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學家錢學森因為從美國回到中國，幫助中共開發火箭，而被中共封為「愛國科學家」。但是在他去世十年之後，《科學》雜誌卻指他是中共大規模監控公民系統的祖師爺。這是怎麼一回事呢？
《科學》雜誌報道說，在錢學森的早期生涯中，他曾研究系統工程。這是一個跨學科領域，研究所有物理和社會系統的共同特性，然後使用這個知識來施加控制。通過繪製某個系統的動力學和約束條件，包括反饋迴路，系統理論學家學習如何介入和影響結果。自從該學科在50年代建立以來，它被應用到生物學、交通基礎設施等領域。
在西方，系統工程的鼎盛時期已經過去。但是在中國，該學科卻深深融入到國家規劃當中。武漢市準備在今年八月舉行控制學和系統工程國際會議。它將聚焦於自動交通和「社會和人類系統的控制分析」。系統工程師涉足廣泛項目，包括水電大壩和中共的社會信用體系。在社會信用體系當中，中共使用大數據追蹤公民的行為。
中國航天社會系統工程實驗室主任、中國航天系統科學與工程研究院院長薛惠鋒告訴《科學》，系統理論「不僅僅用於解決自然科學問題，社會科學問題和工程技術問題，而且用於解決治理問題」。
該領域受到中共當局的重視。中共黨校幹部被要求學習該學科。中共意欲將系統工程運用到維持社會穩定等挑戰當中。荷蘭萊頓大學中國法律學者克利莫斯（Rogier Creemers）說，中共政府的目標是「不僅了解現實和預測現實，而且要控制現實」。
隨著系統工程學受到中共最高層的吹捧，錢學森被捧上神壇。中共推出有關他的傳記、電視片和座談會。在九十年代，中共政府甚至掀起「學習錢學森」的運動。
但是錢學森開創的系統工程品牌最近受到國內外學者的批判。他們認為，在系統模型的影響下，人們的日常生活受到損害。而且該學科將國家權力凌駕於一切之上。
西方試驗失敗 但是中共繼續熱捧
美國太空總署噴氣推進實驗室（也就是錢學森曾經工作過的地方）曾經試圖將系統工程運用到加州中小學教育當中，但是嘗試失敗了。原因是，現實生活是複雜的，存在大量的變量，但是系統工程卻試圖將其簡化成理性分析。
但是在中國，中共追捧「科學家可以將社會活動模型化」的概念，以利它們的中央規劃。中共依賴系統科學家做決策的一個例子是：在70年代末，錢學森的學生、導彈學家宋健領導一個團隊，通過電腦計算預測中國人口到2080年將達到40億。這成為中共實施計劃生育的又一個依據。
最近，中共系統科學家參與設計數字化監控系統也引發外界質疑科學家以損害公眾為代價幫助政府。拿中國的「智能城市」為例。中共政府宣稱在數百個城市安裝了傳感器，收集包括城市服務和犯罪在內的數據。中共領導人在「十九大」上說，智能城市「將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跟實體經濟深度融合」。
薛惠鋒告訴《科學》，建立智能城市，還有維持社會穩定的目的。倫敦國際戰略研究所顧問霍夫曼（Samantha Hoffman）說，智能城市計劃跟中共建立數字監控基礎設施的長期努力有關，是為了社會控制。智能城市計劃起源於九十年代的系統工程項目，後者旨在將城市劃分為網格，便於監控。
伴隨著智能城市計劃的還有另外一個系統工程——中共社會信用體系。在2014年，中共國務院出台一個計劃：編纂個人、政府官員和公司的數據，到2020年形成全國追蹤系統。其目標是影響公民行為。一些城市在試點這個計劃。在這個體系當中，個人在網上「傳播謠言」可能被扣分。分數差的人可能最終被禁止旅行和被拒絕給予社會服務。
公民自由團體指控這個系統將深化公民監控。香港人權觀察研究員王瑪雅說，社會信用體系旨在「進一步收緊社會控制網絡」。
一個更柔軟的系統工程
在系統工程的社會試驗在西方失敗之後，研究者們開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在1981年，英國蘭卡斯特大學教授切克蘭德（Peter Checkland）呼籲建立「軟性」系統科學。這種系統科學重視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在切克蘭德看來，專家存在的目的不是強加自己的價值觀，而是要向問題的參與者學習。比如，在研究人口政策的時候，應該聽取受該政策影響的人群的意見；在研究三峽大壩可行性的時候，應該聽取受大壩影響的人群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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