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做到改變中共的行為，美國總統特朗普應該通過支持普通中國工人的利益來完成，施壓中共最脆弱的地方，同時也可以明確一點：中美雙方的爭執不是美國與中國人民的紛爭，而是美國與中共黨國在爭執。」大西洋（the Atlantic）網站編輯和國家評論（National Review）執行編輯薩拉姆（Reihan Salam）日前撰文說。
文章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有充足的理由批評中國（中共）姑息知識產權盜竊和各種貿易濫用行為，即使是特朗普最嚴厲的批評者、他們也認同這一點。有一些初步跡象表明，北京正在做出讓步保證，同意給美國公司市場准入以及保護知識產權。若沿著這條路，雙方哪怕達成面子協議，也不可能真正改變中國（中共）的行為。但現在的情況有了變化，黨國不會永遠獲勝。
哪怕最複雜的審查制度 終會被打破
在見證了阿拉伯之春——突尼斯街頭小販自焚事件引發的大規模抗議浪潮之後，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層選擇了對內加強輿論審查，同時鞏固最高領導人的地位。
2010年12月17日，突尼斯一個26歲的街頭小販默罕默德·布瓦吉吉與城管起了衝突，在攤子被砸、人被打後，不斷上訪無果後，選擇在政府大門前潑油自焚。這件事引發阿拉伯地區的民主運動，隨後幾乎波及所有阿拉伯國家。
為避免「阿拉伯之春」變成「中國之春」，中共利用網絡防火牆監控民眾。它們限制民眾在網絡上對政治敏感事件進行討論或發表觀點，制止民眾利用網絡傳播和平的政治異議。
薩拉姆表示，中共黨國長期以來都篤信一點，即使它對內加強網絡國家監控，黨國也可以從不斷發展的數字經濟中獲益。不過現在的情況有了變化，中國經濟增長放緩，金融詐騙讓中產階級投資者嚴重受挫、許多人因P2P借貸平台爆雷受重創，還有低技術農民工因低工資製造業從中國外遷到亞洲其它低成本地區，遭遇失業危機。
「這讓防火牆以及不讓批評的黨國，統統面臨考驗。」薩拉姆指出，為了避免潛在的政治危機，中共的社會媒體審查機構必須預測哪些事可能會引發反對潮，比如自發罷工的工人、校園裏的左派（馬、毛主義者），或者日益增多的民族主義訴求；它也可能來自大城市領薪水的職業人員，他們不得不繳納巨額的所得稅。
「或早或遲，即使是最複雜的審查制度也會被打敗，唯一的問題是甚麼時候會發生。」薩拉姆說。他認為，這也是為甚麼美國政策制定者應該對中國採取一項新的應對方法。
貿易戰根源 黨國與人民爭利 中飽私囊
文章說，從中美貿易戰爆發以來，中共特別熱衷於管制對中美貿易戰和中國痛苦反應的報道或評論，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了北京希望保留迴旋餘地的願望。換句話說，北京不希望看到中國民眾對美國關稅憤怒沸騰，那會讓中共對美國讓步變得更加困難。
而另一方面，有些中國公民正為特朗普的對華強硬路線歡呼，如民主活動家陳光誠近期在《華盛頓郵報》上所說：「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這似乎違反直覺——中國人要求更多的關稅，同時對中國遭受的經濟損失表示歡迎。大多數普通中國人的想法不像美國人這樣，他們普遍認為，關稅對共產黨的傷害遠遠超過普通民眾，因為黨操縱貿易支撐經濟的同時、也在中飽私囊。」
美國財經雜誌《巴倫周刊》（Barron』s）的馬修·克萊因（Matthew Klein）曾撰文分析中國社會現狀，「中國經濟的一個核心事實是中國工人只獲得了他們生產產品（獲利）的一小部份，因為那裏的稅收制度劫貧濟富（城市富人不受影響，但會吸食窮人），同時還有一套被操縱的金融體系以及剝奪工人討價還價能力的勞動力市場規則。」
克萊因認為，這種經濟模式的結果是「中國可能成為世界工廠，但中國人買不起他們生產的東西。反過來，外國人用中共政府從中國家庭偷來的錢購買中國商品。」（註：中國積累的大量外匯儲備都用來購買了外國國債，相當於給外國人錢反過來買中國產品。）
美國和其它民主國家市場的工人也被迫承擔後果，因為人為造成的低廉中國進口產品造成了國外失業和債務增加。
「從長遠來看，緩解中美之間緊張局勢的最可靠途徑是允許中國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工人保留更多的收入。」薩拉姆總結說，「雖然這不能保證雙邊貿易順差減少，但提高中國家庭消費幾乎肯定會增加中國的進口消費，包括從美國的進口。」
他表示，從增加中國工人收入角度上看，中國工人和美國工人的利益非但不矛盾、還完全一致；而中共黨國才是抑制家庭消費，並從中為黨員和有政治關係的工業家獲利、而不是中國人民提供大量資源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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