣武裝部請功。又如合浦縣一大隊文革組長，怕人說自己立場不堅定，策劃殺人時把自己的親外甥也列入名單殺掉了。
「殺人者有功」這絕非一句空言，僅僅欽州地區殺人後入黨的就有1,153人，殺人後提幹的有458人，殺人後被招工的有637人（不含北海市）。殺人兇手們還有不少被提到各級領導崗位上來。而一些領導幹部也因殺人多而官運亨通。
賓陽縣革委會主任、6949部隊副師長王建勳直接策劃指揮該縣亂打、亂抓、亂殺3,883 人，後來不僅沒有得到應有的懲罰，卻官升為廣州警備區副司令，並以此銜「光榮」離休，在廣州的深宅大院裏悠閒養老。
廣西省委第一書記、廣西軍區第一政委韋國清是文革中全國二十九個省市中唯一從未下過台、也未靠邊站的省委第一把手。
非正常死亡近二十萬
對於整個文革中廣西的「非正常死亡人數」，無數的官方正式出版物一直語焉不詳。只有1998年出版的《廣西省志》透露了一點：「大約是8萬人」。
然而，在《廣西「文革」檔案資料》的第十八冊《廣西文革大事記》 裏指出：僅在1968年7月中共的「七•三」佈告發佈以後，廣西的軍隊、保守派的武裝民兵等便以「鎮壓階級敵人」為名，在「全區(省)共殺害和迫害致死8萬5千多人」。其實這一檔案資料中，幾乎每一個縣市和地區的 「大事件」的前言裏都有非常具體的「非正常死亡人數」。只要簡單相加，便不難得出大約是15到16萬人死於非命。
在《炎黃春秋》雜誌2012年第11期中，當年參加廣西清查的公安部幹部晏樂斌寫文章揭露了相近的數字：廣西全省文革中「有名、有姓、有地址的死亡人數有8.97萬人。」「另外，全區失蹤2萬餘人，無名、無姓的死者3萬多人。」民間調查中的「非正常死亡人數」還要更高一些，有近20萬之多。
1984年「處遺」工作中，中共官方亦曾概嘆：「殺人之多，全國之冠；殺戮之慘，歷史罕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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