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哐當」一聲巨響，我身後的一扇大鐵門關上了，我被幾個警察領著推著從一條水泥階梯走下去，走向大連市法院設在地下的看守所。頭上幽暗的燈光，把我們的身影照在牆壁上，就像幽魂在移動。
這時，我陡然想起但丁描寫地獄的名著《神曲》：地獄的大門上寫著一行大字：「來到這裏的人們，把你們的一切希望都扔掉吧！」是的，我已掉入了毛澤東製造的人間地獄，不會再有擺脫厄運的任何希望了。
1957年夏天，席捲全國的「反右鬥爭」，使中華民族三百萬（不止官方公布的55萬）知識精英遭到了殘酷的迫害，各地看守所、監獄人滿為患。
我所在的看守所幾個大監室都塞滿了人，我住的那個監室只二十多平米，塞進了五十多人，大家盤腿坐在三面靠牆的炕上，不准說話和走動，除了聽看守所人員訓話，就是被要求反省各自的「罪惡」。
每天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塊鹹蘿蔔，坐得腿痛，餓得發慌，我閉目沉思，幾個月來的遭遇像一幕幕電影在腦中放映：
這年春天，毛澤東的一次次講話和眾多文件，不斷號召人民「大鳴大放」，揭露黨的工作缺點和錯誤，説明黨整風。一再說「言者無罪，聞者足戒」，「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等煌煌諾言，使心懷疑慮的廣大知識份子逐漸大膽放言。
我作為大連黨報《旅大日報》文教部主任，每天跟隨市領導到各高校去參加鳴放座談會，沒有空閒參加本單位的鳴放會，只是在業餘時間與同事們聊天發表些意見。
我認為：人大是擺設，不為人民說話；黨不民主，不虛心接受各方的正確意見；黨不重視知識份子，只重視大老粗；肅反和思想改造運動傷害了不少知識份子的心。毛澤東和中共在未取得政權前不斷宣傳民主，反對蔣介石專制獨裁，為甚麼現在變了呢？……
十多天後風雲突變，廣大知識份子的鳴放意見，被稱為是「向黨猖狂進攻」，「言者無罪」的諾言變成「引蛇出洞」的「陽謀」，我的這些私下議論立即被人檢舉揭發，指責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於是大會鬥小會批，日夜不停，鋪天蓋地的大字報、漫畫，說我是「反革命的毒蛇魔鬼」，最後被定為「極右份子」而遭撤職，投入打掃廁所和大煉鋼鐵等勞動，1958 年的夏天，終遭逮捕。
我的妻子是中學老師，學校當局就逼她檢舉我的罪行。她不檢舉，就逼她講對黨不滿的意見，也想把她打成右派。她受不了逼供，憤而辭職，帶著3個子女逃回南方家鄉，從此我便妻離子散。
我在看守所被拘禁一個多月後，法院人員遞給我一張判決書，不容我聲辯，判我七年徒刑。這樣，我就成為大連第一勞改隊的一個囚犯，從事制磚勞動。
我們監室三十多個犯人，成天在烈日寒風中勞動，一幹就是十多個小時，彎腰曲背幹得腰酸腿痛手麻，精疲力竭，有時半夜裏下雨，警鈴一響，就得立刻起床奔赴工地搶蓋。如此強勞動，每天只吃兩頓，每頓一個窩窩頭，一小碗蔬菜，因而天天感到饑餓。
我們右派對中共以言判罪的惡毒手段無不心懷怨恨，刑事犯也對輕罪重判十分不滿。勞改當局為了強令犯人「認罪服法」，想出歪招，仿效社會上鳴放的辦法開展「交心運動」，企圖「引蛇出洞」，進行打擊。
每天晚間開「交心會」，大多數犯人早已領教了共產黨的陰謀陽謀，都不再上當，只談飯菜吃不飽，勞動吃不消之類生活小事。但也有一些膽大的人發表不認罪不服法的言論，於是交心會變成批鬥會。
有一位化學廠工程師對定他右派判罪不服，一再指責「共產黨不講理」，幾次批鬥仍不服，就把他的刑期從5年加到8年，他還是不服，不斷聲辯罵「共產黨是法西斯」，終於在一次公審大會上把他判處死刑槍決了。
還有一位海員，說他過去出差到日本時犯了一點過失，關進日本監獄，頓頓吃大米飯和魚，還不勞動，如今吃不飽還要幹重勞動，指責「共產黨不講人道」，幾經批鬥，他還是罵，就被綁在醫務室的鐵床上施用電刑，誣衊他有精神病……許多事實使我們認清所謂「勞動改造思想」完全是謊話。
改造思想只能用說理和辯論方式才會有效，中共用繁重的勞動和恐怖手段對待有不同意見者，這是專制政權的故伎，無非是使人們內心產生恐懼，從而不敢說話和反抗而已。
1959年夏，勞改隊召開大會，宣佈一批名單，說要遣送到內地去，全是政治犯和重刑犯。後來才知道，在台灣的蔣介石宣稱要「反攻大陸」，中共擔心我們會起來響應，才把我們送到遠離海岸的內地去。
在上火車的路上，我被勞動累壞的身體，實在拎不動兩隻大皮箱，不得不忍痛把一隻裝滿衣服的皮箱扔在路邊了。
我們一千多人被押上用來裝運牛豬等牲畜的悶罐車，全車廂只有一扇小窗用來透氣透光。第二天到錦州，再轉乘大卡車到錦州西面的另一個小煤礦勞改隊。
當我們列隊進入這個勞改隊時，不見一個人影，不聞一點人聲，一片死寂。大家很驚奇，終於在一個監房裏發現有20個瘦得只剩骨架的犯人躺在炕上，一個個說不動話，也沒有氣力行動，形同殭屍一般。
經再三打聽，這個原有1,200人的勞改大隊，已餓死1,180人，就只剩下這些等死的人了。剩下的這20個人，後來也在半個月內陸續死去了。
這個勞動隊的原有統統死光，一個不剩，使這個勞改隊在毛澤東的所有專政系統中，創造了虐殺犯人的最高紀錄，可與希特勒的奧斯威辛集中營媲美！這裏如此悲慘的情景，給我們精神上極大的打擊，意識到我們也將在這裏成為新鬼了。
事實正是如此。我們每月只有12斤口糧（每天四兩），根本吃不飽，卻強迫去抬石、抬土。不久我們這批新來的人開始以每天三、四人的頻率走向死亡。
屍體由身體較好的犯人抬上板車，拉到附近的一座荒山扔下餵給狼吃（大概也是因為沒有人有力氣天天去挖坑埋屍吧）。有時屍體扔下後忽然又動起來，好心的難友把他再拉回來，其實這人還能再活幾天呢？
在這塊荒無人煙的丘陵地上，茂密的野草叢中，無數屍體難以數計，或仰著或俯著或屈著，慘不忍睹。
在「毛澤東紅太陽」的照耀下，這裏陰風淒淒，白骨閃著刺眼的青光，空氣中彌漫著腐屍的惡臭，不時傳來鬼哭狼嚎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
還有些拉去不久的屍體，被狼撕咬得血肉模糊，肢體殘缺得不成人形，看了令人心酸。總之這裏悲慘可怖的情景，就像傳說中的十八層地獄，使人不寒而慄。毛澤東暴政使大量無辜人民遭受迫害死去，其罪行令人髮指！
我們每天生活在死亡的恐懼中，久而久之神經反而麻木了。早晨醒來，可能發現睡在左邊的難友停止了呼吸，明天早晨又可能發現睡在右邊的難友又不動彈了，誰都不知道後天自己會不會成為冤鬼！落在毛澤東的絞肉機裏，誰還有生的希望呢！
有些難友預感到自己快死了，乾脆把好衣服或被子拿給身體較好的難友換根香煙抽，免得白白死去。
在監房旁邊有兩間大房間，從地面到屋頂堆滿了鋪蓋卷，上面寫著主人的名字，它們都是冤鬼的遺物，等待家屬前來認領，可從未見到有人來領，又有誰敢來領呢？
「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濕聲啾啾」。儘管餓死的人越來越多，勞改當局完全不需為此擔心，因為各地政府源源不斷地把犯人輸送進來，每天三、五個十幾個從不間斷，就像開足了馬力的生產線。
我們好奇地問新來的犯人犯甚麼罪？有的說：「我餓得不行，罵共產黨不顧人民死活，就判了5年」；有的說：「我偷了公社食堂兩個窩窩頭，判了3年」；有一個十二、三歲的小犯人，他說：「我的父母都餓死了，我在筆記本上寫『我們要起來幹，不能等死』，被人檢舉就進來了。」
據他們說，當時遼寧省創造了名為「群眾審判」的所謂「先進經驗」——針對反抗暴政犯法的人越來越多，司法部門來不及審判和處理，為了「提高效率」，決定實行新辦法：鄉鎮縣各級召開群眾大會，要求群眾檢舉揭發「犯罪份子」，當場就把被檢舉人抓到會場台上，大會主持人簡單說明此人「罪行」後，問：「怎麼處理？」台下的黨員或積極份子就喊：判他勞改三年、五年！
主持人又問：大家同意嗎？台下的人三三兩兩舉手就算審判完成，既沒有被告和律師的申辯，也不需要任何證據，不經任何法律程式，一批批犯人就這樣製造出來了，勞改事業怎能不興旺發達？！這正是毛澤東「無法無天」殘害無辜人民倒行逆施的一個例證。
犯人們餓得沒有力氣幹活，勞改隊的生產任務難以完成，勞改當局想出了妙計：號召大家爭當「勞動模範」，給予減刑、假釋的獎勵。有些老實人就拼命地幹，甚至放棄休息，結果營養和體力消耗過快，還未評上「勞模」就先去見了閻王。
在蔣介石「反攻大陸」的叫聲中，中共當局認為政治犯和重刑犯是可能反叛的危險份子，於是我們幾百個人又被押上悶罐車，駛向離海岸更遠的地方——遼寧省北邊靠近內蒙的凌源縣勞改農場，從事種水稻、玉米、大豆等農業勞動。
無論在大連、錦州或凌源，我們親眼目睹到處風調雨順，沒有任何天災的跡象，可是各地農田卻千里荒蕪，雜草叢生，不見有耕作的農民。
大家心裏清楚：正是毛澤東一意孤行「高舉三面紅旗」的錯誤政策，才是全國糧荒，餓死大量老百姓的根本原因。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謊話。（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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