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篡奪政權後，立刻開始了血腥統治，使神州大地陷入了深重苦難。1950年代，中共甫建政就發起了「鎮反」和「土改」政治運動，殺害了原國民政府人員和各地地方仕紳，死亡人數保守估計超過240萬人。
195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份子活動的指示》，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約略同時，中共又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發動「土改運動」。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佈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半島，開始了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
利用韓戰 大力發動政治運動
韓戰開打，毛澤東認為，大力擴展鎮反運動的時機到了。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
因為大部份中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朝鮮戰場，正如劉少奇所說：「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認為，從這些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與其說是「鎮壓反革命」，不如說是中共要藉助韓戰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國內連根拔除所有可能的反對勢力，以鞏固政權。
鎮壓反革命 整肅國民政府人員
「鎮壓反革命」的主要對像是原國民政府的黨、政、公、教人員。1949年初，中共眼看內戰勝利在望，曾呼籲國民黨各級人員留守崗位，等候解放軍接管。中共承諾，許其繼續工作，以維持社會治安和民生安定。
當時全國各地有幾十萬人留了下來。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際，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國民黨留任人員稱為「國民黨殘餘勢力」、「反革命份子」，大力鎮壓了。
鎮壓的手段是「殺、關、管」三字，即處決一部份、判刑一部份、管制一部份。中共鎮壓的主要是國民政府中低階層，如縣長等公教人員。反之，高官可以作為「統戰樣本」，省主席、廳長等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某代表的名義，以引誘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員來歸。
中共這筆帳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廳長、主任委員之類高高在上，在基層沒有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基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這一階層非殺不可。
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立時槍殺。
按比例殺人 冤錯假案遍中原
鎮反運動中，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是「按比例殺人」。
1951年1月，毛澤東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份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在1951年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丁抒指出，事實上按照毛澤東「殺反革命」的計劃，農村計劃殺害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
1951年全國市鎮人口為6,632萬，鄉村人口為49,668萬。算起來城市加上鄉村共要殺53萬。實際上大大超過了這個數目。譬如僅1951年一年，成都市就殺了1,500多人，佔成都市60萬人口的千分之二點五，是計劃數的五倍。
丁抒強調，全國各地其實都像成都一樣，「超額完成」鎮壓反革命的任務。
不問是非 歷史經歷就是罪
但凡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公、教留用成員，無需從事任何「反革命活動」，個人的歷史經歷就是罪。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說：「許多地方，除去大批『起義投誠』人員之外，很難找到更多的打擊對像。因此，為了達到上級所要求的數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級幹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列入到『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81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字，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份子給殺掉了。」
如作家朱自清之子朱邁先早年加入共產黨，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加入國民黨軍隊，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背叛國民政府，之後在一所中學任教。然而，這樣一個對中共忠心耿耿的人，卻在鎮反運動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年僅33歲，身後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
再如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的絕大多數屬下均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2萬2千人。土改運動 消滅地方精英
再說土改運動，這是中共意在消滅傳統地方仕紳的一場政治運動。
當時共產黨內也有人認為租賃、僱工並不構成犯罪，主張和平分田。中共華南分局第一、第二書記葉劍英和方方，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份，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仕紳和知識份子也區別對待。
但他們被毛澤東叱為「和平土改」。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上去了，廣東還在爬。」他指著方方說：「土改右傾」，「降你一級。」另派華南分局第五書記陶鑄從廣西調到廣東，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鑄到任後，千萬戶地方精英家破人亡，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在土改政治運動中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如「濱江才子」楊芷江是江蘇鹽城、阜寧地區的詩詞名家。1940年中共新四軍開到鹽阜地區，多次與他交往、合作。土改時，共產黨內軍人幹部特給鹽阜地區的領導人寫信說「不要把楊芷江列為鬥爭對像」。但遲了一步，信到時楊已被處死。
再如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民政長、運河水利工程局局長的馬雋卿，將女兒許配給了周恩來的胞弟周恩住，並將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產黨來時，馬雋卿自持平素無惡跡，周恩來的生母又受他長期供養，便沒有逃離。但是，土改一開始他就是清算鬥爭對像。女兒被插上「地主馬雋卿女兒」的標籤，四出遊街。八十多歲的馬雋卿在烈日下挨鬥，很快丟了老命。
浙江海寧縣人許行彬，1906年加入同盟會，曾多次秘晤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後一度出任浙江省議員、財政廳秘書長，二十年代辭官歸故里從事實業。
1934年大旱，他帶頭開倉賑米接濟飢民，並對佃農田租全免、地租減半。抗戰時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為鄉人敬重。可是當地中共政府卻以「惡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建政初年即大開殺戒 中共現罪惡本質
一直以來都有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是好的，建政一開始也做得不錯，只是後來走偏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共從建政一開始就在不斷地欺騙與殺戮，只要在哪方面聽信了共產黨，就會付出小至身家，大至生命的代價。
從一開始這個政權手中就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只是建政初期中共統治實力尚不足，將打擊、迫害中國人的層面侷限在國民黨相關人員及各省地方精英，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不要四面出擊」，暫不鬥爭農村富農，只先整肅上述二類人，同時竭盡全力爭取和拉攏這小部份以外的大多數人口，「建立最寬廣的統一戰線」，使多數中國人都站到了中共政府的一邊，用最殘酷的方式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這等於是把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綑綁進了驚天的罪惡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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