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17年1月，「709」律師謝陽在監禁中遭受酷刑折磨的證詞震驚海內外，其後，謝陽在中共央視認罪，否認自己遭受酷刑，後被取保釋放。此前，謝陽曾在陳建剛律師發佈的《會見謝陽筆錄》中表示：「如果將來我有任何認罪的表述，都是一種交易。我知道我家人迫切想見到我，我父母都年邁了，非常思念我。」
我只有這一個軟肋
記者：您曾公開表示，您「和當局有交易」？
謝陽：我的案子是在2019年的5月8日開庭，為甚麼選那天呢？因為第二天，5月9號，是我母親80歲生日，所以他們趕在這個點上，如果過了這個點，我可能就不會和他們妥協了。
我母親的生日對我非常重要，那是肯定的。我沒有其它的軟肋。我們家有六個子女，我排老五。母親很疼愛我，我從小就比較聽母親的話。
我最後和當局做了交易，放出了狠話：「如果你們不答應我的條件，5月8號開庭，我就一切推倒重來。」所以他們也小心翼翼地跟我講話，只要他們不答應條件（具體條件我現在還不能說），我就一切都推倒，重來。
我做人的一個原則，就是我可以自己打我自己的嘴巴，但我不能打別人的耳光，我要確保辯護人的安全。
記者：他們怎麼知道您非常孝順，母親的生日對您很重要？
謝陽：當時長沙市國保支隊，是幾十號人馬對付我一個人。我從母親肚子出來以後，上學、參加工作、考律師等等，我接觸的人和事，他們都全方位進行了了解，一個一個進行摸排。他們一直跟我談，終極目的就是想抓住我的軟肋，我只有這一個軟肋。
記者：據《會見謝陽筆錄》，如果您不認罪，他們拿家人威脅您，說要對他們怎麼怎麼樣？
謝陽：是，我夫人和哥哥是國家公職人員，他們威脅說要找他們的經濟問題。
他們還說：「你老婆孩子開車的時候要注意安全，現在這個社會交通事故比較多。」
當時我覺得，我根本控制不了外面的事情。我告訴他們，第一，如果我哥哥、我夫人有違法行為，你們應該追究他們行政或刑事責任，如果明知他們有違法犯罪行為，你們不履行職責，我出來以後可能要控告你們不履職。
第二，兒孫自有兒孫命，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照顧孩子的成長。如果我無法履行做父親的職責，那將來我會把道理和她講清楚。孩子的成長，也許需要比別人更多的代價，那是環境造成的，我無法承擔。
當時他們也找過我父親，讓他到看守所來做我的工作，我父親不同意。當我知道父親這樣的狀態，對我來說確實也是一種鼓舞，我父親以前是水利局的工作人員，他是中共黨員、退休幹部。
記者：您一開始學的專業就是律師嗎？
謝陽：我是中南大學畢業，學工程機械，是個理工生。我們那個時候，孩子一考上大學，跳出這個農民，就是吃國家糧的，不會過多想甚麼事情。我也一樣。
當時考律師，就是因為律師掙得多，工作時間不受約束；而且年齡越大，律師的收入可能會越好；而如果是從事技術領域，你很快就會被淘汰了，技術發展太快了嘛。
因為打賭 我成了維權律師
記者：那您怎麼走上維權律師的道路？這與您當律師的初衷也不一樣啊？
謝陽：開始我就想做商業律師，但拿到律師證不久，我就碰到了一件事情，完完全全顛覆了我之前的思維邏輯。
我和一個朋友聊天，他聊到山東臨沂沂南縣東師河村，有一個叫陳光誠的赤腳律師，說他被拘禁在家裏，裏三層、外三層，沒人能見到他。
我覺得一個刑滿釋放人員，應該是個自由人。政府花那麼多人力物力去維穩他一個人？這超出我的想像，怎麼會有這種事？不可能！
我不相信有這種事，那時我不上微博，根本不知道外邊是甚麼樣嘛。朋友說你不相信，那咱倆就賭吧。他給我設賭注，說如果我到了東師河村，在門口村委會拍一張照片，就給我1萬；我到陳光誠家門口，給我2萬；如果我能與陳光誠本人合照，給我5萬。
當時我覺得這錢好賺啊，那一個人我就上路了。那是2011年11月，我拿到律師證剛剛4個月。當時我40歲，是個戶外運動愛好者，喜歡遠足。
沿途走的時候，有人就反覆跟我講：趕緊回去吧，否則可能會挨打，以前去過的人都挨打！我一聽就樂，更不相信了，我走路，你打我？你總要先警告再打我吧？那我就走唄，我總不至於要挨打去賺這個錢啊。
一路平安無事。我走麥地，東拐西拐，就到了東師河村，離陳光誠家越來越近了。
我有很強烈的好奇心，想看看到底甚麼情況。我準備繼續接近他家的時候，就有四五個人過來了：你幹甚麼的？我說，不幹甚麼，我就是過來玩的。
話還沒有說完，我就被控制了。他們抓住了我，把我的毛線衣翻過來，捆縛了我，臉都蒙上了。我被按在地上，一頓暴打。
打我的人都穿便衣，但他們用對講機，呼喚其他夥伴往這個地方集結。他們打我時，周圍有十多個人，都在旁邊種麥子呢，真的很奇怪，他們甚麼話都不說，沒有一個人出來說句話！
然後我被拖進一個改裝的麵包車。他們命令我跪著，而且腦袋、膝蓋和腳趾這三個點必須要著地。
後來，來了一個自稱是甚麼派出所的警察，我被蒙著頭，看不見，就聽見他說，這個地方經常丟牛、丟羊，他問我說，你是不是偷羊的？我回答，我不是，我是個律師。他說，律師怎麼了？律師就不偷羊嗎？我就無話可說了。
折磨我幾個小時後，他們就把我丟在車上，開車走了。去哪裏？不能問，一問，就是一個拳頭，他們不用嘴說話，他們直接用拳頭跟你對話。我的頭幾乎被他們打裂了。當時特別恐懼絕望，我以為他們要弄死我。
走公路、山路，最後他們開了幾十公里，把我一個人扔棄到一個山洞裏，就跑了。我從洞裏面爬出來時，天已經黑下來，我不知道在哪兒，所有的東西都被他們洗劫了，手機、身份證、律師證包括銀行卡，甚麼都沒有了。
後來我自己下了山，也沒錢，請求人搭車，輾轉才回了家，身上都是傷。
與我打賭的朋友人很好，我挨了打嘛，又被洗劫了，所以最後還是給了我1萬塊錢。
這個國家的改變 需要更多人站出來
記者：探訪陳光誠這事對您影響非常大？
謝陽：對，這個國家居然花這麼大的精力，用老百姓的錢去對付一個盲人！老百姓沒有一點點話語權！
這個社會為甚麼這麼壞那？我從來不看好中共這個體制，我想過它可能很壞，但是沒想到它壞得這麼徹底！這件事完完全全改變了我！
這事以後我開始思考，沒有約束的公權力，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災難，一個沒有公權力約束的組織，就是流氓組織。
因為一個打賭，我以後的路就改變了。這事導致我後面的案源基本就都是維權案件了，我成了一個敢說話的人。所以我還沒有開始做商業律師，就發自內心要做維權律師了。
記者：建三江及慶安事件您都參與了？
謝陽：後來我加入「中國律師團」，這是對社會有高度關注度的一個群體。幾乎每天我都在網上看公共事件，但是並不主動，我就觀察，當我發現沒人去的時候，我就去。
這個國家的改變，需要更多人站出來。一方面讓更多人走出來，一方面我自己要做一個表率。
建三江事件時，我一直沒動，我想大家一起，才能把火燒得更旺一點，我希望更多人參與。
後來建三江幾撥律師都被抓進去了，公民也抓進去了，之後，建三江就沒有抗議的聲音了。那時我認為，艱難的時候，如果不堅守，前面的努力可能就廢掉了。所以我立馬訂機票，一個人就去了建三江。我只是要表明，我們不害怕你們，我們來了。
慶安事件也是第六天我才過去的。謝燕益和李仲偉他們去了兩天，沒有任何消息傳出來。我想，謝燕益第一時間出來說話，可能性命都不保。所以比起這個公共事件本身，我更關心他倆的安全，雖然謝燕益長甚麼樣子我都不知道。
所以我訂機票去了慶安。我比較有經驗，幫他們打了一些條幅，「履行公文職責」、「問責慶安警官」等都是我做的。
記者：「709」一開始您就被抓了，您知道是甚麼原因嗎？
謝陽：開始我也奇怪為甚麼自己被抓。2014年底，我們就內部了解到，當局要整肅一批律師。
在看守所，警察24小時審問我時，我發現他們每天都有一個交接本，每個人來先要畫那個本，我很好奇，裏邊寫的甚麼東西？我想把它拿到手。
後來我用一個辦法拿到了。我發現裏面有五次記錄，他們向北京的國務院辦公廳的一局、公安部的七局、十一局打報告，他們選定了我、廣西的秦永沛及北京的朱孝頂，把我們三人定為「行動派」，從11月份就開始向北京匯報。可能覺得我是個行動者吧。（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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