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開始，大陸三百多名律師和人權倡導者先後遭中共圍捕。上月獲釋的律師李春富被確診為精神分裂；一份會見筆錄顯示，警方也對律師謝陽刑訊折磨。儘管處境險惡，筆錄發佈者、謝陽的辯護律師陳建剛受訪時仍表示，「不願為了安全而放棄言論權利」。
記者：請問您和「709」事件的關係？
陳建剛：「709」他們沒抓我，我本人非常意外，當時我已經做好被抓的準備了。因為第一個抓的是王宇和包龍軍，在北京的律師中，我個人認為我和他們的關係最好，我們感情最親近，我也經常和王宇一起做案子。當時警方幾次對我威脅訓誡，不要說話、不要寫文章之類的。現在大風潮漸漸過去，抓的人大部份被放出來，我又成了「709」謝陽律師的辯護人，而且他的案件中有很多材料與我有關。
最初我是「709」謝燕益律師的辯護人，但後來官方指派了律師，家屬聘請的律師不讓上。在我之前有很多律師要求見謝陽，都碰壁了，因會見不成也控告過很多次了。現在是一年半以後案子到了法院，我才開始介入，他們再沒有理由不讓會見。
謝陽是個非常剛強倔強的人，寧死不低頭。他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師，要求自己聘請律師，如果還不讓律師接見，就無法開庭。警方也還沒有像天津警察對待李和平及王全璋那樣，無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吧，所以，最後我見到了謝陽。
我和謝陽相識、相知、相友愛，他當然要和我說實情了。我們會見的房間有四個錄像頭，之前我被訓誡，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很多規矩的。本來律師會見可以拎包帶手機的，但我還是按他們的要求，把東西鎖在櫃子裏。總之，監控是異常嚴密的。
人能說話 而豬狗不能
記者：您在會見謝陽的筆錄中記錄，警察對謝陽律師說：「我們整死你像整死一隻螞蟻一樣。」您認為警察為甚麼敢這樣做？
陳建剛：會見謝陽，使我了解到警方辦案的過程、方式。這也不是意外的事情，因為我們是辦理刑事案件的律師，如何逼迫當事人招供，警方等偵查部門有很多喪盡天良的手段。謝陽的經歷讓我看到，中國的警察多麼卑劣、多麼無恥、多麼惡毒、多麼沒有底線。
在這個體制裏，他們很清楚寫在紙面上的法律都是騙人的，他做違法的事情，殘害人權的事情，他並不懼怕法律，法律沒有用，他不怕。
他有恃無恐，他恃的是甚麼？他恃的是領導的安排、領導的指令，領導給他這個活兒，幹得好會獎勵他，他會升職加薪啊。作為想在領導面前表現，沒有良知、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渴望升職的警察，就沒有甚麼可以制約他的了，讓他殺人他都會幹的！他只怕領導的一個眼色。
記者：「709」案發後，您感到過恐懼嗎？
陳建剛：我被抓過幾次，短時間扣留拘押，但沒有受過酷刑，他們還沒有打在我身上。曾經有律師把我發的東西轉發了一下，就在職業上受到了處罰，但我還一直沒出甚麼事。
人權律師被污名化，說反黨反社會、顛覆國家政權甚麼的，我母親就對我有很大的意見，經常打電話罵我：「你在網上胡說八道，這個黨好那個黨好的，你惹禍招災，你活夠了？」
「709」開始時我很擔憂啊，當時孩子很小，老二還不到一周歲，老大四歲多。因為我們家和全璋家差不多，妻子是家庭主婦，不問世事的，照看兩個小孩，我又不是掙錢的律師，沒有甚麼積蓄，全部家庭責任就我一個承擔，如果我被抓進去，他們怎麼過？那時我就儘量多陪小孩吧，因為不知能陪多久，不知甚麼時候就會把我抓進去。
「709」以來我妻子也慢慢見識到了，她當然擔心，也還是理解的，但我確實無法平衡我的律師職業和家庭的關係。
都知道我發言一向激烈，但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我的底線是：作為一個人和豬狗的重大差別之一就是，人能說話，而豬狗不能說話，只讓我活著不許說話，和豬一樣，或者為了活得好一點就要搖尾巴，跪地喊萬歲，那像狗一樣啦，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寧可坐牢或者死掉，我不能接受這種生存狀態，我不願意為了安全就放棄言論的權利。
記者：在您做過的案子中，甚麼案件您印象最深刻？最震撼？
陳建剛：讓我最震撼的是和法輪功相關的人權案件，我做過很多法輪功的案子。我的一個當事人，大連的，好好的一個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的一個家庭，收入也非常好。夫妻倆和孩子，煉功之後身體也好了，但十多年前丈夫被迫害成植物人，妻子就一直照看他。後來這妻子又被抓，給判了四年，在辦案中丈夫去世了，極其悲慘的……我後來都不敢看那些照片，看不下去，讓人難以接受，殘害這些手無寸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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