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下文為岳昕的公開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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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識或未曾相識的，最親愛的朋友：
一周以來，你們發的每一篇文章，微信、微博、知乎、Facebook上的每一條留言，我都已仔仔細細地看過，微信公眾號後台的留言成千上萬，我也在一條條一字字地看。同窗送來的麵包、梨、丑橘、菠蘿、藍莓與菠蘿蜜，很甜很甜；老師捎來問候的字條，「願你能繼續正常地做自己」，很暖很暖；每一篇存活期只有哪怕幾秒的文章，都一字千鈞。
一聲感謝，用在這裏，太輕太輕。
因為我知道，這樣的關心、幫助與支持，都意味著承擔本不應承擔的，風險與代價。
有同學轉發了《人民日報》就此事的評論文章，被父親要求強行刪帖，甚至關閉微信；
有工友分享了《我所認識的木田同學》，被人找去問「想幹啥，今後要做啥」，這位工友站出來表示，「他們越說我越發，你們說不讓發，我就偏發」；
李一鳴同學更是發起了聯名信，要求校方妥善彌補約談傷害，加強制度約束，充份保障同學的合法權益，完善約談制度的群眾監督與制約機制，截至今日已有近200名在校師生與校友聯署，為此，包括李一鳴同學在內的所有聯名師生校友，很可能同樣承擔著與我一樣的約談壓力⋯⋯
這幾天，我夢到朋友們因為發文章、簽聯名信、寫區塊鏈、貼大字報而被施壓，凌晨四點被驚醒，擔心是因為我才連累了這麼多朋友們。
我擔心朋友們，也擔心自己的家人，因為我太知道他們是怎樣擔心我；倘若我有甚麼閃失，他們的身心真的會垮掉。
除了擔心之外，我還感到憋屈。
感到憋屈，不是因為零零星星流言中的污名，那些都不堪一擊，清者自清；
而是因為，被迫沉默的日子裏，我不僅無法像以前一樣見朋友，無法向大家一一表達感謝，無法為真心關注的議題持續發聲，甚至在朋友圈裏看到勇敢抗爭的工友們，連個贊都不敢點；而且我知道，現在家人情緒的日趨緩和，也是以我完完全全禁言，「再也不參與類似的事情」為前提的。
決定寫這篇之前，我心裏也一直在鬥爭。我擔心這篇文章會像一顆定時炸彈，炸毀我本來漸趨平靜的家庭，讓4月23日所經歷的一切重演；我害怕我的家人真的會因此與我斷絕關係，甚至因此一病不起。
然而，現在，我依然深感有必要也有責任向大家交代，那天夜裏到底發生了甚麼，約談中學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與事實有出入，這一周以來我經歷了怎樣的心理鬥爭，為何決定繼續站出來。
一、那天夜裏到底發生了甚麼
深夜約談一開始，學院老師主要詢問的點，是我是否聯繫媒體，是否將學校的答覆外傳。
首先，學院老師聽說我正在聯繫媒體，但並無證據，於是反覆詢問我是否近期（4月20日之後）與媒體聯絡；母親稱我「一舉一動全在掌控之中」。在我否認後，學院老師又說：「我都不知道是你在撒謊還是有人在誣陷你。」我的母親則認為我是「不知天高地厚」，是「出於好心」，但因「單純」而被境外勢力利用了，「是可以挽救的」。
然後，學院老師懷疑，網上泄露的關於學校回覆內容的聊天截圖來自我，我表示「確實不是我發的」。學院老師又說，「沒人和我說是你發的，但是連你媽媽都覺得栽贓到你頭上是合情合理的事」；因為我的母親認為，「別的十個同學提交申請，別的人都沒聲了，只有你是唯一的一個需要經過院長、班主任、黨委書記、團委書記（走完回覆程序）的人，談完了你還拍照拿走。」
我之所以遭遇懷疑與質問，是因為4月20日學校回覆當天，我堅持將信息公開回覆函拿回。
學院老師在我母親面前，回憶了4月20日當天的情景：在我要求將回覆函拿回時，另一位領導老師說暫時替我保管，等我畢業後可隨時取。我則問領導老師，能否在自己提交畢業論文後，即5月11日之後給我。在領導老師答應後，我表示要和學校簽一個書面材料來確保此事。最後，領導老師將回覆函當場給了我。
回憶起領導老師給我回覆函時的態度，學院老師這樣說：「你不覺得她對你已經就完全沒有耐心、信任了嗎？」學院老師表示，她不能理解我為何要急著將回覆函拿到手，並覺得「五月十一號沒有任何意義」，五月十一號的時候，「XX（某歷史事件日期）還沒過呢」 。
聽完學院老師敘述事情經過後，我的母親非常生氣：「這一串的老師，這一串的學校領導，我就真的覺得，你太令我失望了。」我母親由此認為回覆函「是個雷」，「攥著個雷你怎麼能夠踏踏實實的呢？」 對於為何非要將回覆函拿到手，我表示：「因為這個東西就該是我的，就沒有甚麼其他的理由。」「拿到手裏我覺得這是程序有始有終的一個過程，反正我當時是這麼想的，現在我想想（我）也是這麼想的。」
學院老師表示，她之所以深夜來找我，是因為有新的情況：「如果沒有新的情況，老師犯得上來找你嗎？犯得上大半夜過來嗎？」但在我隨後試圖知道是何種情況時，學院老師卻說：「我都不知道是甚麼情況。」學院老師也拒絕透露「有情況」消息的來源，只說「有人想讓我知道」。
在詢問我是否將回覆函給過別人時，學院老師稱：「不知道別人找到了你甚麼東西，但肯定是有事。」可在我問到底是甚麼事時，她又說自己也不知道。
當我問及學院老師提到的「境外勢力」究竟是甚麼情況，表示「確實想知道得更詳細一點，這樣更詳細能讓我更相信這件事情的嚴重性」時，學院老師讓我就相信就好了，而不需要知道。
學院老師同時暗示，此事高層有定性，是「顛覆」，有定罪的可能：「這不是在學校違紀的事，人家想給你治個罪，都是叛國罪，都是分裂國家罪。」在此期間，我的母親一直沉默。而後，學院老師又表示，「但是只要跟任何甚麼媒體扯上關係，只要對北大造成甚麼不良的影響，怪不到別人頭上，只能怪到你頭上」，因為「你是唯一拿到這個東西的同學」。「唯一」這一點，後來被我的母親反覆提及。
同時，學院老師說，「今天晚上站在這兒的可以不是我，可以是北大的副校長、校長」，因為「你的這些所有的事，校長直接都知道」，以此表示事情的嚴重性。
對於後續的處理方法，學院老師認為，我應安穩地畢業，並建議我的「手機微信這段時間都不需要用了」，只需要聯繫聯繫我的家裏人就行了。她還以北大老師接受採訪需要徵得北大校方同意為例子，說明「你不要覺得你能寫點東西，在媒體上發表點甚麼聲，在你的個人公眾號上發表點甚麼，你就覺得這是你的自由。我給你講孩子，沒有甚麼是你真正的自由。」「對於你來講我覺得現在最好就是沒有自由。」
我的母親認為，學院老師的建議是唯一的出路：「就這一個路，你哪受傷了我都沒這著急，真的，你能體會我現在的心情嗎？」「如果再被別人繼續利用的話，你就完蛋了，家就完蛋了，我也完蛋了。」「前面的不說了，後面的剛才老師說的，唯一的辦法，只有這種方式封圈封微信封電話，和家裏電話聯繫就可以了，才有可能避免這個，特別遠離才是最保險。」她甚至表示，願意每天來接我放學，來換一個踏實。
我拒絕了這些要求，一再強調自己真的可以把握住；但面對母親不想過提心吊膽日子的請求，我回答道：「我理解這個意思，每個人都不想過這樣的日子。」繼而，為了讓母親放心，我表示可以每天與母親保持微信、電話聯繫，每天匯報論文進度，甚至「直播看我寫論文」；但我的母親認為，我這樣的態度表示根本沒有理解她，學院老師也認為，我沒有認識到事情的嚴重性。
談話進行到後期，學院老師和我的母親發現我正在錄音，便要求我將手機交出。遭到我堅決拒絕後，我的母親情緒激動。爭執到一半，學院老師便走了。隨後，我和母親就是否刪除錄音等相關資料發生激烈爭吵。最後在同樓層同學的勸說下，我被母親帶出了寢室樓。
以上材料來源於我的回憶，對真實性負責。
二、學院在哪些方面的表述與事實有出入
4月19日晚間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只有兩位同學要求走完信息公開全過程，以此勸阻我不要走完4月20日周五的信息公開回覆過程。實際上，一開始到場交表的同學共有8位；其中據不完全了解，至少有7位同學都要求走完全過程，且確實前往各自院系的辦公樓，走完了信息公開的全過程。
4月23日凌晨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我是唯一拿到了回覆函原件的同學；「唯一」這一點，後來被我的母親反複提及，以至於「想想腦袋就大」。實際上，另一位法學院同學同樣拿到了回覆函原件，且拿到原件的過程更為順利。
4月23日凌晨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有「新的情況」，「境外勢力」，高層有定性，是「顛覆」。實際上，具體問及時，學院老師卻表示 「我都不知道是甚麼情況」，「有人想讓我知道」，「你就相信就好了，你不需要知道」，不願或無法給出證據；而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如何聆聽「年輕的聲音」》，將此事定義為溝通中的方式方法問題，即高層否認了此事「顛覆」的定性。
4月23日凌晨的約談中，學院老師稱，我在約談現場錄音是「違法的」，所以要求我「打開手機刪掉這條錄音也是合情合理的」。實際上，我翻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所有法條，也未找出一條佐證我的單方面錄音行為涉嫌違法的依據；我在那種場合下，只能選擇通過錄音保存證據，以維護我的合法權益。
三、這一周以來的心理鬥爭
我所認識的學院老師本人，也是學日語的喜歡貓咪的大姐姐。她一開始也希望能柔性地處理問題，和我做朋友；之前的約談中，還請我在勺園西餐廳吃過飯，和我坦誠地聊過她自己的家庭背景、成長經歷，喜歡讀的《北京法源寺》。然而，她也很可能是有難言之隱，才有了那天晚上的事。
我可以理解，換做其他老師，在這種環境下，也很可能採取類似的舉措。所以，我們要的是更完善的機制，而非怪罪一個具體執行工作的人。
這也是為甚麼我一直想發聲明，感謝一直關心我的朋友，表達自己對機制的看法。
怕家人擔心，我提前跟家人打了招呼，說自己要發一份聲明。大家所看到的那版聲明大片留白的地方，本來都是有字的。
完整版的聲明是這樣：
感謝每一位關心幫助我的朋友，向大家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目前我已回到學校。
值此關頭，我們更需保持冷靜理性，團結一致，繼續促進信息公開機制、反性騷擾性侵害機制、約談機制的完善，從實體和程序層面保障學生的基本權利。
這是我一開始的本意，也是為了讓我們所有人看到：
參與校園事務時把事情拿到明處來，打開天窗說亮話，不是為了把幾位同學、幾位輔導員推向風口浪尖，而是為了能夠在制度上促進事情的真正解決；
越來越多的同學直面被約談的壓力站出來，不是為了自己被讚美被抬高，而是為了自己的基本權利不被侵犯，為了更多同學參與校園事務的積極性不被打壓。
我們都是種子，戮力同心，總有破壁新芽開花時。
4月25日周三晚，三位家人在宿舍樓門口攔我，要求我在聲明中只留兩句話：「我已回學校上課了，謝謝大家」，因為「這都是為你好」。我跟家人說，理解家人來是想「對我好」，但家人和我心中的「對我好」是不完全一樣的；我會在聲明的重點內容上與家人核對確認屬實，但具體字斟句酌，以及最後決定發不發、怎樣發，一定是我自己的權利。
家人以病危與斷絕關係相逼我不要發後面的東西：「你現在答不答應只說這兩句，其它都不說？你答應我也走，不答應我也走，但這是兩個走；你答應我能踏踏實實睡個好覺，你不答應我都不知道走到哪兒，可能就直接躺倒在醫院裏，也可能就死路一條。」
我怕家人真的身體有閃失，但又不想給大家我已完全沒事、在壓力面前選擇屈服的虛假印象，所以在最後的手寫版聲明中大片留白。
如前所述，一開始，學院對事實的部份曲解和對消極影響的誇大，激化了我母親的情緒；可發展到現在，校方淡化所有事情，不公開當面回應我公開信中的訴求。然而，所有與此事相關的文章都被刪得一乾二淨，我這邊很多矛盾都被化為家庭內部矛盾，家庭關係迫使我沉默。
那天晚上，面對辛辛苦苦趕來的家人，我心如刀割。
這幾天，我一直在想，我要怎樣講出上面這些話，講出這些後，可能面臨的最壞的壓力是甚麼。
儘管我早就明白家庭是私有制的產物，我依然會因為做這些事可能會連累家人而責備自己；我依然會害怕，家人的身體真的會因為我而垮掉。 我也一直在想，這樣的壓力，應該被如何面對。
2018年初，我曾寫過，何謂「用你心裏最美好的東西來控制你」，「其中就包括對家人的愛與愧疚」。經歷過家庭變故，我更加知道：愧對家人的罪疚感，有多容易把人從應然的道路上拉走。
2013年，父親突然離世的第二天，我曾在日記裏這樣寫道：
「如果⋯⋯轉向？設想自己從此做個最顧家的普通人，之前想的都不想了，選個自己還算喜歡的專業和清閒的安穩的工作，過與世無爭的生活？我不知道。」
2016年，我這樣回望三年前的悲痛與掙扎：
「甚至，（父親去世後）有那麼兩天我突然想，如果我轉向，不要再想去當記者，安安穩穩地大學畢業，找一份安安穩穩的工作然後安安穩穩地過一生，這樣或許能讓我媽放心些。幸好我同父異母的姐姐找我談心，講了一些如今看來一下就想通的道理，告訴我無論如何還是不要用理想換一份妥協。」
而現在，我這樣想：
與世上那麼多勞動者家庭的不公與苦難相比，我和我家庭的苦難是多麼微不足道；
與階級矛盾「既得利益者」的罪疚相比，我面對家人的罪疚又應當是多麼輕。
所以，哪敢與世無爭，分明是這個世界逼著人去爭！
儘管，不得不承認的是，我的家人，尤其是我的母親，為此做了多麼大的犧牲；
「您最想最想要的東西，女兒不能給您。」
四、為何決定繼續站出來
平心而論，我現在繼續發聲的理由，和剛開始相比，也有了變化。
剛開始發佈公開信，最直接的原因確實是我自己和家人受到了衝擊，所以可能想的更多是維護自己的權益，讓校方說清真相，修復自己和家人的關係。但後來很快我就發現，如果僅僅是為了自己和家人，我早就可以退縮妥協了。
固然，我聽說，有校領導在某院系座談會上說我性格不好，說我因為家庭變故心理有問題；但我知道，身正不怕影子斜，倘若果然有人這樣想，大可真名實姓，坦坦蕩蕩地說出來。
現在，如果我就此不再發聲，不再關心「類似的與維權有關的事情」，學院老師很可能也不會再來找我，家人對我的態度也會回歸正常，我將重新得以享受一個北京中產家庭的幸福與溫馨——像初夏山楂花圓鼓鼓的白花瓣一樣的溫馨。
然而，倘若果然如此，信息公開機制、反性騷擾性侵害機制、約談機制的公開完善將更不易被提起；即使有了所謂的機制，也很可能是閉門會議的產物，普通學生若想維護參與其制定、管理與監督的權利，依舊難上加難。
我不能讓我的學弟學妹們僅僅為了爭取完全合法的權利，依然這麼憋屈；
我不能讓下一個高岩到了生命盡頭，依然被迫忍氣吞聲。
4月24日周二，我稍微冷靜些，就一直在想：我只是個普通人，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絕不是甚麼「勇士」、「英雄」；如果我被當成「勇士」、「英雄」的話，只能說這個時代這個制度有太多的不正常不合理之處。
同時，我也在反思：正如此前在《自述》中寫到的一樣，我因為是北大的學生，僅僅做了一件普通的事情，就意外獲得了這麼多的注意力資源，與此同時，正在抗爭的工友們，獲得的注意力資源卻很少很少；如果我不能和工友們站在一起，無疑是對本應屬於工友們的注意力資源的盜竊。
那天，我在日記中寫道：「要更加珍惜現在的一切，為更多難以說話的人說話。」
我希望，我有能力去保護更多人，幫助更多人，而非相反。
我看到塵肺病，看到工傷，看到塔吊工友的抗爭。
4月27日周五，我走在路上，看到午後酷熱的天氣裏，躺在橋底蜷縮著的工友。
4月25日周三，晚上吃完飯，一位工友走過來坐到我旁邊，她說，自己只能偷偷坐在這裏休息，因為這裏沒有攝像頭，不然本來她們都是不讓休息的。
勞動節就要到了；很多勞動者想要休息，都那麼那麼難。
看到工友們，和工友們站在一起，更促使我鼓起勇氣：相比被欠工薪、超時加班、沒有假期、傷病纏身、衣食無著的境況，我自己所面臨的處境與壓力並沒有那麼可怕，我也更沒有軟弱和退縮的理由；也只有我們繼續鼓起勇氣站出來，爭取一個更好的制度，才能保障更多同學們工友們站出來行使合法權利時，不至於受到那麼慘重的打擊。
從4月23日至今，我的微信公眾號「木田無花」共收到讚賞1774元，扣除1%服務費後，到手1756.26元。我謹代諸位友人，將讚賞款項全數交給正在抗爭中的塵肺病工友；儘管實屬杯水車薪。
今後，我也將一如既往，與天下的勞動者站在一起。
最後，身為北大人，還是要講老生常談的話題：今天怎樣愛北大；北大精神是甚麼。
一周前被深夜約談時，我被問過兩次：「你想要北大不好嗎？」
我回答：我要是想要北大不好，就不管北大了；北大出甚麼事我都不管，就自己管自己的事了。
愛北大不複雜，就是去管北大的事；北大精神也很簡單，就是突破社會冷感與原子化處境，為最被壓迫也最有力量的群體積極發聲、認真爭取的精神。
這樣的愛，這樣的精神，也絕不應僅僅屬於北大，屬於北大人。
木・田
2018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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