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開始,大陸三百多名律師和人權倡導者先後遭中共圍捕。上月獲釋的律師李春富被確診為精神分裂;一份會見筆錄顯示,警方也對律師謝陽刑訊折磨。儘管處境險惡,筆錄發佈者、謝陽的辯護律師陳建剛受訪時仍表示,「不願為了安全而放棄言論權利」。

記者:請問您和「709」事件的關係?

陳建剛:「709」他們沒抓我,我本人非常意外,當時我已經做好被抓的準備了。因為第一個抓的是王宇和包龍軍,在北京的律師中,我個人認為我和他們的關係最好,我們感情最親近,我也經常和王宇一起做案子。當時警方幾次對我威脅訓誡,不要說話、不要寫文章之類的。現在大風潮漸漸過去,抓的人大部份被放出來,我又成了「709」謝陽律師的辯護人,而且他的案件中有很多材料與我有關。

最初我是「709」謝燕益律師的辯護人,但後來官方指派了律師,家屬聘請的律師不讓上。在我之前有很多律師要求見謝陽,都碰壁了,因會見不成也控告過很多次了。現在是一年半以後案子到了法院,我才開始介入,他們再沒有理由不讓會見。

謝陽是個非常剛強倔強的人,寧死不低頭。他不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師,要求自己聘請律師,如果還不讓律師接見,就無法開庭。警方也還沒有像天津警察對待李和平及王全璋那樣,無恥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吧,所以,最後我見到了謝陽。

我和謝陽相識、相知、相友愛,他當然要和我說實情了。我們會見的房間有四個錄像頭,之前我被訓誡,不能這樣不能那樣,很多規矩的。本來律師會見可以拎包帶手機的,但我還是按他們的要求,把東西鎖在櫃子裏。總之,監控是異常嚴密的。

人能說話 而豬狗不能

記者:您在會見謝陽的筆錄中記錄,警察對謝陽律師說:「我們整死你像整死一隻螞蟻一樣。」您認為警察為甚麼敢這樣做?

陳建剛:會見謝陽,使我了解到警方辦案的過程、方式。這也不是意外的事情,因為我們是辦理刑事案件的律師,如何逼迫當事人招供,警方等偵查部門有很多喪盡天良的手段。謝陽的經歷讓我看到,中國的警察多麼卑劣、多麼無恥、多麼惡毒、多麼沒有底線。

在這個體制裏,他們很清楚寫在紙面上的法律都是騙人的,他做違法的事情,殘害人權的事情,他並不懼怕法律,法律沒有用,他不怕。

他有恃無恐,他恃的是甚麼?他恃的是領導的安排、領導的指令,領導給他這個活兒,幹得好會獎勵他,他會升職加薪啊。作為想在領導面前表現,沒有良知、沒有獨立思考能力、渴望升職的警察,就沒有甚麼可以制約他的了,讓他殺人他都會幹的!他只怕領導的一個眼色。

記者:「709」案發後,您感到過恐懼嗎?

陳建剛:我被抓過幾次,短時間扣留拘押,但沒有受過酷刑,他們還沒有打在我身上。曾經有律師把我發的東西轉發了一下,就在職業上受到了處罰,但我還一直沒出甚麼事。

人權律師被污名化,說反黨反社會、顛覆國家政權甚麼的,我母親就對我有很大的意見,經常打電話罵我:「你在網上胡說八道,這個黨好那個黨好的,你惹禍招災,你活夠了?」

「709」開始時我很擔憂啊,當時孩子很小,老二還不到一周歲,老大四歲多。因為我們家和全璋家差不多,妻子是家庭主婦,不問世事的,照看兩個小孩,我又不是掙錢的律師,沒有甚麼積蓄,全部家庭責任就我一個承擔,如果我被抓進去,他們怎麼過?那時我就儘量多陪小孩吧,因為不知能陪多久,不知甚麼時候就會把我抓進去。

「709」以來我妻子也慢慢見識到了,她當然擔心,也還是理解的,但我確實無法平衡我的律師職業和家庭的關係。

都知道我發言一向激烈,但我從來沒有停止過。我的底線是:作為一個人和豬狗的重大差別之一就是,人能說話,而豬狗不能說話,只讓我活著不許說話,和豬一樣,或者為了活得好一點就要搖尾巴,跪地喊萬歲,那像狗一樣啦,這是我不能接受的。

我寧可坐牢或者死掉,我不能接受這種生存狀態,我不願意為了安全就放棄言論的權利。

記者:在您做過的案子中,甚麼案件您印象最深刻?最震撼?

陳建剛:讓我最震撼的是和法輪功相關的人權案件,我做過很多法輪功的案子。我的一個當事人,大連的,好好的一個家庭,生活非常幸福的一個家庭,收入也非常好。夫妻倆和孩子,煉功之後身體也好了,但十多年前丈夫被迫害成植物人,妻子就一直照看他。後來這妻子又被抓,給判了四年,在辦案中丈夫去世了,極其悲慘的……我後來都不敢看那些照片,看不下去,讓人難以接受,殘害這些手無寸鐵、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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