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非盈利組織人口研究所所長毛思迪（Steven W. Mosher）日前在《英文大紀元》刊登專欄題為《香港的示威活動是否可能意味著中共的終結？》的文章，認為香港的抗議活動中已綁住了中共的雙臂，中共沒有多少選擇。
「2019年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毛思迪認為，香港特有的兩大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排除了中共在香港直接使用武力的可能性，而在中美貿易問題上，中共領導人也同樣面臨霍布森選擇（Hobson's choice）。
1631年，英國劍橋商人霍布森在販馬時，說把馬匹放出來供顧客挑選，但附加條件是只許挑最靠近門邊的那匹馬。在加上這個條件實際上就等於顧客沒有甚麼選擇。這種無選擇餘地的所謂「選擇」被稱為「霍布森選擇」。
「毫無疑問，香港人憤怒的真正原因是中國共產黨多年來一直在加強對香港、這個世界上最國際化和自由的城市的控制。每個中國人都知道這一點。」他寫道。
香港人反對 中共進一步侵蝕人民基本權
當中共政府2014年單方面改變香港選舉制度、預選香港特首時，香港人走上街頭，發起「雨傘革命」大規模抗議活動。然而，北京青睞的候選人林鄭月娥仍贏得選舉。
毛思迪認為，這反而加強了香港人抵制中共的決心，禁止中共進一步侵蝕它自己之前承諾的香港自由。
而日前香港反對《逃犯條例》的兩次大規模民眾遊行也是出於這個原因。6月9日，103萬香港市民上街遊行抗議，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一周後的6月16日，約200萬人遊行抗議，參與人數是一周前的兩倍。
「走上街頭的200萬示威者來自各行各業，但有一個共同點。他們是數百萬中國人的後代，他們在香港的自由市場環境下長大，跟邊界另一頭形成鮮明對比。」
20世紀40年代，大量中國人為了逃避共產黨的統治，來到香港。當時，香港屬於英國殖民統治、法治社會，即使是政府公務員也必須嚴格遵守法治，但在邊界的另一邊（大陸）卻是專制、腐敗的共產主義，同時還有一個同樣腐敗的司法機構。
所以，現在香港人的做法很明確——他們意識到他們必須抵制中國（中共）對人民基本權利的進一步侵犯。
「2019年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
1997年英國人離開後，北京派軍隊進入香港。在過去的20年裏，這些軍隊一直駐紮在軍營裏，沒有被召集起來處理公眾抗議活動。
毛思迪認為，因現實制衡，中共不敢對香港進行直接的武力行動。「2019年的香港不是1989年的北京。在全球的關注下，（再來一場）大屠殺註定是一場失敗，是中共、或香港都無法做到的。」他寫道。
1989年，一小群外國記者躲在一家酒店裏記錄下中共的暴行；2019年，有數百名記者居住在香港、這個星球上最國際化的大城市之一。任何中共在香港犯下的暴行，都會被數十、甚至數百人毫不猶豫地曝光到互聯網上。
香港是中共下金蛋的鵝
他表示，另外一個因素也很大程度上排除了直接使用武力的可能性，「幾乎所有腐敗的共產黨高官都將他們的一些不義之財存在香港，投資那裏的房地產或股票。對他們而言，以及對整個中國（中共）而言，香港就是下金蛋的鵝」。
毛思迪認為，中共不管是通過直接的軍事行動，或緩慢的持續扼殺來結束香港的獨立地位，實際上都會殺死這隻「金鵝」。
如果香港作為區域金融中心的角色突然終結，那麼香港股票和房地產市場會崩盤，而共產黨權貴對當局的嚴厲統治會更加不滿。
毛思迪表示，中共現在是雙手被束，如果命令香港立法會通過《逃犯條例》修訂，香港會再次爆發抗議；如果告訴林鄭月娥和中共的小小兵（Minions）撤回法律，將顯得示弱。
他說，在沒有好的選擇的情況下，中共只能看著數百萬香港市民走上街頭、用腳投票反對中共政策。
「無論中共是否想摧毀香港，這個充滿活力、基本上自由的商業中心，現在正在進行的完美風暴可能意味著對其自身的政治破壞。」他總結說。
貿易戰下 保黨將無解
毛思迪認為，如果習同意美國的對等貿易的要求，這意味著中共要尊重財產權、遵守法治和建立公正的司法制度——這樣勢必會削弱共產黨對社會的控制。
而另一方面，如果習拒絕進行徹底的改革，特朗普無疑不會放過對所有中國產品提高關稅。要是這種情況發生，那麼中國經濟的整個出口部門——按照市場原則運作的唯一部門，他們會跟著利潤走——隨著外國公司將工廠轉移到其它國家以規避關稅而消逝。
若習拒絕放鬆共產黨對權力的束縛，將付出中國經濟變得更弱的代價，而目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了嚴重的緊張跡象。
毛思迪表示，無論習對香港，還是在他與特朗普的貿易談判中做出甚麼決定，他都會在艱難應對的同時、碰上黨內的反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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