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對大陸社會的管制越來越嚴，同時民營企業稅賦高昂且備受中共官員刁難、處罰等，致使大陸民營企業家對中共失去了信心，不斷外逃。
《紐約時報》中文網2月24日發表題為「中國企業家階層對未來失去信心」文章，列舉了多個例子，說明中國企業家對未來失去信心：
包括上海民營企業家陳天庸今年1月無奈離開中國，陳認為中國這條船可能逃不過船毀人亡的結局，並呼籲能離開的及早安排離開。
總部在上海的胡潤研究院近期發佈對465名富人的調查報告，只有三分之一的富人對中國經濟前景非常有信心。而兩年前，這一數字還有近三分之二。完全沒有信心者增加到了14%，是2018年的兩倍多。近一半受訪者稱，他們在考慮移民到國外，或已經開始著手。
春華資本集團創始人、前高盛集團大中華區主席胡祖六說，過去40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所有成就根本不是因為「任何獨特的中國發展模式」；而一些商界人士私下裏的言辭要更憤怒也更惶恐。
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Claremont McKenna College）教授裴敏欣認為，導致商界人士悲觀情緒最重要的原因是糟糕的政策和糟糕的領導層，「私企人士很清楚，政府一旦不再需要他們，就會像殺豬一樣宰掉他們。這不是一個尊重法律的政府。它說變就變。」
報道認為，陳天庸公開說出了中國許多企業家私下說的話：中共領導層對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管理失當，「中國的企業家階層正對國家的未來喪失信心」。
企業家外逃 籲能離開及早離開
今年1月，54歲的上海民營企業主陳天庸乘飛機離開中國，前往馬耳他居住，他已經花25萬歐元在馬耳他辦了永久居民。
他在香港飛往馬耳他的航班上，寫下了《我為甚麼離開中國？ 一位民營企業主在飛機上的臨別諍言》，介紹了離開中國的原因：一方面，在國內，民營企業家備受中共官員刁難、處罰，同時企業承擔的稅賦太高；另一方面，民營企業家都是待宰羔羊，中共政府要處罰宰殺，易如反掌。
中共十八大以來，很多民營企業家被抓、被判刑，如安邦集團原董事長吳小暉被判處18年有期徒刑，安邦保險等部份被中共政府接管；明天系控制人肖建華被從香港抓回，至今仍在押。
不少企業家自殺身亡或離奇死亡，如海航聯合創始人、董事長王健在法國離奇墜亡。同時，萬達董事長王健林近幾年不斷變賣資產。復星郭廣昌的海外投資折戟。而中國首富、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宣佈2019年退休等。
同時，中共從2019年1月1日起對一天單筆或者累計交易5萬元（人民幣）以上，或轉帳超過20萬元者，將被列入大額可疑交易進行監控。
陳天庸說，大數據時代，人人都毫無私隱可言，有產者更如欄中豬羊，中共政府要處罰宰殺，易如反掌，到時誰能倖免？
他說，中共政府對民企管束太緊、攫取太多，中國企業的稅賦、社保過高，僅社保就佔工資比例近40%，企業負擔沉重；加之公權力不受制約導致中共官員尋租與與瞎折騰，比高稅收與社保更傷害企業，是中國企業最沉重的負擔。
同時，中共政府多年來動輒打民族牌，反日、反美、反西方，中共在2016年南韓薩德事件後又大規模排外，讓外資企業寒意徹骨；加之美國對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高關稅等；導致外資企業正在大規模地逃離。
陳天庸說，中國經濟就是一艘正開往深淵的太平輪，「如果沒有根本性改變，船毀人亡的結局誰也逃不過。」
他呼籲，朋友們，「自求多福，能離開的，及早安排」。
消除私有制的呼聲 重創民營企業家信心
1月20日，大陸知名經濟學家、國際金融戰略專家向松祚再度發表驚人演講，認為中國2018年經濟下行的四大原因，其中最重要和最要命的原因是：去年出現了消除私有制的雜音，重創民營企業家的信心。
展望2019年，向松祚說，首要的問題就是民營企家業家的信心是否能恢復。他認為，可能有部份恢復，但世界上的事物是不可逆的，一旦杯子打破了就很難復原，如同兩個人談戀愛，一旦把心傷了， 就很難回到原來的狀態。
去年9月16日，多名「中國經濟50人論壇」學者也曾強烈批評中國經濟「國進民退」現狀，指民營企業生存困難。
四通控股董事長段永基批評道，中共當局「老把民營企業當忠義救國軍，就給番號，既不給糧草，也不給彈藥」。從他接觸的民營企業來看，「目前的感覺是形勢日趨嚴重、信心大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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