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中共篡奪政權後,立刻開始了血腥統治,使神州大地陷入了深重苦難。1950年代,中共甫建政就發起了「鎮反」和「土改」政治運動,殺害了原國民政府人員和各地地方仕紳,死亡人數保守估計超過240萬人。

1950年7月,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嚴厲鎮壓反革命份子活動的指示》,開始「鎮壓反革命運動」。約略同時,中共又公佈《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發動「土改運動」。1950年10月8日,中共正式宣佈派遣軍隊進入朝鮮半島,開始了所謂的「抗美援朝」戰爭。

利用韓戰 大力發動政治運動

韓戰開打,毛澤東認為,大力擴展鎮反運動的時機到了。他對公安部長羅瑞卿說:「你們不要浪費了這個時機,鎮壓反革命恐怕只有這一次,以後就不會有了。千載難逢。」

因為大部份中國人的注意力都放在朝鮮戰場,正如劉少奇所說:「為抗美援朝的鑼鼓響起來,響得很厲害,土改的鑼鼓、鎮反的鑼鼓就不大聽見了,就好搞了。如果沒有抗美援朝的鑼鼓響得那麼厲害,那麼土改(和鎮反)的鑼鼓就不得了了。這裏打死一個地主,那裏也打了一個,到處鬧……很多事情不好辦。」

中國當代史研究學者,美國諾曼岱爾學院教授丁抒認為,從這些中共領導人的談話中可以看出,與其說是「鎮壓反革命」,不如說是中共要藉助韓戰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在國內連根拔除所有可能的反對勢力,以鞏固政權。

鎮壓反革命 整肅國民政府人員

「鎮壓反革命」的主要對像是原國民政府的黨、政、公、教人員。1949年初,中共眼看內戰勝利在望,曾呼籲國民黨各級人員留守崗位,等候解放軍接管。中共承諾,許其繼續工作,以維持社會治安和民生安定。

當時全國各地有幾十萬人留了下來。但到建政近一年之際,大局已定,他便把大批國民黨留任人員稱為「國民黨殘餘勢力」、「反革命份子」,大力鎮壓了。

鎮壓的手段是「殺、關、管」三字,即處決一部份、判刑一部份、管制一部份。中共鎮壓的主要是國民政府中低階層,如縣長等公教人員。反之,高官可以作為「統戰樣本」,省主席、廳長等落在中共手上不但不殺,反而給予一個「政協委員」或某代表的名義,以引誘在海外的國民黨大員來歸。

中共這筆帳算得很精,所有省主席、廳長、主任委員之類高高在上,在基層沒有實力,留著他們無害。反之,基層力量控制在縣長以下的區、鄉、保、甲長手上,所以對這一階層非殺不可。

有些軍公教人員已經被中共判過刑,三年、五年勞改,也都安份接受改造,此時不說任何理由,一律重審,立時槍殺。

按比例殺人 冤錯假案遍中原

鎮反運動中,中共令人毛骨悚然的罪行是「按比例殺人」。

1951年1月,毛澤東指示各地要「大殺幾批」,並且特別對大城市的殺人行動發出具體的指示說:「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來說,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巢穴,必須有計劃地佈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份子。」

第二天,1月22日,毛澤東對中共華南分局廣東省的負責人說:「你們已殺了三千七百多,這很好。再殺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殺八九千人為目標。」

在1951年2月,在毛澤東建議下,中共中央開會討論殺人比例問題,「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丁抒指出,事實上按照毛澤東「殺反革命」的計劃,農村計劃殺害人口的千分之一,城市千分之零點五。

1951年全國市鎮人口為6,632萬,鄉村人口為49,668萬。算起來城市加上鄉村共要殺53萬。實際上大大超過了這個數目。譬如僅1951年一年,成都市就殺了1,500多人,佔成都市60萬人口的千分之二點五,是計劃數的五倍。

丁抒強調,全國各地其實都像成都一樣,「超額完成」鎮壓反革命的任務。

不問是非 歷史經歷就是罪

但凡國民政府的黨、政、軍、公、教留用成員,無需從事任何「反革命活動」,個人的歷史經歷就是罪。中共黨史學者楊奎松說:「許多地方,除去大批『起義投誠』人員之外,很難找到更多的打擊對像。因此,為了達到上級所要求的數字比例,在一些地方,各級幹部不可避免地要把國民黨起義投誠人員,甚至包括曾受中共領導,但具有灰色掩護的地下武裝人員,列入到『殺』、『關』、『管』的名單之中。」

「貴州省國民黨統治末期的81個縣的縣長,無論是『起義、投誠』,還是被捕釋放,雖多半已得到處理,甚至已安排工作,這時卻因地方要湊夠處決人犯數字,而全部被當作反革命份子給殺掉了。」

如作家朱自清之子朱邁先早年加入共產黨,在國共內戰期間,他加入國民黨軍隊,策動桂北國民黨軍政人員背叛國民政府,之後在一所中學任教。然而,這樣一個對中共忠心耿耿的人,卻在鎮反運動中,以「匪特」罪被湖南新寧縣法庭判處死刑並立即執行,年僅33歲,身後留下了三個幼小的孩子。

再如國民黨的一些著名叛將,如傅作義等的絕大多數屬下均被鎮壓;因「起義、投誠」而參加中共軍隊者,其中被開除軍籍和判刑、勞改、管制的就有2萬2千人。土改運動 消滅地方精英

再說土改運動,這是中共意在消滅傳統地方仕紳的一場政治運動。

當時共產黨內也有人認為租賃、僱工並不構成犯罪,主張和平分田。中共華南分局第一、第二書記葉劍英和方方,對一般地主只分田、分浮財,不挖底財。對華僑、僑眷或兼營工商業的地主,僅沒收其出租的部份,不收其房屋家具。對開明仕紳和知識份子也區別對待。

但他們被毛澤東叱為「和平土改」。毛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廣東土改迷失方向。我要打快板,方方打慢板。全國三個烏龜,廣東、福建和廣西,現在福建、廣西上去了,廣東還在爬。」他指著方方說:「土改右傾」,「降你一級。」另派華南分局第五書記陶鑄從廣西調到廣東,接替方方,重搞土改。

陶鑄到任後,千萬戶地方精英家破人亡,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在土改政治運動中有一些著名的案例。如「濱江才子」楊芷江是江蘇鹽城、阜寧地區的詩詞名家。1940年中共新四軍開到鹽阜地區,多次與他交往、合作。土改時,共產黨內軍人幹部特給鹽阜地區的領導人寫信說「不要把楊芷江列為鬥爭對像」。但遲了一步,信到時楊已被處死。

再如民國初年做過江蘇省民政長、運河水利工程局局長的馬雋卿,將女兒許配給了周恩來的胞弟周恩住,並將周的生母接到自己家中供養了十多年。共產黨來時,馬雋卿自持平素無惡跡,周恩來的生母又受他長期供養,便沒有逃離。但是,土改一開始他就是清算鬥爭對像。女兒被插上「地主馬雋卿女兒」的標籤,四出遊街。八十多歲的馬雋卿在烈日下挨鬥,很快丟了老命。

浙江海寧縣人許行彬,1906年加入同盟會,曾多次秘晤孫中山。辛亥革命成功後一度出任浙江省議員、財政廳秘書長,二十年代辭官歸故里從事實業。

1934年大旱,他帶頭開倉賑米接濟飢民,並對佃農田租全免、地租減半。抗戰時他捐款抗日,整修海塘,素為鄉人敬重。可是當地中共政府卻以「惡霸地主」的罪名判了他二十年徒刑。

建政初年即大開殺戒 中共現罪惡本質

一直以來都有意見認為,中國共產黨政權的本質是好的,建政一開始也做得不錯,只是後來走偏了。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共從建政一開始就在不斷地欺騙與殺戮,只要在哪方面聽信了共產黨,就會付出小至身家,大至生命的代價。

從一開始這個政權手中就沾滿了中國人的鮮血,只是建政初期中共統治實力尚不足,將打擊、迫害中國人的層面侷限在國民黨相關人員及各省地方精英,用毛澤東的話來說,「不要四面出擊」,暫不鬥爭農村富農,只先整肅上述二類人,同時竭盡全力爭取和拉攏這小部份以外的大多數人口,「建立最寬廣的統一戰線」,使多數中國人都站到了中共政府的一邊,用最殘酷的方式打擊所謂的「階級敵人」。這等於是把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綑綁進了驚天的罪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