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未奪得政權前，為了欺騙裹脅廣大農民為其賣命打江山，便人為地煽動所謂「階級仇恨」，硬給農村合法擁有土地的人扣上一頂「地主」的帽子，更說人家合法擁有的土地是「剝削」農民而來，並承諾它若奪下政權便把這些土地和地主家的其它財產都拿來分給農民。
使農村中一幫遊手好閒、無能耐又想發財的流氓無產者，像著了魔一樣地跟著中共，殺人、放火、造反，明火執仗搶劫，搞所謂「土改」，喪盡天良地整人，害人。
結果 ，不但徹底摧毀消滅了中國農村中的精英——鄉紳階層，用粗俗的痞子文化取代了士紳文化，也把大量的民間財富搜刮一空。
其中90%以上都流入黨國官府手中，少數殘湯剩菜如衣被，農具，日用品等物，農民也分得了一些好處，尤其是農民按人分得了田土，還慎重其事地頒發了所謂「田契」（ 也就是土地所有證）給農民。
上面蓋有鮮紅的官印。並說「這田土就永遠歸你所有了，這是黨和毛主席的恩情啊」！許多農民真是感動得痛哭流涕，甚至高喊「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
但他們根本不知道，這是中共「欲取先予」的欺騙手段。結果還沒等農民高興完，農業合作化運動便接踵而至。
不過五、六年時間，全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化，其手段更加兇殘，不僅將土地、耕牛、農具等生產資料，甚至鍋盆碗盞都一下全收歸「集體」所有，實際上就是黨國所有了。
農民甚至在家生火做飯也不允許。一律到「公社食堂」 去吃一點少得可憐的「吊命飯」。甚麼「田契」，更是廢紙一張，農民變成了一無所有的農奴。
農民這時才如夢初醒，但一切都晚了。1959至1961年間，中國農民被活活餓死三千多萬，劉少奇也急得向毛澤東說「人相食，是要上書的啊」！
後來情況雖然一度有所緩和，解散了公社食堂，農民有了少量的自留地。但緊接著中共又在農村大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社教運動」和甚麼「農業學大寨」。
成天搞階級鬥爭，政治運動。連多養點家禽家畜都叫「走資本主義道路」 弄來批判鬥爭。農民沒有了生產積極性，幹農活便「磨洋工」。
結果人哄地皮，地哄肚皮，年年減產歉收。但官方不管你怎麼減產歉收，它要的公糧、統購、「八大提留」等一分也不能少。
如此一來，把這些苛捐雜稅全部上交以後，農民能分到手的那點糧食，等不到來年便已無糧斷炊了。這是當年農村中的普遍現象。而土地貧脊的山區則更是雪上加霜。
本文要說的就是四川省宜賓縣，鳳儀鄉一個叫許堰槽的地方。此地是不折不扣的窮山惡水。
當地民謠都唱道：「有女不嫁許堰槽，不是吃包穀，就是吃紅苕」。上世紀七十年代，一批所謂「知青」從城裏下放到此，當時此地屬鳳儀公社，鳳儀公社是屬於宜賓地區宜賓縣管轄下的一個公社，有數千農民。
鳳儀公社地處宜賓西部，一條條綿延的群山橫亙東西，公社革委會就座落在兩邊是高山的夾皮溝中。如果再往西幾公里，便是雲南的地界了。
隆冬季節，溝北面陡峭的斷頭山上看不到幾株成形的大樹，山腰和山頂間或有一些積雪和墨綠灌木夾雜其間。
南面的蓋頂山，滿眼全是一片黃絳色，一層一層環繞而上的豆沙土一眼望不到頂，一些殘留在窄而淺薄沙土上零落的乾玉米桿，在寒風中瑟瑟發抖。
據當地一位老農說，許堰槽的兩邊山上原來不是這樣，那時滿山都是青蔥翠綠的參天大樹，山上不時還有豹子出沒。
由於1958年全國總動員大辦鋼鐵，許堰成了宜賓縣大煉鋼鐵的第二個基地，把山上所有的樹都砍光了，所以才落得現在這個樣子。
而今河灘上都還擺著幾大堆當時煉鐵時留下的礦渣。隨著老農所指，東面無數個小山似的紅褐色礦渣歷歷在目，至少佔據了上百畝耕地，一片荒涼頹敗的景象。
當時上山下鄉落戶在此公社的幾十個知青分別插入各個生產小隊，和農民們一起同吃同住同勞動，感受著當地農民生活的勞苦和艱辛。
農民們勞累了一天，還要抽時間做自留地。從早到晚忙李忙外，一年到頭的辛苦。從生產隊分到的糧食，不到一年就吃完了。
由於缺乏油葷，更是饑餓難耐，青黃不接時，只好東挪西借想法填飽肚皮，實在想不出法的，只好挖野菜、刨蕨苔，千方百計弄吃的。
還有的農民在自留地上種蕉藕來充饑。在缺衣少食的日子李，一些幽默一點的農民私下自嘲地說：「這磨骨頭養腸子的日子哪天才能到頭哦？」
農民們苦不敢言，是因為那時講政治掛帥，誰也不敢亂說一句話。農民們還親眼看到公社的一位姓王的副社長，就是因為在批鬥會上呼錯了一句口號，便當即被架飛機（反縛雙手）來批鬥，至今還在受到監管。
由於許堰槽生產隊佔地總面積200多畝，其中水田有50多畝，可耕種旱地80多畝，每年總產量6萬斤左右。在全公社幾十個生產隊中數一數二。
因此，上級政府根據全隊總產量，規定該隊應上交公糧1萬多斤，上交統購糧7,000多斤。除交徵購外，如果當年社員每人平均分上了500斤帶殼糧，多餘的糧食就必須以遠低於市場的價格賣給糧站，這叫「餘糧」。
雖然農民們心裏不滿，十分反感，但還是沒有人敢公開反對。這樣一來，全生產隊就幾乎每家都會缺糧。為了吃飽肚子，生產隊隊委們鋌而走險。
隊長召集大家開社員大會，並壓低聲音對社員們說：「我們隊委會已開會商量決定，今年的糧食產量向公社革委會少報兩萬斤，不賣餘糧，然後把這兩萬斤按人頭、工份分給大家。如果哪個要去向公社革委會告密，我們全體社員就對他不起，叫他以後不好做人。這事，連我們隊上的兩位知青都積極支持。」
在當時這就叫「瞞產私分」，即少報糧食產量，從而少向當局賣所謂的「餘糧」。
本來農民自己生產的糧食，除了中共政府規定的所謂「公糧」必須無償地送給中共。這已經是野蠻地掠奪農民了。
但當局還不滿意，又巧立名目，規定農民還必須以遠低於市場的價格，賣一定數量的「餘糧」 給中共當局。其實哪是甚麼「餘糧」？完全是在農民的口中奪食。農民敢怒而不敢言。
這位隊長此舉就是以少報糧食產量從而少向中共賣糧，故曰「瞞產私分」，這在當時叫做「挖社會主義牆腳」的「犯罪行為」。會被判刑勞改的，全國這類事早已時有發生。
但農民為了活命，雖「明知山有虎」，也只好去鋌而走險。就這樣，那年生產隊每人都多分得200多斤糧食，暫時緩解了農戶的饑荒問題。
俗話說「天下沒有不透風的牆」，可能是由於生產隊少賣了糧食，或許是有人向公社幹部走漏了風聲，但好像也沒拿到確鑿的證據。
於是公社便派人到生產隊了解當年收成的情況，並專門安排一個幹部在隊上「蹲點」，所謂「蹲點」就是住在隊上進行調查。
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間，政治上有句風靡一時的流行語叫做：「階級鬥爭一抓就靈」。這位「蹲點」的公社幹部於是便來此處召開一場「訴苦大會」。
想用這種形式來啓發農民的所謂「階級覺悟」，從而揭出是否有人在「挖社會主義牆腳」，搞「瞞產私分」這類「破壞活動」。在當時又叫做抓「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於是所謂的「訴苦大會」終於開始。一天晚上，全生產隊的農民都被召集來圍坐在一間不足50平米的茅草公房裏。
靠土牆北面擺著一張方桌，桌上放著兩盞油燈。昏暗的燈光勉強能照滿整間土屋，空氣中彌漫著嗆人的煙氣，令人感到窒息。
蹲點幹部端坐上方，先是一番文化大革命政治形勢一派大好的報告，然後是一番要鬥私批修，先國家後私人的黨八股大道理。
隨後便動員大家要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並講了今晚進行憶苦思甜大會的重要性。
由於這個生產隊農民在劃階級成份時沒有被劃為大地主的，而僅有的兩個劃為小地主出租的農民都已在1960年大饑荒中餓死了，只留下一個後人，沒有符合被抓出來批鬥的物件，農民們之間也沒有多大的「血海深仇」。
但主持人為了讓訴苦大會開得有成效，便由隊長安排貧協主席最先發言訴苦。
這位貧協主席年近六十，折皺的臉上滿是花白的絡腮鬍。口裏啣著葉子煙桿，煙頭閃著絲絲亮點，緩緩地發出沙啞的聲音。
他說：「地主階級剝削我們，地主階級欺哄我們，在解放前確實有。你們年青人還不曉得，地主能把田地租給你，說明他還是相信你，是把你從頭看到腳的。有些狡猾的地主還不把田地租給不講信用，到時交不起租的貧下中農。只是在農忙時才請我們幫忙。
「當然，我們還不是要看啊，如果哪個地主對窮人兇，或太吝嗇，我們還不是就不幫他，叫他請不到一個人。記得有一次，許堰下槽的一家地主請我去幫他栽秧子，我們幾個幫工一早就下秧田，大概用了一袋煙功夫（約兩個小時左右）就把一大塊秧田的秧子全部扯上坎。
「這時狡猾的地主為了籠絡收買我們，喊我們幾個幫工燒煙了（即中途休息）。不一會兒，就叫他家人把豬兒粑（一種用糯米做成的食物）送到田頭，說是讓我們打腰火（中途加餐）。我們心裏明白，這個地主明說是讓我們幾個幫工打腰火，其目的還不是想要我們吃飽了肚子，好多給他幹活有力氣呀。」
這時，貧協主席頓了一下，突然提高了聲音頻率，「你們說，地主精明不精明？地主狡猾不狡猾？反革命修正主義份子劉少奇也好像說過，要吃小虧佔大便宜，看來地主階級和劉少奇真是一夥。」
貧協主席說到這裏，抬眼望了一下主持人，繼續保持高頻率的聲音：「我們被地主階級殘酷剝削了，我們有些人不但不覺得，還認為地主階級對我們好，這叫甚麼？這叫愚蠢！」（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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