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本文作者安-瑪麗布萊迪(Anne-Marie Brady)是紐西蘭坎特伯雷大學教授、國際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學者、美國智囊威爾遜中心(Wilson Centre)的全球研究員。她在2017年發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魔法武器》,揭示了中共通過其統戰系統,在全球進行擴張和滲透,特別是對西方國家政治、經濟、媒體等領域的全方位滲透。
布萊迪教授在「六·四」天安門大屠殺30周年之日特此撰文紀念,並在大紀元首發。 今天是6月4日(「六·四」)北京(天安門廣場)大屠殺三十周年,我對它的記憶就如同昨天發生的一樣。我當時住在紐西蘭華裔詩人顧城和他的妻子謝燁位於激流島的家裏。上午8點,當我們打開音樂會節目頻道、接收英國廣播公司(BBC)的世界服務新聞時,槍聲從舊收音機中像打雷般響起,坦克正在開進北京,鎮壓在天安門廣場持續了六個星期的和平抗議活動。人民解放軍已經反過來攻擊人民了。
那天晚上,我們與當地華人社區的其他人見面,他們都希望表達對中國人民的聲援。在我的一位老師的家裏,我們流著眼淚聽著澳洲總理鮑勃霍克的演說,他反對中共政府的野蠻行徑。紐西蘭政府也公開譴責這場大屠殺。電視一台(TVNZ)下午6點的公告轉播了中國大使的冷酷面孔,他當時正在走進去面見紐西蘭外長。
奧克蘭大學中文系取消了一周的所有課程,以此哀悼死者。奧克蘭大學的中國學生幫助協調抗議遊行。兩天後,六千多名紐西蘭人和在紐西蘭讀書的中國留學生,走上了奧克蘭市中心的女王大街遊行。還有一輛車載著中國學生前往威靈頓,要在中國大使館外舉行抗議活動。在汽車駛到Taihape時,車上一名學生因為被發現打電話給大使館通報我們的計劃,而被趕下了長途汽車。
自1989年4月開始以來,我們就一直在密切關注學生們的請願活動。我們觀察到,在一位中共高層領導的葬禮期間,活動從一次性的學生示威,變成一個在中國的政治心臟(天安門廣場)上成千上萬青年駐紮帳篷的抗議、並且波及到中國各大城市,令到當地學生和工人也紛紛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聲援北京學生)。學生們自發地堅持革命青年的傳統,將其作為現代中國的良知。
六周的北京民主運動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強烈關注,尤其是因為它恰逢1989年5月中蘇兩國歷史性的和解,這以蘇聯領導人戈巴卓夫訪華為標誌。許多外國記者前來報道戈巴卓夫的來訪,之後繼續觀察在北京街頭請願活動的進展情況。
在鎮壓前的最後幾周,即使是中國記者也上街遊行。《中國日報》記者橫幅上寫道:「記者要求:不再撒謊!」另一個橫幅則宣稱:「我愛新聞自由」。6月1日這一天,中國媒體突然開始如實、公正地報道了天安門廣場上的事件。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比如我丈夫,那時他是一名年輕的工人,這個事件就像在多年的窒息後能夠自由呼吸一樣。來自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們構建了一個龐大的紙糊的民主女神像,這是一個脆弱的自由的象徵,是中國歷史擁有自由的短暫時刻,是風暴之眼。
1989年6月3日下午,解放軍士兵接管了中央電視台的演播室和人民日報的編輯部。那天晚上,兩個央視新聞主播杜憲和薛飛都穿著黑色服裝。在讀完政府命令北京人民離開街頭的公告後,杜在報道的結語中說:「記住這個黑色的日子!」因為這個小小的抗議行動,這兩名播音員被中國的電視台終身禁播。
外國媒體報道了北京街頭的鎮壓事件,向全世界展示了公民被冷血槍殺的場面和聲音。一張圖片引起了全球的關注,一個孤獨的北京人,手裏拿著購物袋,面對著一輛坦克。對於西方世界而言,「坦克人」自此成為了個人面對國家暴力的勇氣的象徵。
沒有人確切知道在鎮壓中有多少人死亡。中共政府焚燒了屍體,還命令醫院清除了所有記錄。據估計,死亡人數為幾百到2,000多人,有數千人受傷,估計還有大約1萬人被拘留。
6月4日是中國政治的轉折點。中共政府在政治改革的極限上設定了一條線,並向人們展示了為了實施這條線所做的準備。「六·四」事件對中共的國際聲譽造成了持久的損害。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被擱置;中國要舉辦2000年奧運會的競標也失敗;許多國家政府都減少了與中共高層的政治聯繫;美國和歐盟則限制向中國出口軍事技術和設備,這個限制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1989年之後,中國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控制時代,中共在致力於國家主導的市場改革的同時,仍然維持一黨專制國家。中國的「90後一代」青年,則被灌輸了愛國主義教育。
在接下來的三十年裏,有關「六·四」的公開痕跡已經被故意和系統地刪除了,被扔進了記憶之洞。中共禁止在公共話語中提及它,它在中國的史書中也不存在。然而,每年都有中國人因為要紀念「六·四」而被捕。中共控制敘事的努力並不僅限於中國。習近平對海外華文媒體實施的審查控制,意味著儘管「六·四」紀念活動已成為三十年來的頭條新聞,但卻很少有海外華文媒體會紀念「六·四」或報道與之相關的事件。今年5月31日,推特(Twitter)關閉了數千名異見人士的帳號。雖然推特在中國被禁止,但仍許多中國人通過VPN訪問推特,不過現在這也被禁止了。
天安門大屠殺就像是中國政體上面的瘡疤,中共領導層知道這一點。1999年,中共政府曾經考慮要給天安門事件平反,但相反,他們卻又開始了對法輪功精神團體的鎮壓。
儘管中共在「六·四」的說法問題上仍在努力壓制,但只有當局承認作家冰心在1989年所說的話時,傷口才會癒合,那就是:學生們是愛國的。但中共並不信任自己的人民,習近平現在正在用危機模式統治中國。中國的人權狀況已經倒退。
與1989年一樣,2019年,外界在反對中共侵犯人權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今天,我們應該記住那些敢於面對自己政府失敗的勇敢者的犧牲。我們應該確保在我們自己的社會中(紐西蘭)的華僑有言論和結社自由,不允許中共的審查制度侵犯我們的媒體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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