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伊始，北京《法制晚報》等四家報紙紛紛停刊，其背後原因令外界關注。專家分析中共新年大開殺戒停報的背後原因，主要是中共的加緊輿論管控，有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的因素。
2018年12月31日，《北京晨報》首頁向讀者發出「北京晨報明起休刊」的通知。《法制晚報》則早在12月1日就發佈公告，於2019年1月1日起休刊，稱「向新媒體領域進軍」。
在北京，2019年停刊的報業還有《京郊日報》、《北京文摘》。加上一年前，《京華時報》停刊，這令習慣了傳統閱讀方式的受眾唏噓不已。「現在的每天北京本地的日報，應該只有《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青年報》和《新京報》了，而且都越來越薄了。」一位北京網友說。
值得注意的是，這批停刊的報紙被指是「黨報集團下面的市場化報紙」。《法制晚報》為《北京青年報》旗下報紙，曾是北京發行量排前三的報紙。《北京晨報》也曾在創刊之初，廣告收入破億，3年後接近兩億。
2018年，北京被指成為報紙走向沒落的縮影。陸媒披露，去年初《渤海早報》《台州商報》《湘潭晚報》等十多家報紙休刊；去年下半年，又有《新疆都市報》《淮南晚報》《西部商報》等近20家報紙相繼停刊。遼瀋地區發行量最大的《華商晨報》也在2018年年末停刊。
中共加緊言論管控
對於導致這些官媒停刊的原因，旅美政論家胡平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其實這些報紙本來都是官方媒體，本來講的話、寫的東西都是很注意和中共黨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是當中共中央進一步收縮言論管控，那他們能夠說話的空間只能大大縮小。
胡平指出，這些官媒關門，有的可能是經濟原因，有的就是因為這個媒體影響比較大，讓官方不喜歡。
他舉例說，比如《法制晚報》，在法律界中國最嚴重的問題就表現在司法上，而司法是最後一道屏障。「談法制的報紙，因為報紙總要登一些社會上不符合法制的現象，給出一定的批評，當局現在越收越縮，這種空間就越來越小。」
「所以哪怕你是官方的媒體，到頭來你也不討人喜歡，你又不敢登出真正有意思的報道或文章，而上級領導也對它不喜歡，總覺得你是個惹是非的，可能引起是非的東西，所以它們受到的打擊是最大的。」
華府中國問題專家石藏山在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認為，媒體倒閉潮有多種因素，但其中輿論控制現在非常厲害，所以它不需要那麼多媒體，尤其是自由派的媒體。
石藏山指出，中宣部動不動就下個所謂的「精神」，辦報紙沒有任何自由的空間，稍微大一點的事情，必須按照新華社的通稿。而缺乏自由發揮的空間，令媒體的經營更加困難。
石藏山還說，「還有一個主要原因，就是現在中共的理論宣傳、輿論政策『左轉』地非常厲害，所以中共黨內偏向自由派的一批人可能空間更小，因為他們以前是依靠自由討論和發一些灰色地帶和擦邊球來生存，現在這個全部卡死了以後，他們就沒有生存空間了。」
他強調，這跟中共現在的政策也有關係，「維護高層權威，媒體會進入一個非常難受的時代。」
傳媒業整體遭遇寒冬
石藏山認為媒體關門除了上述原因之外，因為網絡的衝擊，這兩三年整個產業也非常糟糕。他說，「北京的動作如果放在一個大的背景裏看，這是一個趨勢，最近這二三年已經停了好多家報紙了，據說停了七八十家，包括都市報、晚報、晨報，辦不下去。」
他認為，「宣傳部門給錢當然是給機關報，像《北京日報》，不會撥款其它的地方。其它晨報、都市報、晚報基本都是要自負盈虧的。所以當然這批就全倒了。」」
華商晨報社社長、總編輯劉慶在日前的隨筆文章中也寫道，「不僅僅是紙媒遇到問題，傳媒業整體艱難」。對於「這張報紙消失的全過程」，「那些決策者們是不會有內疚感的，他們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正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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