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伊始，北京《法制晚報》等四家報紙紛紛停刊，其背後原因令外界關注。專家分析中共新年大開殺戒停報的背後原因，主要是中共加緊輿論管控，有政治、經濟等多方面因素。
2018年12月31日，《北京晨報》首頁向讀者發出「北京晨報明起休刊」通知。《法制晚報》則早在12月1日就發佈公告，於2019年1月1日起休刊，稱「向新媒體領域進軍」。
在北京，2019年停刊的報業還有《京郊日報》、《北京文摘》。加上一年前，《京華時報》停刊，這令習慣傳統閱讀方式的受眾唏噓不已。「現在的每天北京本地的日報，應該只有《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和《新京報》了，而且都越來越薄了。」一位北京網友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停刊的報紙被指是「黨報集團下面的市場化報紙」。《法制晚報》為《北京青年報》旗下報紙，曾是北京發行量排前三的報紙。《北京晨報》也曾在創刊之初，廣告收入破億，3年後接近兩億。
2018年，北京被指成為報紙走向沒落的縮影。陸媒披露，去年初《渤海早報》《台州商報》《湘潭晚報》等十多家報紙休刊；去年下半年，又有《新疆都市報》《淮南晚報》《西部商報》等近20家報紙相繼停刊。遼瀋地區發行量最大的《華商晨報》也告停刊。
中共加緊言論管控
對於導致這些官媒停刊的原因，旅美政論家胡平接受本報採訪時表示，其實這些報紙本來都是官方媒體，原本所言都很注意與中共黨中央「保持一致」，但當中共中央進一步收縮言論管控，那他們能夠說話的空間大大縮小。
胡平指出，部份刊物的變動可能有經濟原因，部份就是因為該傳媒影響較大，讓官方不喜歡。
他以《法制晚報》作例，稱在法律界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就表現在司法上，而司法是最後一道屏障。「談法制的報紙，因為報紙總要登一些社會上不符合法制的現象，給出一定的批評，當局現在越收越縮，這種空間就越來越小。」
「所以哪怕你是官方的媒體，到頭來你也不討人喜歡，你又不敢登出真正有意思的報道或文章，而上級領導也對它不喜歡，總覺得你是個惹是非的，可能引起是非的東西，所以它們受到的打擊是最大的。」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在接受本報採訪時認為，傳媒倒閉潮有多種因素，但其中輿論控制現在非常厲害，所以它不需要那麼多傳媒，尤其是自由派的媒體。
石藏山指出，中宣部動不動就下個所謂的「精神」，辦報紙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稍微大一點的事情」，必須按照新華社通稿。而缺乏自由發揮的空間，令媒體經營更加困難。
石藏山還說，「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現在中共的理論宣傳、輿論政策『左轉』地非常厲害，所以中共黨內偏向自由派的一批人可能空間更小，因為他們以前是依靠自由討論和發一些灰色地帶和擦邊球來生存，現在這個全部卡死了以後，他們就沒有生存空間了。」
他強調，這跟中共現在的政策也有關係，「維護高層權威，媒體會進入一個非常難受的時代。」
傳媒業整體遭遇寒冬
石藏山認為除上述原因，因為網絡的衝擊，這兩、三年整個傳媒產業也非常糟糕。
他認為，「宣傳部門給錢當然是給機關報，像《北京日報》，不會撥款其它的地方。其它晨報、都市報、晚報基本都是要自負盈虧的。所以當然這批就全倒了。」」
《華商晨報》近日刊出宣佈停刊的頁面，總編劉慶在首頁寫下了最短的一篇文章，共12個字：「看見了，知道了，走過了，不說了。」
在劉慶寫的隨筆〈走吧，怕黑我們就不關燈了〉寫道，在他的面前曾經有上千人，這張辦了18年的報紙，曾創下過一天廣告四百多萬元的紀錄，年廣告收入近3億，最高時發行量50萬份。但連續3年的裁員，使得到現在裁員時還在工作的員工一個小會議室就坐滿了。
作者表示，不僅僅是紙媒遇到問題，傳媒業整體艱難，此不多言。而《華商晨報》則是因為「特殊原因」被迫修改定位，不能再用都市報的名字。因此晨報的關門不應歸入紙媒的寒冬裏死掉的那些報紙的名單裏。但「不管得了甚麼病，總之是死了。」
作者還說：「那些決策者們是不會有內疚感的，他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可嘆的是這一群還端著飯碗的人，眼睜睜地看著鍋被端走，連飯桌也被抬走。 」
去年9月，網媒《端傳媒》曾訪問了二十多位大陸傳媒人，他們口述了中共的全面審查時代下，中共審查和打壓媒體的鮮為人知的內幕。有時政期刊資深編輯表示：「現在做新聞，知道甚麼才是本質，但不能寫。要假裝不知道背後有大佬，就寫表面現象。」「過去媒體都是追求『猛料』，現在都是看到猛料繞著走。」
有資深編輯說，「現在最可怕的，是我們不知道『底線』在哪裏，底線到底有多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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