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大陸社會的管制越來越嚴,同時民營企業稅賦高昂且備受中共官員刁難、處罰等,致使大陸民營企業家對中共失去了信心,不斷外逃。
《紐約時報》中文網2月24日發表題為「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未來失去信心」文章,列舉了多個例子,說明中國企業家對未來失去信心:
包括上海民營企業家陳天庸今年1月無奈離開中國,陳認為中國這條船可能逃不過船毀人亡的結局,並呼籲能離開的及早安排離開。
總部在上海的胡潤研究院近期發佈對465名富人的調查報告,只有三分之一的富人對中國經濟前景非常有信心。而兩年前,這一數字還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沒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兩倍多。近一半受訪者稱,他們在考慮移民到國外,或已經開始著手。
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前高盛集團大中華區主席胡祖六說,過去4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根本不是因為「任何獨特的中國發展模式」;而一些商界人士私下裏的言辭要更憤怒也更惶恐。
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認為,導致商界人士悲觀情緒最重要的原因是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領導層,「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們,就會像殺豬一樣宰掉他們。這不是一個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說變就變。」
報道認為,陳天庸公開說出了中國許多企業家私下說的話:中共領導層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管理失當,「中國的企業家階層正對國家的未來喪失信心」。
企業家外逃 籲能離開及早離開
今年1月,54歲的上海民營企業主陳天庸乘飛機離開中國,前往馬耳他居住,他已經花25萬歐元在馬耳他辦了永久居民。
他在香港飛往馬耳他的航班上,寫下了《我為甚麼離開中國? 一位民營企業主在飛機上的臨別諍言》,介紹了離開中國的原因:一方面,在國內,民營企業家備受中共官員刁難、處罰,同時企業承擔的稅賦太高;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家都是待宰羔羊,中共政府要處罰宰殺,易如反掌。
中共十八大以來,很多民營企業家被抓、被判刑,如安邦集團原董事長吳小暉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安邦保險等部份被中共政府接管;明天系控制人肖建華被從香港抓回,至今仍在押。
不少企業家自殺身亡或離奇死亡,如海航聯合創始人、董事長王健在法國離奇墜亡。同時,萬達董事長王健林近幾年不斷變賣資產。復星郭廣昌的海外投資折戟。而中國首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宣佈2019年退休等。
同時,中共從2019年1月1日起對一天單筆或者累計交易5萬元(人民幣)以上,或轉帳超過20萬元者,將被列入大額可疑交易進行監控。
陳天庸說,大數據時代,人人都毫無私隱可言,有產者更如欄中豬羊,中共政府要處罰宰殺,易如反掌,到時誰能倖免?
他說,中共政府對民企管束太緊、攫取太多,中國企業的稅賦、社保過高,僅社保就佔工資比例近40%,企業負擔沉重;加之公權力不受制約導致中共官員尋租與與瞎折騰,比高稅收與社保更傷害企業,是中國企業最沉重的負擔。
同時,中共政府多年來動輒打民族牌,反日、反美、反西方,中共在2016年南韓薩德事件後又大規模排外,讓外資企業寒意徹骨;加之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高關稅等;導致外資企業正在大規模地逃離。
陳天庸說,中國經濟就是一艘正開往深淵的太平輪,「如果沒有根本性改變,船毀人亡的結局誰也逃不過。」
他呼籲,朋友們,「自求多福,能離開的,及早安排」。
消除私有制的呼聲 重創民營企業家信心
1月20日,大陸知名經濟學家、國際金融戰略專家向松祚再度發表驚人演講,認為中國2018年經濟下行的四大原因,其中最重要和最要命的原因是:去年出現了消除私有制的雜音,重創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展望2019年,向松祚說,首要的問題就是民營企家業家的信心是否能恢復。他認為,可能有部份恢復,但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可逆的,一旦杯子打破了就很難復原,如同兩個人談戀愛,一旦把心傷了, 就很難回到原來的狀態。
去年9月16日,多名「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者也曾強烈批評中國經濟「國進民退」現狀,指民營企業生存困難。
四通控股董事長段永基批評道,中共當局「老把民營企業當忠義救國軍,就給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從他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目前的感覺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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