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在北京木樨地站滿了學生和市民，鎮壓部隊開槍第一撥兒子彈是橡皮子彈，那時大家都沒有跑開。後來射出真彈時不斷有人流血倒下，人們才意識到政府真對人民下狠手了，群情激憤。即使這樣，民眾也不退縮，躲到長安街兩側的樹木叢後面。那天到底犧牲了多少人沒人知道。」這是一位見證六四的阿姨不久前對筆者說的。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發生時，木樨地是六四時死傷最嚴重的地區。鎮壓抗議學生的中共軍隊經木樨地入城。
近年來，有許多當年曾奉命進駐天安門廣場清場的軍人站出來，許多鎮壓內幕被爆出，其中就包括少為人知但曾真實發生的軍隊抗命，拒絕鎮壓事件。 30年過去，仍令人久久不能忘懷。
前38軍軍長徐勤先中將：「寧殺頭，不做歷史罪人」
紐約時報報道，1989年春，學生對天安門廣場的佔領進入了第二個月。一天傍晚，軍方高級將領被召集到軍區總部，表態支持動用武力鎮壓抗議者。但其中一個人卻拒絕了— 時任38軍軍長的徐勤先中將，因反對軍隊開槍鎮壓而拒絕領軍入城。他說，抗議活動應該通過談判解決，不應動用武力。他抗命一事令黨內權勢集團深感震動，不僅加劇了對軍隊倒戈的猜忌，也讓領導層更堅定地相信，由學生領導的抗議活動是關涉中國共產黨存亡的重大威脅。徐因抗命被撤去軍長職務，後被開除黨籍及判監五年，出獄後被中共逐出北京。
回憶往事，前新華社資深記者、中國新聞學院教授的著名歷史學者楊繼繩在《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中記載了徐勤先抗命的經過。當時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5月17號接到北京軍區開會通知。北京軍區副司令李來柱宣佈中央軍委調兵戒嚴的命令，要軍長們當即表態。但徐勤先表示：「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於是要他給自己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徐勤先致電政委後說：「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 」然後就回醫院。事後他對朋友表示：「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多年後，在六四事件22周年之際，他公開露面表示「不後悔」當年的抗命行為。
就徐勤先的抗命義舉，徐勤先的摯友—毛澤東前秘書李銳曾賦詩「懷仁博學真儒將，一代豪雄硬脊樑。甘赴刑廷違上命，但求民主大興邦」。
除了徐勤先之外，據流亡海外的歷史學者、六四親歷者吳仁華說，在鄧小平下達鎮壓命令後，事實上還有很多軍長皆不願執行，其中包括北京軍區第28軍的軍長何燕然將軍、28軍軍政委張明春將軍、以及39集團軍師長許峰大校等。
紐約時報報道，採訪與文獻顯示，軍隊裏沒甚麼人原意承擔向平民開火的直接責任，有部份軍官希望得到保證，他們不會接到開槍的命令。一位與軍隊有聯繫的前黨內研究人員張剛曾確認，當時存在一份由七名軍官聯署的請願書，呼籲領導層退兵；請願書中寫道，「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
除了軍長公開抗命，許多親歷六四的士兵在多年後都紛紛為其所為表示懺悔。
前戒嚴部隊士兵張世軍：「這麼多年輕人的血，難道就白流了嗎」
前戒嚴部隊士兵張世軍1989年時19歲，是濟南軍區某快速反應部隊的下士。他所在部隊從4月開始進駐北京郊區，6月3日中午接到命令，下午進入天安門廣場。從當天傍晚開始到4日凌晨，他目睹了血腥屠殺學生場面。六四後，他因同情學生被勒令退伍回鄉，且一度遭到當局迫害。 2009年，他向時任中共主席胡錦濤上書《一個戒嚴戰士公開信》，要求為個人和六四平反。 2012年六四前夕，他還穿上當年的軍裝到天安門廣場默哀，當時引起外界高度關注。多年來他還一直到北京市郊的萬安公墓，祭拜六四遇難者，並且曾找到受害者家屬表示懺悔。
對於中國官方強調天安門廣場沒有學生在清場行動中死亡，張世軍曾說：「無論天安門廣場死沒有死人，或者死多少人，這對於整個事件重要嗎？無論整個事件只是死300人，還是死3000人，這都是極其慘重的慘劇，慘案。在和平時期，是任何人無法接受的。無論這個人是死在長安街上，還是天安門廣場邊上，這重要嗎？在那天晚上，這麼多年輕的生命付出了，這才是本質。」
六四發生29年後的2018年回顧過往，張世軍表示，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可能有些進步，但是民眾應有的基本人權自由卻越來越少，公民的基本人權也越來越無法保障：「八九事件一晃過去29年，明年就是30周年。也就是說1989年出生的人，到了明年都是30歲。這麼多年輕人的血，難道就白流了嗎。我們希望每一個中國人，無論是在朝的，在野的，都能有點良心」。
前39軍116師高炮團中尉李曉明：「畢生的恥辱」
紐約時報報道，前39軍1164高炮團中尉李曉明在2014年5月，六四屠殺25年之際，於港媒面前披露其所見，過程中幾度落淚，稱這是他畢生的恥辱。他說：「當時39軍從北京城東向天安門廣場開進，途中被民眾以肉體阻攔，要求他們不要向學生和老百姓開槍。但是，6月3日晚，他們被告知，在上峰有暴徒打死軍人，聽到消息之後他們每個人都義憤填胸，此時，上級將子彈發給了他們，並且命令他們不惜一切要開進天安門廣場清場。他說：「我們本來槍和子彈是分開放的，後來我們都獲發放一個書包的子彈，大概有好幾百發。 」他還表示，3日深夜團長派人到天安門偵查情況，發現其它軍隊已經開槍鎮壓。39軍是在4日清晨開入廣場，負責協助警方追捕在逃學生和民運人士。一直至7月，他們才返回瀋陽駐地。李曉明說，「雖然我沒有開一槍，我作為當時服役的軍人參加這個經歷，覺得很內疚很慚愧，不是政治風波，而是犯下殺人的罪行。 」
李曉明還回憶說，不同形式的抵抗，其實在政府頒佈戒嚴令時已經出現了。有些軍官因不想參加戒嚴任務或反對強硬對待民眾而故意「在隊中表現不好」，令上級把他提前送返原駐地。更有人公開反對戒嚴並在軍中宣傳，軍方最終安排他轉業。雖然人數很少，但這些明顯持反對立場的人都在清場前被調走了。
李曉明隸屬的39軍116師部隊，在5月22日就抵達到北京市郊，他清楚記得上級對所有士兵傳達極為明確的指令：「誰要是開第一槍，誰就要對歷史負責。」他認為這就是要防止大家開槍，而且那時大家都有槍沒彈。只是到了6月3日，一切完全改變——不再提不准開槍，唯一命令是「要不惜一切代價準時進到天安門廣場」。傍晚時分，軍隊向軍人們發子彈，李曉明說當時軍隊裏有不同聲音，各級指揮官的演繹和執行都不同。 「但作為職業軍人很正常地想，你發槍又發子彈，又要不惜一切代價，就是包括開槍這個選項了。」同一時間，各種各樣關於「軍人被暴徒打死」的消息透過官媒在軍中廣傳，李形容對一些同胞來說「開槍就像復仇似的」。
外面風聲鶴唳，但是當天他所屬的軍車隊以緩速行駛，每當遇到群眾堵路就主動停車甚至後退，還得到群眾掌聲。可是入夜以後，槍聲在北京市內響起，幾乎再沒有民眾圍堵他們了。他說：「老百姓害怕了，但其實我們部隊很希望有老百姓堵著我們。我們都明白面對的不是暴徒，而是手無寸鐵的市民和學生，而且大部份當時都是和平的示威者。」
「對受難者家屬，我應該向他們道歉。希望六四早日平反，開槍殺人的兇手在法庭受審判，讓死者靈魂得以安息。」這是李曉明回首六四最想說的話。「中國經濟發展了，還是個極權獨裁國家。當年學生追求的民主、自由、人權，現在還是沒有過時，要實現了六四才能真正平反。」
儘管近三分之一個世紀已經過去，時過境遷，89年仲夏京城那個血腥的夜晚卻依然是中國政治中最敏感的話題之一。
記得不久前，一位教授指著他辦公室牆上那張著名的六四「坦克人」照片對筆者說，多年來，每每看到這張照片時，人們關注的似乎都是那位勇敢的隻身站在坦克前的學生，但他更想知道駕駛坦克的士兵當時的心理活動是怎樣的。
現在被授命鎮壓民眾的香港警察，與當年被勒令手持機槍駕駛坦克清場的戒嚴士兵有何不同呢？反送中運動中香港的年輕人，和六四時北京的年輕人更是一模一樣。
香港哲學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周保松曾說：「三十年前，上百萬香港人，聲援北京的民主運動。此後三十年，我們不離不棄，每年六月四日都在維園點起燭光，紀念死去的亡靈，並為中國的自由、民主奮力吶喊。」
三十年後的這個夏天，港人再一次用行動為歷史留下了一個重重的印記。這個印記正在為七百萬香港人，以及十四億中國人民的自由，帶來目前還不可預知的正面的影響。但已知的是，香港反送中運動必定如六四成為中國乃至世界人權歷史上被銘記的片段。
如一位香港人給大陸同胞寫的信中所說：「這明顯再也不是一場只關乎香港本地人未來命運的抗爭；這也是與全中國十四億同胞的自由與未來密不可分的抗爭。這不是一場關於港獨、關於香港要與大陸割離的抗爭。這是一場由一群勇敢、正直和善良的大陸同胞，在三十年前於天安門廣場外，所遺下的悔恨、鮮血與淚水中，所灌溉而成的抗爭。」
「去遊行，天安門廣場。」「為甚麼？」「因為這是我的職責。」三十年前的那一幕，一位頭纏紅巾，腳踏單車的北京大學生，與記者對話在鏡頭下被記錄下來的那一幕。至今仍在香港人之中，在我們抗爭者之中廣為流傳。不因為甚麼，只因為香港人自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的那一夜，就從來未曾與大陸同胞割離。
想使香港大陸同胞分離的只有中共政府。香港哲學學者，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教授周保松曾說：「在中國官方鋪天蓋地的文宣中，動用國家機器，全面封鎖有關香港的各種資訊，並用盡各種卑鄙手段抹黑整場運動，煽動大陸人對香港人產生各種基於虛假訊息而來的仇恨。」
其實，中共不只是在煽動大陸人對香港人的仇恨。它在香港事件最初，就充份使用了其自毛澤東文革期間以來在多次運動（包括六四鎮壓、迫害藏人、法輪功等）中都使用的多個伎倆，如「群眾斗群眾」，通過動用黑社會恐怖暴力襲擊港人、大陸武警公安替代港警施暴發射催淚彈和布袋彈嚴重傷人後嫁禍示威者；把示威者比喻成港獨、暴動者、恐怖份子、甚至蟑螂等，挑起示威學生、民眾和警察多方之間的層層衝突激化矛盾，強化人性惡的一面，分裂港人，將港警放置於港人和港府之間，同時威逼利誘使他們站在這場戰爭的對立面。
香港有大約3萬名警察，一度被外界形容是「亞洲最佳」的警隊。此次反送中運動中，大多數港警淪落為中共政府的政治工具。如著名學者顏純鉤在其給前線的警察的一封信中所說：「在你們面前的，都是香港人，其中可能有你的鄰居﹑同學﹑親戚，他們都和你們在同樣的社會環境中成長，和你們擁有相同的普世價值的觀念，正常的情況下，你不會視他們為死敵，不會想置他們於死地。」
但即使如此，六四時一個軍長冒著失去生命的代價也決定抗命，一個士兵即使放棄前途也選擇申請辭職，一個香港警察怎麼就不能因為良知善念，將「槍口抬高一寸」呢？
縱觀歷史長河，40年前的1979年，當「文革」的烈火燒遍全國時，有多少打著「正義」旗號的警察和軍人在虐殺無辜？ 30年前的1989年，當年輕學生在北京大聲疾呼反對官倒腐敗時，有多少手無寸鐵的學生喪命在軍人的機槍和坦克下？ 20年前的1999年，當中共開始迫害法輪功學員之際，有多少警察、軍人等參與了殘酷的虐殺，甚至做出了活摘器官這類「這個星球上前所未有的罪惡」？如今歷史仍在重演。只是，這次戰爭發生在了中共治下僅剩的自由之地–香港。
六四雖然至今沒有被平反，香港硝煙至今仍然在進行著，但這不代表歷史的審判永遠不會降臨。即使在這黑白顛倒的時代，每個警察都有選擇把「槍口抬高一寸」的權利。良知是人類最高的行為準則，善惡終究是自己的選擇。在道德的指引下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面，即使中共最終決定鎮壓香港，如果越來越多的警察可以勇敢的站出來，文章開頭見證六四的阿姨描述的那一幕或許最終就不會在香港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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